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注重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重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和整治效果，认为文化意识形态就是以后总动态的实践过程，主张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
(一)紧密结合政治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逐渐进入了“丰裕社会”,社会现实与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预测以及阶级斗争的预言未能如实呈现，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阶段性发展后逐渐落入低潮期。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几近停滞。因此，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理论危机，重启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必须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反思了自身的政治使命，试图通过充分发挥其文化政治批判功能以期寻求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与现实变革的具体实践路径。他们认为，应该在深入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来启发社会大众的政治热情，塑造新型革命主体来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以此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展现其独特的政治意识及其价值。
伊格尔顿也延循这样的思路来构筑其文化批判思想，他认为，文学一开始就是政治问题，批评始于政治，始终以政治为灵魂。批评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卸下政治包袱，因为它天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批评理论的真正生命力在于紧密结合政治实践，为实践带来不同的格局。而这一点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激进批评理论的致命缺陷，也是伊格尔顿批评理论力图弥补的地方。
他始终坚持，批评理论的真正生命在于紧密结合政治实践，是理论思辨在政治实践中的真正表现，认为所谓的“政治性”是一种历史的、内在生成的概念，无论任何形式和时代局限。而他所宣称的政治批评，并不是把政治作为一种分析性的视角与方法，而是把政治作为“文学性”的关切所在。
首先，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始于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政治是一项公共事业，是值得献身的高尚事业，修辞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强调了修辞的政治性，“修辞学是论辩术的分歧，也是伦理学的分歧，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由于这个缘故，修辞术貌似政治学”①。修辞是批评的根本属性之一，以社会政治效果为标准，使批评行为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物质力量的话语实践形式。这表明最初的文学批评即是为了使政治主题突出，政治诚意更加强烈，“修辞立其诚”,这就是强调政治实用性的古代批评观。
其次，他从研究文学入手来引出他对批判理论的解释，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导言即提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在英国，经验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词，通过追述英国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来表明文学、文学理论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与意识形态有关，而那种意识形态又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发生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其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这使得它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以此为出发点，伊格尔顿分别从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角度叙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独特语境下的主要文学理论。证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②。
与此同时，伊格尔顿还分析了文化行动与政治行动紧密结合的几个方面：妇女运动、文化工业、工人阶级创作运动，从而得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①的结论。
最后，他将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强调了文化和文化批判的政治性因素。政治性是批评的集中表现，并不是将批评与政治划清界限，或者让批评成为消解政治的武器，因为政治就是“将社会生活整个地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②。批评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政治是批评的主要诉求，伊格尔顿并不认为有所谓的“非政治批评”存在。在他看来，“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③。当代批评的功能就是政治批判，“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确定地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④。
兴起于19世纪的将批评专业化和学院化的左派批评家，以及在后现代批评中再度突出的非政治化和泛政治化(泛政治化其实也是非政治化形式的一种)的质疑严重地削弱了批评的政治性，这一潮流的实际效果不是冲击资本主义，而是为资本主义发展阵地。无功利性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左派批评家和后现代主义者应该识破真相，走出象牙塔，开始自觉地追求批评的政治目标，为改造社会实践服务。关于以上论证批评的政治属性，伊格尔顿认为反对批评具有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抱定无功利性的基本立场本身就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
如果说批评是沿着无功利自治的方向在发展，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用维护文学或文化的超然地位的方式来实现在动**的社会里维护现有权力的关系的目的。批评始于政治，始终以政治为灵魂，因为“欧洲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国家的特权中诞生的”①。批评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制度。作为价值判断活动的批评，首先应当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意识形态是人们用以体验和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价值和情感系统，所以批评不可能脱离政治。
同时，伊格尔顿指出，虽然文化批评与政治批判密不可分，但是文化批判思想同样也离不开现实生活，甚至政治因素也包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文化批判必须重视社会生活方式。
(二)重视社会生活方式
在第一章中讲到，伊格尔顿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萨尔福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具有一定的初步社会主义思想，这无疑使他早年深受影响，开始注意大众的社会生活。伊格尔顿21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师从当时“文化研究”学派创始人雷蒙德·威廉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中表现出的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批判、对大众文化力量的期待、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关联对伊格尔顿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摒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研究文化的方式，力图从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反对利维斯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使人“高贵化”的立场，打破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超越了那种把文化立于生活之上抽象的生活观念，进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伊格尔顿严厉地批评了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人道主义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但实际上却还是为资本主义作辩护，当然这种辩护不是直接的形式，因此，伊格尔顿指出，所谓的自由人道主义“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①。
威廉斯将文化概念根植于英国社会特殊性的背景之中，“文化即生活”的观点力图将文化观念从狭隘枯竭的精英主义手中夺回来，而赋予文化一词更多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伊格尔顿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拉近了文化与政治的距离，认为政治不应当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不是政客手中的工具，而是将它们组成一体，形成一定运作方式的依据，涉及并涵盖人整体的现实存在。
20世纪“有机论”的代表人物是利维斯和艾略特，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理性与情感、语言与思想的高度统一，最理想的作品甚至不是通过语言准确地把握思想，而是同时“感觉到”语言和思想，最高境界就在于用极度浪漫的幻想来达到感悟，所以他们竭力推崇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奇喻”手法。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伊格尔顿着力论证文化是一种基础，不再单纯地是一种文本式的概念，不仅是反映社会实践，而是使社会实践合法化、理想化并获得其形而上的支持，文化将逐渐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武器，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统治的理论武器，它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
伊格尔顿创造性地使用“文化生产”这个概念，以加强文化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意义，“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之一，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与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关系和联系，主要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在生产方式这个统一体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经常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会表现为相应结构的生产关系。反过来说，生产关系是顺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产生、存在、调整、加强或变革的。伊格尔顿把“文化”与“生产方式”链接在一起，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入手考察，说明文化既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通过界定“文化生产”,他把艺术牢牢置于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坚持了唯物主义批评的根本立场，强调文化生产是一种社会实践。作为精神和价值的文化不可能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而是最终决定于作为社会根本结构的一般生产方式，同时也表明“文化生产”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和生成的物质过程，最关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的文化实践过程。
他高扬文化的创造性而又不放弃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将文化视为与经济、政治等平行决定社会发展的物质性社会构成成分，从而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和功能，通过强调语言、文学等各种文化符码形式的物质化生产和再生产，解释了文化在社会生产方式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文化”成了高高漂浮在物质之上但企图调和、凝聚、指引和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指数和理想价值，因此造成文化的分裂。要解决这种危机必须把作为社会意义总体的文化置于作为社会根本结构的生产方式之中，也就是说，解决文化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彻底改造所有权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实践。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种理想的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更自由”①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少数几个精英人物设计好交给大众去执行的“文明”,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不断创造和重新界定的集体实践。“文化”即“人化”,它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使之人性化和社会化的历史过程。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价值与现实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表现出对“人”的充分重视和关怀，它将使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分裂和冲突状态亦即危机之中的文化真正统一起来。
(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与知识分子使命相结合
伊格尔顿认为要将文化的诸层面重新统一起来，除非来一场扭转乾坤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理想中的批评取向是“革命批评”,它也是社会主义批评的同义词。“革命”首先表明该批评立场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批评”充分地考察了批评的功能和属性，是在自觉发挥批评政治性、修辞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有明确功能规定的批评立场，是最能够充分发挥批评作用的一种批评方法。也可以说，“革命批评”突出并规定了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当前目标，同时这种界定不仅是一种道德动机，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判定。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发现社会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革命批评家必然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与伊格尔顿一贯宣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不谋而合。
“革命批评”的政治目的在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一种更美好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每个人能平等地参与政治，既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实现社会顺利发展最有效的途径。伊格尔顿认为，充分地分享政治生活就是一种美德，是人们实现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所以政治的介入是对自由的追求、对身体的解放、对民主的向往，是在哈贝马斯所提到的“公共领域”里与专横跋扈地压抑人性的政治相抗衡。
批评真正的使命在于使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让每个人都在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开放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参与到文化实践中来。“革命”就是破坏、摧毁、拆除、扫**，批评是摧毁偶像的批评，但是“摧毁”也绝对不是一维单向的破坏，而是必然包含与“建设”相伴随的创造性活动。摧毁带来建设，革命创造历史，革命批评必须牢牢把握每一个重要的政治时机，不能局限地满足于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作合理的解释，而且还要激发读者去思考当前的政治处境，让读者阶级即群众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所以“革命批评”其实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文化政治分析。
出于政治目标压倒一切的考虑，“革命批评”绝对不会有任何方法论上的限制，必须实行最彻底、最开放、最自由的策略，即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意图和开放灵活的策略选择，“革命批评”拒绝一切程式化、机械化的教条，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批评路线。①
对于“革命批评”,我们必须有着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运用无限灵活的批评手段，达到摧毁与建设的双重效果，使得“革命批评”成为一种真正具有文化实践和创新力量的话语。参照当前的社会形势，基于批评与政治的联系已经出现良好的势头，伊格尔顿对“革命批评”的前途持有乐观的态度。
与威廉斯试图将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关联起来走向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相比较，伊格尔顿更倾向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改造现实秩序的政治要求，社会主义无疑是对珍贵的自由人本主义遗产的扬弃，其批评理论的动机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阶级构成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问题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一方面增加了批判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批判的角度，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去批判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形式。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英国的新左派，“由于新左派的出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社会主义，它能够使激进的选择得到普及，并鼓励英国左派内的争论，以便组织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②。在这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可以说是深刻地体现了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其理论批判的效果存在问题，即形式方面批判的有些过度，而在内容方面的批判则不够，出现了过犹不及的效果。
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理解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并且在微观层面上把握意识形态的功能及其表现形式。这样才能科学地说明意识形态的本质，进而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寻找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和力量，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进步。
当代资本主义的渐进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其的传统认知，遮蔽了资本剥削的实质内涵，消解了人民大众的反抗意识，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与非正义性，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并发挥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效力，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批判，批判什么。
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背后的精神动力，其表面标榜自由民主，实质却是自私自利的精神理念，既忽视人类存在的具体价值，又消弭人类的主体性，它遵从资本剥削的逻辑，严重有悖于人类的理想。霍布斯鲍姆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个人主义由于不完善而不会永久存在，“一个声称只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世界不是一个完善的世界、而且必然不会维持长久的世界”。麦金泰尔则揭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反道德性，证实了美德传统与个人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理念不但不完善，而且具有反道德性，“因此一个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世界是不完善的，也不会长久存在”。个人主义与资本逻辑和市场秩序具有内在一致性，它更加关注个人的抽象权利，反对社会大众活生生的现实需求，现实中的个人没有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存在，反倒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属品，从而完全丧失了自身的自由与尊严。
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是一种经济上的骗局，而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乃是一种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被操纵的、欺骗的交往方式”①。资本主义宣扬的个人主义的独立性、市场秩序的自由性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仅仅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假表象，背后恰恰是**裸的欺骗、剥削、压迫人民大众的资本本质。这种资本的逻辑与本质对人类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胁，具有反人类的本性。吉登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造就对人存在价值的忽视，导致人类的危机。安德森与汤姆·奈恩同时看到，资本主义的反人类内涵生成了严重的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逐渐成为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资本主义确实统一了人类的历史并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它造成不平衡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对抗与政治分裂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②。
资本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反人类本性造成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它是一种非正义性的社会存在，而马克思科学论证的社会主义才是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G.A.柯亨指出：“人们无权私自占有生产资料，而资本主义却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这是其不正义之处，也是社会主义者反对市场经济的正义性所在。”①即资本主义的不正义性是因为其存在基础即生产资料允许私人占有并产生剥削，它严重阻碍了平等与自由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则在于能够实现真正的平等，这种真正的平等才能还给人们切实的自由体验，“除非社会里的每个人先享有平等的地位，否则这种相互的自我实现过程就无法真正地出现……只有平等的关系才能创造出个体的自主性”②。即资本主义的正义只是一种有限的、局域性的伪正义，而马克思所宣扬的正义观才应该是科学的正义理论，只有在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正义。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带来的不是自由与解放，而是一场社会灾难，是非正义的。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义感是知识分子政治使命的根本属性，揭示社会的非正义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在这种政治意识的指导下，他们深刻揭示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反人类内涵，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并未脱离资本剥削的基本逻辑，仍是当代社会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知识分子应当清醒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这种反人类的特征，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本质明晰地展示给世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正义性，以此践行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与人类自由的政治使命。
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危机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容置疑地呼吁，当今知识分子既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政治立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也不能一味地对其加以粉饰辩护，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而应该在结合具体实际的前提下，深入分析危机产生的具体成因，在现实条件下反思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解放途径的多种可能性。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在原则上是正确的，错就错在他对时间的预测”①。面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预设有所出入的窘境，知识分子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深入探索这一窘境背后的形成原因并寻找科学的解决路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冷静而又坚定不移地重新检验经典思想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卢森堡和托洛斯基的遗产，力求鉴别、批判和解决他们本身固有的疏忽或混乱。……重新考察历史的全部法则和意义，在现有的水平上使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完全适应于现在和未来”②。这种理论上的反思与诘问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与理论智慧是一项很大的考验。
为了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危机的成因，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重要思想进行溯源与批判。他们将理论反思的对象指向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试图在重估这一模式的基础上，纠正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误区。威廉斯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哲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中是有机统一的，并非彼此分离对立，只是有些人在理解过程中将二者强行拆分，逐渐导致理解上的片面与僵化，从而滑向“经济决定论”的危险境地，而这种认识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流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抽象理解模式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僵化的思想方式而已。”①麦金泰尔也认为二者不可分离，“创造经济基础的过程，就是在创造上层建筑。这里没有两种活动，只有一种活动”②。汤普森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形成了僵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斯大林主义，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放的维度，“斯大林主义企图从经济原因中直接推导出一切，并且蔑视人的观念、道德因素的历史作用”③。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宗旨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大为削弱，严重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可信度。因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有责任在重新理解“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前提下批判斯大林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中“挽救”出来，彰显其人类解放的文化伦理维度。
“拉尔夫·密里本德一直致力于证明保有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景的必然性，并通过建构一种替代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探寻促进这种制度实现的可能性。”④他认为，“无论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理论比如民主多元论等是多么精巧，但对它最有力的替代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①。马克思主义才应该是建构和解释未来社会的科学理论，它深刻揭示了人类解放的进程，究其本质，它是以实现人类真正解放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理论反思与批判不是目的，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寻求现实政治运动的“新形式与新方向”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是其政治意识的责任所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反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主张建构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形式，这种制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反对资本主义以解放人民大众，又是一种民主的制度形式，它反对斯大林模式的集权形式以实现自由。因此，英国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致力于证明保有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景的必然性，并通过建构一种替代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探寻促进这种制度实现的可能性”②。另一方面又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去积极探索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我们的任务之一是要提示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把他们从爱德华·汤普森所说的‘子孙后代极大的傲慢态度’中解脱出来”③。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一种实现被剥削民众真正解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要坚持这一政治立场，以人类解放为己任，立足于人民大众，追求民主，努力去寻求劳动人民的自由解放路径。
诸如“经济决定论”“机械反映论”“机械理想主义”等理论观点试图用僵化呆板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因此导致了理论阐释的混乱，未能厘清当代的社会现实状况而趋于独断论，这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降低了其批判资本主义的实际效用，忽略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主体能动性。
在当今工人阶级政治意识薄弱的情形下，必须要重新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主动性。由于文化功能的日益凸显，文化伦理与道德意识对人们主体意识的生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历史本身创造的新的社会条件，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与理论重构准备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社会基础”①。他们试图用道德审美意识来建构工人阶级的主体政治意识，从而塑造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主体，即具有独立阶级政治意识的无产阶级群体。
阶级问题里的“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被多次提到，但是关于工人阶级如何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以及如何习得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马克思并未加以展开。针对这一问题，列宁认为，必须通过“理论灌输”,工人阶级才能成为“自为阶级”。卢卡奇认为，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自发欲望才会竭尽全力和越来越出于本能地涌向党的方向，涌向自己意识到的方向”②。他们都一致认为单凭工人阶级“自发”的意识不能生成“自为阶级”及其政治意识，因为工人阶级本身无法脱离自身的生产劳动环境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科学规律的发现应该由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去完成，并传授给工人阶级，从而逐渐培养工人阶级自身的阶级意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同感有所增强。同时，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又不断地消解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使得工人阶级逐渐“遗忘”了自身的历史使命。20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人阶级主体意识衰弱、政治解放意愿不足、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有机知识分子”政治鼓动有所退缩的情形下，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为有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必须考虑如何重新激励工人阶级的阶级反抗意识，激发他们的阶级主体作用与政治意识，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意识到，其在有关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规定性方面过于重视历史规律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等客观理性层面的内涵，而忽略感性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生成中的影响，即旧的阶级意识理论更多地偏重于科学理性的内容，而忽视了道德、经验、情感等感性因素。因此，在他们看来，必须强调重视阶级意识与意识形态中的情感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重新塑造工人阶级情感经历与阶级意识的密切关系，努力提升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
英国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到非理性因素在阶级意识中的重要作用。理查德·霍加特认为，情感是阶级认知的重要因素，“饱含阶级情感的话语——蕴含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等级——有助于建立自我情感并以此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感”①。汤普森一贯延续着他重视社会经验是阶级意识必要组成、涵盖历史进程全部“基因”的思路，“阶级和阶级意识不能分离，二者既非两个分开的实体亦非前后出现，而应把确定的经验和在观念上处理这种经验看成是同一的过程”②。他认为，不能将阶级与阶级意识简单孤立地分割开来，二者实际上同时形成。麦金泰尔在阶级问题上也同样指出，马克思有时忽视了道德因素的某些作用，但在工人阶级内部，完全可以生成自身的道德内涵，进而构成鲜明的阶级意识。
即使工人阶级在短期内不能发现客观理性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需要独立的知识分子去发现并传授给他们，但是情感、经验以及审美等感性因素存在于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中，并由此生成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与政治意识。英国马克思主义将情感经历、道德因素以及生活体验等内容全部纳入阶级意识的形成当中，并认定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生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可以成为“自为阶级”。缘此出发，就能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塑造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与政治责任感，从而可以及时地发起社会主义运动。这些理论视阈的拓展，为在当时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增强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自我意识消沉的低谷期论证了工人阶级情感经历在“自为阶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重新激发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将其规定为走向“自为阶级”的本源，并将当前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这对重新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与政治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开始呈现出远离现实社会运动的态势，逐渐从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退回到理论研究后，“不论是正式参加工人阶级政党(卢卡奇、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退出工人阶级政党(列斐伏尔、科莱蒂)、与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友好的对话(萨特)、或是明确地断绝与工人阶级正常的任何联系(阿多尔诺、马尔库塞),都同样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群众斗争相结合”①。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及其历史责任则回归到认识论领域，由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者退化为单单启发民众解放意识的知识启蒙者，这也成为当时致使马克思主义陷入理论危机的原因之一。英国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一条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运动的实践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②。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③思想知识和知识分子只有与群众活动充分结合，才能发挥理论威力，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要走出书斋，切身加入并参与到现实的群众运动中。所以要成为新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①知识分子应促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启蒙民众的革命主体意识。汤普森指出，知识分子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工人运动，与人民、工人阶级重新结合，以推动英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②。霍布斯鲍姆强调，面向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重在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有力手段，又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方法，那么我们在撰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也应该遵循同样的原则”③。伊格尔顿认为，理论不能脱离实践，不能远离历史运动的现实。他号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要参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大众的解放事业，只有将理论应用于社会运动，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出理论的真正效用，才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真正成为启发他们革命意识的工具，从而履行知识分子自身的政治使命。
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群众运动，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社会主义方向。他们创办各种杂志刊物，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民族志的理解范式、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并普及给人民大众，以此启发民众的革命意识，其中最富盛名的便是《新左派评论》。这一刊物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新左派评论》的创刊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的总目标就是要培育一种左派文化，这种文化了解自己的过去，又不受其蛊惑；这种文化多才多艺能够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其他语境中充分发展，有助于解放并凝聚知识分子能量，发展一种当代的革命政治。”①
在政治运动中，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直面群众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互相启发促进民众革命意识的形成与理论的发展。他们大都有过进行成人教育②的经历，亲力亲为地向工人阶级传授文化知识与革命理想，启发人民大众的革命反抗意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学生思潮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表达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情绪，直接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公共知识分子”政治使命的追求。他们参与的社会运动主要有“新左派运动”、核裁军运动(20世纪50—60年代)、学生政治运动(1968年)、女权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20世纪70年代)等。在参与群众运动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给了人民大众，启发了大众的革命意识。另一方面吸收了当时的实践经验，深刻地反思了自身的理论局限并促进其发展，从而再次将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进一步指导群众运动，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重新塑造出革命的主体与崭新的革命形势。诚如汤普森所言：“当前的问题不是通过夺取权力而创造一个自我主动性的社会，而是要在当今这个不自由的社会中创造人的这种主动性。”①
面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各种矛盾，伊格尔顿直视人民的苦难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不但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揭露，而且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实践，如对结束战争、赈济穷人、财产的再分配和创造公正的社会采取直接的行动，保护弱者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实现下层群众的诉求，并强调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合理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胜利。
虽然伊格尔顿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作了自己的重新解释和理解，但是从整体上看，伊格尔顿并没有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贯彻到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那里有时也只是一种理论资源的方法，而不是一以贯之的思想指导。因此，尽管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力量如此强大的情况下，在没有一个统一组织和强大力量的团体的支撑下，他没有说明如何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去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争锋并且获胜，因此其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持，显得说服力不够。
马克思将知识分子视为与阶级利益紧密相关的脑力劳动者，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称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并“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①。在其之前，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中主要从道德层面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他指出：知识分子肩负着服务社会与提高人类道德水平的使命，自身也应成为完善的人。而马克思则要求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勇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具体的社会革命中实现自身的政治使命与历史责任，从而将知识分子的使命从费希特的伦理道德层面提升至革命实践的高度。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己任，力图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启发民众的革命反抗意识，寻找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道路，其自身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与践行者。他们尤为强调文化的必要功能，重视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逐渐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问题达成共识。在实践过程中，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地践行知识分子政治责任理念，树立其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形象，彰显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政治担当，从而将知识分子的政治使命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力图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聚合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以此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发展。正如拉尔夫·密里本德所言：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又将社会主义带给了人民群众，以此“帮助人们从被现实迷惑的丛林中找到出路”②。
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及其践行方式，对于启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效力，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为进一步认识与发挥当今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话语权作出了贡献。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是一种批判的意识、建构的意识、“创新”的意识与实践的意识，突出了人类主体在政治运动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但我们也应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重视文化伦理、道德意识、情感结构等在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过于认可感性因素在阶级意识形成中的地位，乐观地预判了各种新社会运动革命潜能的力量，从而忽视了客观规律与经济因素对政治意识的根本性影响。他们反对先进政党领导的必要性与科学性，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及其价值失去了客观现实力量的支撑，实际的政治效用被严重虚化。①
可以说，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倾向是激进革命的，他处处不忘谈论政治，提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性的”命题，而且过于强调政治的效果，试图以“文学的死亡”“审美回归”等激进话语来挽救文学和审美，挽救文学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批判力，从而打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科学话语绝对支持的前提下，这种观点无疑是偏激的。
此外，伊格尔顿的批评话语过于随意化，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说明，不重视逻辑的周延性，比如“任何东西都可以是文学，而任何被看作不变的、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东西——例如莎士比亚的著作——则可以不再是文学。相信任何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亦即类似认为昆虫学是研究昆虫的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而被抛弃”①。这一观点无疑随意扩大了文学的外延，使得其文学批评思想显得模糊不清.
强调文化批评成就了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但是过于强调文化批评，认为文化批评可以代替其他批评也成为其理论的被人诟病的地方。马尔赫恩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政治总是不可缩减为文化，即便它完全活动在文化领域中”②。而这种策略将会导致理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当代激进文化研究的政治姿态最终成就了理论在学术上的神秘化趋向”③。雅各比认为“当代文化政治研究已经变成了一块被专家们耕耘的专业田地”④,或许被耕耘的太多，文学政治批评和文化批判显得过于泛滥，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显然也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
“正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的不断转化和更新”⑤,思维范式的转化和更新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是一味的追求创新而忽视了方法的内在一致性和逻辑性，则会出现负面的效应，“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走了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①。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强调文化层面的批判，忽视了对于理论观点系统化的整理和逻辑性的完善，导致了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无论是在现实性方面，还是在理论性方面，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性，或许这正是英国文化学派的共同特征或缺陷。“当前左派有一个习惯——从长计议，忽略国家，寄希望于一个全球整体。这个习惯取代了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信奉……”②或许正是这种取代，使得他们包括伊格尔顿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又在悄悄地破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