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从文学批评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逐步过渡到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特色的文化理论建构，他的研究沿袭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从政治文化到文化政治、从理论思辨到政治实践的路径，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社会功能的强调，对文化政治功能的明晰，因此其文化批评理论被称为“文化政治批评”。伊格尔顿认为，文化“作为生活经验”“作为社会结构""作为艺术",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其主要意义就在于社会批判。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理论独特思维范式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关注，下面笔者将从其思维范式入手探析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理论的内容特色。
(一)语言分析方法
在“文化政治批评”理论中，文化一词是基石，必须作出严格规范的定义，才能展开其他领域的论述。伊格尔顿借用经验主义观点，在批判继承威廉斯的文化观点的基础上，从历史渊源到现代意义方面对文化这一术语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重新解释了文化的含义及其实践性特征，从而把对“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文化”(Culture)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文化”(Culture)“最先表示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然后才比喻性地反过来用于精神生活。于是，这个词在其语义的演变中表明了人类自身从农村存在向城市存在、从农业向毕加索、从耕种土地到分裂原子的历史性的转移”①。
伊格尔顿早期师从“伯明翰学派”鼻祖雷蒙德·威廉斯，并深受其“文化与社会”思维方式的影响，从文化和自然的关系入手，对文化与文明、宗教、礼仪、社会以及政治等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对文化的探究不能仅局限于文化这一词汇本身，需要从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去揭示‘文化’作为一种抽象与绝对的浮现过程”②。伊格尔顿在威廉斯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总结出文化的综合性特征，“文化一词的当代用法似乎主要有三个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个意义相互关联。第一，文化可以指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以及制作和分享该作品的过程。第二，由此扩展开去，可以指一个社会的所谓‘感觉结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体……第三，进一步扩展开去，文化当然可以指制度意义上的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①。关于这三个意义的相互关联，是伊格尔顿重点强调的内容，并认为正是这种关联，才使得文化获得了其意义，“作为艺术、作为生活经验、作为社会结构——交织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②。
在对文化进行严格规定之后，伊格尔顿从文化整体性的角度上对意识形态又作了语义上的考察，“首先，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形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③。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内容进一步作了细化，第一，意识形态是有关社会生活中的观念、信仰和价值的具有普遍性的物质生产过程，是特定社会的全部表意实践和象征活动。第二，意识形态是象征着特定社会群体利益或阶级的状况和生活体验的一整套观念和信仰，无论真假
与否。第三，意识形态是在群体性的利益冲突中用来促进特定群体自身利益的一整套集体性观念和信仰。第四，意识形态是用以促进特定利益的观念和信仰，但其服务的对象不是所有群体或阶级而是统治群体或阶
级。第五，意识形态是有助于促进统治阶级利益的观念和信仰，但却是通过歪曲和掩盖来达到的。第六，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欺骗的信仰，但却不是来源于统治阶级而是来源于整个社会的物质结构(最典型的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学说)。
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泛指所有的意识形式，而是特指那些“能够反映、代表或表达一定阶级的基本价值取向且具有明显政治意义的信念体系”①。“归根结蒂，一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即是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这种社会知觉结构(意识形态)确保某一社会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状况或者被大多数社会成员视之为‘当然’,或者就根本视而不见。”②
但是并非所有的语言都可以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只有那些与物质生产关系决定的利益和政治权力相关联的话语才具有意识形态性。伊格尔顿坚持从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出发，把“话语”“权力”"政治"关联起来，他解释说，“政治是指维护或挑战社会秩序的权力过程，而意识形态指这些权力过程在表意领域的进行方式”③。因此，他在表述过程中，经常使用“政治权力”和“话语斗争”这些范畴。如果说意识形态是特定人类主体之间实际使用语言所形成的习惯方式，那么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应该是在具体社会语境中进行的具体话语分析，尤其是要审视特定话语所服务的权力利益和所产生的政治效果。
(二)整体主义
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表现为在分析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法。既注重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性，又注重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以实现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
他指出文化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并与文明密不可分，必须以整体论的视角坚持文化概念的系统性，因为“文化是文明生活右书页的无意识的左书页，是必须模糊地在场以便我们能够行动、被想当然接受的信念和爱好。它是自然出现的，是在骨头中产生，而不是由大脑孕育的”①。伊格尔顿坚持文化意义的辩证性质，“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②。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文化还是一种生产形式和生产过程，这一点对于文化的功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说明艺术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艺术形态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③。他将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因此，“文化生产”既表明作为精神和价值的文化不可能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最终决定于作为社会根本结构的一般生产方式，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和生成的物质过程，最关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文化实践过程，伊格尔顿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入手来分析文化生产的特点，突出了文化的整体性特征。
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置于整体的系统和动态的过程中，他指出，“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核心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式，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①。伊格尔顿看重的恰恰是意识形态天然地与充斥着阶级利益纷争的历史现实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一样也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正像他所说的：“如果说意识形态理论不无价值，那是因为它有助于照亮从那些致命的信念中获得解放的实际过程。”②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评也是一种政治性批评，但绝不是狭义的党派政治立场，而是从更深的层次对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和各种权力关系进行挖掘考察，形成理论的现实关怀立场。他坚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根本决定关系，认为“要理解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分析那个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确切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了解那些阶级在生产方式中所起的地位”③。正是由于他站在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点之上，所以他才能把意识形态批判提高到一个崇高的位置上，将其看作人类整个解放工程的一部分。
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出发，伊格尔顿深入思考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主要特征为：(1)对文学作品的充分阐释必然将文本外的东西包括进来，只有在作品各层次及其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实现；(2)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3)文化的“生产”是维持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运动，是执行或实现意志的话语“实践”;(4)“文化政治批评”的动机是改造整个社会生活方式；(5)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文化政治批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6)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文化政治批评，由于明确的目的性而具有方法论的彻底开放性和真正多元性，它采用一切有效的话语形式和手段。①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涵盖了文学、文化、文化生产、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等内容，伊格尔顿认为它们之间互动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鲜明地表现出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三)激进的革命批评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文化实践中会出现文化冲突和文化斗争，这些文化对立背后体现出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权力的争夺，因此伊格尔顿指出：“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弥合差异的奥林匹克神台。”②他重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坚持文化研究的方法必须与实际政治紧密结合，他对文化批评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对传统批评的理论超越、对革命批评的推崇和向往都沿袭了他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从理论思辨到社会实践，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生活目的的构想，体现了“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的激进文化政治批评观。
不是从人性运动到文化再到政治，而是“政治利益通常主导着文化利益，并且在这样做时对一种特殊意义的人性做了界定”①。政治不能通过自身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它必须通过文化这个中介来塑造国民。文化“根据新型政治体制的需要铸造人的自我，重新将他们铸造成该秩序驯良的、温和的、崇高的，爱和平的、不好争吵的、无私的主体”②。他秉承其师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把“文化”置于历史和政治的视野中加以思考，认为文化“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进行学院式的解剖的标本，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③.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根源即在于，“文化”成了高高的漂浮在物质之上，又企图调和、凝聚、指引和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指数和理想价值，从而造成文化的分裂。要解决这种危机首先必须把作为社会意义总体的文化置于作为社会根本解构的生产方式之中，也就是说，解决文化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彻底改造所有权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实践。
在伊格尔顿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种理想的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更自由”①的文化，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将断裂的文化整合起来。这种文化不是少数几个精英人物设计好交给大众去执行的“文明”,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不断创造和重新界定的集体实践。“文化”即“人化”,它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使之社会化和人性化的历史过程。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价值与现实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表现出对“人”的充分重视和关怀，它将使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分裂和冲突状态之中的文化真正统一起来。
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解释工具，而应当是批判和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指南。“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目的不仅是阐释文学作品，而是争取群众的文化解放”②,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可以产生瓦解和改造现有文化制度的功效，所以“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改造人类历史方面具有不说是中心的，也是重要的作用”③。
因此，伊格尔顿强调批评的政治属性，突出其政治功用，最根本的理论原因是：他一直宣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理论，而不是哲学体系。要将文化的诸层面重新统一起来，除非来一场扭转乾坤的社会主义革命，但理想中的批评取向就是“革命批评”,它也是社会主义批评的同义词。“革命”首先表明该批评立场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批评”充分地考察了批评的功能和属性，在自觉发挥批评政治性、修辞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有明确功能规定的批评立场，也是最能够充分发挥批评作用的一种批评方法。可以说，“革命批评”突出并规定了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当前目标，同时这种界定不仅是一种道德动机，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判定。
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思想首先界定“文化”的整体内涵，再去挖掘文化或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最后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语言分析的方法保证了文化、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的明确性和特殊性，这是理论建构的必要条件。整体主义的思维范式则强调了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批评及其他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过程，使得“文化政治批评”体现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体系，激进的革命批评则保证了其思想批判性和进步性。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中，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论”具备了现实性和时代性，因此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由于采用了众多方法，使得对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批判更加多样化、灵活化和集中化，这对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伊格尔顿的方法论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过于强调某一方法而忽视相异因素，导致了方法的片面性；二是对于方法的选择过于灵活，过于多样，导致了理论的不统一性。
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思维范式有较为明显的弱点，他运用语言分析方法试图严格定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但是在定义的同时，忽略了一些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例如，其文化批评理论涉及文学、文化、文化生产、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等内容，强调文化的政治性，却缺乏对文化背后经济层面的分析，这就降低了其理论厚度和深度。整体主义的方法试图实现系统化的效果，却在论述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影响时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抵抗力量的存在。伊格尔顿将文化视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系统，但是并未详细说明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内部冲突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使得其理论缺乏一定的全面性。伊格尔顿利用激进的革命批评将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忽视了对其正面因素的肯定，因为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伊格尔顿只是一味地批评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弱点，而不去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看不到其灭亡的必然性，也看不清楚新旧文化的承继性。
所以，伊格尔顿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解也不完全是科学的，导致他的文化政治批评的目标缺乏现实性。可以说，正如安德森所言：“由于创作于反叛的时代，在极端(Outrance)的精神下，对所选目标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一总体拒斥的代价就是对本国的简化或误解，批判的夸大同时伴随着理疗的过度自信——一种理论的必胜信念并无助于所倡导的激进替代。”①因此，我们在努力吸取伊格尔顿思想的合理性的同时，同样需要对其持一种科学的批判态度。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在方法理论上的缺陷表现在其模糊性和暖昧性，“任何方法或理论，只要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战略目标，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有助于‘更好的人’的生产，都是可以接受的”②。或许正是为了这个目标，伊格尔顿对于方法的选择可谓是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无论是启蒙思想还是现代主义理论，形式主义或人本主义，结构主义或建构主义，伊格尔顿都能用两种语言生产出第三种语言，正是这种“多语混合”形成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从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叙事风格的多元性、差异性等特征。而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使得伊格尔顿的理论缺少了体系的完整性、结构的系统性和逻辑的周延性。
伊格尔顿强调理论态度的策略性和阐释性话语的灵活性，他不加选择地运用这些具有内在冲突和矛盾的理论方法甚至是观点，这一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理论的统一性和批判力量。而他在建构理论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立场和过于辩证的表达，使得其理论很难与机会主义、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进行区分与划界，这就使得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显得模糊而又庞杂。另外，伊格尔顿对于同一种理论方法的态度也是暖昧的，他会在赞赏某一理论和事件具有进步潜力的同时，又因为其错误而对其提出公开批评，例如，对于解构主义，既依赖于其解构手段，又对这一思想和手段进行批判。“伊格尔顿经常用右手拍拍一些人的脑袋，又用左手打他们的耳光。”①这种飘忽不定的理论方法大大减弱了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系统性，使得人们对其理论的确定性内涵充满了疑问和困惑。
方法的多样性保证了文化批判理论的丰富性和表达的效果性，但是伊格尔顿认为，相对于理论内容和表达技巧而言，他更为重视文化批判理论的实践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