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解放，伊格尔顿认为这是人类主体的解放问题，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摆脱物质和精神束缚的过程。因此，他深入审美领域，力图通过审美批判来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解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在这种现象下，文本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文本学与解释学悄然兴起，诸多学者对文本结构、文本内容以及文本与社会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福柯将文本作为一套话语事件置于具体的社会实践语境中，研究了社会主体及其知识被权力建构的过程，他指出了知识的权力性质和规训作用，反对知识的客观性，也反对知识是解放全人类的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时福柯指出，由于人们时刻处于各种权力的束缚之中，人类的主体地位是不可能的，这就陷入审美悲观主义。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无它物，文本就是语言游戏的迷宫，作品没有明确界限，文本间相互播撒、延异和消解，关于社会主体，德里达提出“人的终结”的口号，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大写的人”或主体，主体只是一种踪迹或替补，被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所指涉和限定，这就陷入审美虚无主义。伊格尔顿反对德里达只局限于文本内部进行文本解读的方法，指出文本与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观念具有紧密的关联，文本不是延异和散播，而是集中指向意识形态，而主体和人并没有终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只是迷失了，它会有恢复的时候。同时，伊格尔顿较为赞同福柯的文本研究方式，将文本与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揭露了知识对于人类主体的塑造和驯化，但是，伊格尔顿不同意福柯对于知识的悲观性理解，认为通过科学文本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人类能够重新获得自身的主体地位，实现自由和解放。
在批判继承德里达和福柯文本审美理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性、现代文本审美的资本主义本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文本批判，既要改造审美的主体即建构社会主义新主体，又要改造文本审美的内涵，即通过修辞学文本批评宣扬马克思主义文本审美意识形态，以促进人类主体与社会客体的和谐，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伊格尔顿的这种文本审美批判，面对当前资本主义的文化问题和阶级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理论旨趣的前提下，借助于语言学、结构主义以及文本学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这对于认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及其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审美理论的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推动作用。①
伊格尔顿认为，在认识史上，审美活动具有唯物主义内涵，它包含实然性和应然性两重维度。“美学话语的特殊性在于，它一方面植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领域”,审美或美学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它是关于人们日常生活活动的感觉体现，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对于生活实践活动的态度，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这种生活审美体验却受到了扭曲。这是审美活动的实然方面“另一方面它详细地阐述了人们假定为自然的、自发的表现方式，并把它提升到复杂的学科知识水平”,审美活动被曲解、升华为一种复杂的知识体系，抽掉了其活生生的生活现实性，开始走向抽象化和形式化，逐渐脱离现实的生活经验的真实性，走向应然性，“人们认为美学依然持有一份不能降低其特殊性的责任，美学应向人们提供一个看来属于非异化认知模式的范式”。
可见，审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这种高于生活的结果却是使得审美进入了应然的领域，掩盖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苦难，将其抽象化为一种审美形式，这就先入为主地规定了审美的神秘的功能，走向了唯心主义的窠臼。
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抽象化的审美形式实质上却伤害了审美本身，“因为美学始终是一个矛盾的、自我消解的工程，在提高审美对象的理论价值时，人们有可能抽空美学所具有的特殊性或不可言喻性，而这种特殊性在过去往往被认为是美学之最可宝贵的特征。任何一种抬高艺术的语言都会暗中对美学造成持久的危害”①。这种持久的伤害就是将审美理解为纯粹的形式活动，是一种无功利性和无利害性的人类的普遍性活动，从而割裂了审美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掩盖了审美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实际上，审美活动在被抽象为形式主义的同时，也在悄然地行使着其社会职能，这种社会职能并不是提供一种“美”的感受，而是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以维护或批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统治。伊格尔顿指出，审美思想或美学范畴，尤其是现代审美理论与政治斗争具有紧密的关联，“广义的美学范畴在现代欧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美学在谈论艺术时也谈到了其他问题——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的中心问题。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①。也就是说，美学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以及社会主体的形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建构活动，也在建构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随着早期资产阶级的出现，各种美学概念已开始不动声色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中起着非同寻常的内部核心作用”②。因此，审美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活动，它对于当前的社会具有维护作用。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审美活动的政治性还体现在对于当前社会秩序的反抗作用，“美学对主流意识形态形式提出了异常有力的挑战，并提供了新的选择，美学又是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③,而这种矛盾性与审美的阶级性有关，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审美判断，并以这种判断为基础对主流意识形态或是支持或是批判。
伊格尔顿考察了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审美的这种矛盾性，他认为审美本身所具有的集意识形态建构和意识形态解构于一身的矛盾性，源于审美的自律性或自指性，而这种自律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通过物质的生产成为‘自律的’——自律于其传统上所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文化艺术生产的生产过程由于摆脱了传统上政治制度的束缚，走向商品的市场，具有了较大的自主性，“一旦艺术品成为市场中的商品，它们也就不再专为人或物而存在，随后它们便被理性化，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说，也就是成为完全自在的自我炫耀的存在”①。但是这种自律性的存在只是一种形式，它在避开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却被不同的社会思想观念所占据和控制，成为自相矛盾的存在，既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又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挑战。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审美的这种自律性正好可以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审美“极易避开其他社会实践而孑然独处，从而成为一块孤立的飞地，在这块飞地内，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可以找到理想的庇护所以避开其本身具有的竞争、剥削、物质占有等实际价值。更为微妙的是，自律的观念——完全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存在模式——恰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它的物质性运作需要的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模式”②,而这种主体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交换的自由。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由构成了人们真实的生活情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观念使得一切传统的东西都消失了，资本的逻辑统治了人们的头脑。
可以说，现代审美消解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树立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的主体，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审美自律性对于自我力量和自我本质的强调又成为反对资本主义规范化生产的依据，审美自律性“一方面提供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那么,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了人的力量和能力自我决定的特征，这种特征在卡尔·马克思那里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成了革命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的人类学的基础。”在这里，伊格尔顿揭示了审美的这种双重性，审美既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主体性特征，同时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放的幻想，这种幻想坚决地反对工具主义或专制主义，提倡一种普遍性的平等主义，审美一方面为当前社会“提供了一种和谐的乌托邦形象，那么美学又阻碍着走向这种历史性一致的现实的政治运动，并使之神秘化”①。在这里，伊格尔顿将审美视为一种主观性的意识观念，但是，这种审美意识确实对客观社会结构和阶级现状的反映，也就是说，审美不是人类的普遍活动，而是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物质利益紧密相连。
伊格尔顿指出，审美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特征更加鲜明，“审美作为这样一个范畴，一方面可以被保守地用来强调政治权力嵌刻于我们的主体之中，另一方面也用来强调主体的自主性是抵制权威的基础”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发挥审美的解放作用呢?伊格尔顿提出了身体的观念，“我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身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这个身体的观念强调感觉性，认为这是审美活动的一种进步，“美学标志着向感性身体的创造性转移，也标志着以细腻的强制性法则来雕凿肉体”③。伊格尔顿认为，身体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这种物质性的身体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活生生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与社会地位、阶级经历以及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感性的身体因而产生与这些东西相关的现实需要，而这种需要也是社会主体实现其自由的前提条件，“对身体最为基本的需要的不断肯定是实现伦理和政治的团结以及自我和他者相互联系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同时，与自我和他者的联系相伴而存在的是一种为公共社会秩序提供基础的潜能”①。
在这里，伊格尔顿将身体与他者以及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主张从这种联系中发挥身体的潜能，因为“人体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在改造周围物质的过程中也改造自身的能力”②,这种身体的改造也包括改善身体的审美意识，以反抗社会权力的压迫，“审美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首次激动——这种激动是肉体对理论专制长期而无言的反叛的结果”③,而通过这种对理论专制的反抗，感性的身体就能够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而权力又规定着审美”④。因此，身体在反抗现实社会的权力实践中会使得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实现身体的自由，“一旦他人已被确定，一旦他人注视我的目光把我置于他的视觉场，夺取了我的一部分存在，人们就能明白，只有我和他人建立联系，只有我使他人不受拘束的认识我，我才能收回被夺去的一部分存在，我的自由需要他人同样的自由”⑤,只有实现了我和他者的自由，我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部存在和丰富性。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自由呢?伊格尔顿在这里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马克思指出，“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感性被严重的扭曲了，“感**在相反的维度上分裂并且两极分化……在一个维度上，资本主义把男人和女人身体的丰富性降低到‘原始和抽象的简单需要’……另一个维度上，资本是幻觉性的身体”②。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将人的身体需求降为最低，以维护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又将身体的需求与资本连接起来，使资本能满足人们的一切感性需求，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因此，在马克思这里，要恢复人的感性身体的丰富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将身体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恢复身体被掠夺的力量，但是只有废弃个人的财产，感觉才能回到他们自身”③,也就是说，只有在实现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身体感性的全部。
可见，伊格尔顿将审美视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涉及人们的生活经历、阶级情感和感情倾向，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这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结构的独特反映。伊格尔顿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提出以物质性的身体作为审美的载体，通过资本主义批判来实现感性身体的复原，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反对审美的先天性和无功利性，坚持审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属性，主张通过审美批判实现人类的自由，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批判具有某种一致性。
伊格尔顿强调要关注身体①审美，凸显出了意识形态功能的感性维度，审美关系到人们的情感与感性层面，传统审美观认为审美是一种无功利行为，与意识形态无关。但伊格尔顿提出，审美情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审美理论的建构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国内有些学者在阐释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时，仅从虚假反映论层面来说明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他试图探求现代审美背后的资产阶级内涵。但有关审美意识形态的问题，伊格尔顿其实更多的是从身体感性的实践性层面进行阐述与揭示，目的是凸显意识形态的感性维度。
有关审美意识形态的建构及其功能，伊格尔顿转向人的“身体”,通过“身体”来说明审美是如何通过排斥人的感性来麻痹广大人民群众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类主体的整体性被撕裂，其中人体中活生生的感性情感被抽象化。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将无产阶级丰富的感性需求降低为动物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将资本家的感性需求抽象为一般的资本形式，追求剩余价值成了人生的价值与终极意义。“资本主义制度将人的身体分裂为原始的物质主义与多变的理想主义的拼凑存在。”②因而，造成人们感性情感的萎缩与资本理性的霸权，而现代美学意识形态的建构主要是为了弥补感性与理性的分裂，以虚假的形式弥合制造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现代美学所采取的手段，就是通过排除人们身体丰富的感性情感与感性需求来塑造一个物欲化的身体，通过物质的获取与满足将身体与物质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用以掩盖身体多方面的需求，尤其是自由解放的诉求，从而将“生活的手段变成了目的，生存所需的物质建设的安排变成了生命的主轴”①。
有鉴于资本主义审美意识形态对身体感性的虚无化，伊格尔顿将关注重点立足于身体审美维度，在突出意识形态身体感性内涵的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与功能。在他这里，身体、个人情感与社会认知的综合体成为人感性与理性共存的物质载体。
福柯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②。伊格尔顿承认身体受到权力的控制与制约，但他进一步看到，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不仅通过有意识的理性规则与各种规训对身体进行操纵与控制，更重要的是用意识形态对感性情感进行控制与压迫，以操纵人们的心理情感倾向，从人的深层心理方面对其进行控制与蒙蔽，人们由于各种“集体无意识”,在情感上不自觉地倾向社会主流文化意识，从而淡然接受社会现实的统治秩序。
伊格尔顿指出，在审美实践中，审美概念与形式为社会个体提供了一个认知基础或感知范式，而这种感知范式或认知基础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范式，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表象，这种表象以特殊方式，即在否认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制造一种自然化的表象，从潜意识深入人们的情感心理，成为一种情感体验或心理本能，达到掩饰意识形态与历史真相的目的，也从现实实践中抽离或扭曲人们丰富的感性情感。“习以为常性作用于每一实践领域，包括政治实践，表现为一种直接意识的自发性，但却是一种反对感性解放的社会操纵的经验。”①审美意识形态成为个体情感经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中介，通过这种中介，个体经验对社会现实产生虚假的认知，认为这就是真正的社会现实，在情感上无条件接受这样的社会现状。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的这种感性情感层面的操纵更具有迷惑性，较之权力的压制与训诫，这种意识形态的感性维度将会形成实践习惯与无意识，从而更能塑造主体，“日常习性与本能的顺从比抽象的权力更具有张力，主体被赋予活生生的力量和情感以维持社会统治”②.
通过对审美意识形态的深入考察，伊格尔顿突出了意识形态功能的感性内涵，明晰地看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借助审美来辐射和影响人们的感性情感。利用人们“活生生”的肉体情感认同，更能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审美意识形态正是在肉体感性领域施加自己的影响，操控人们的感性情感，把权力渗透到个体的主观意识层面，更好地控制了人们的身体。如此一来，人们身体里感性与理性的断裂就通过权力的主观性与象征性得到恰当的弥合，人们因此忘记身体感性的真正内涵，将身体感性转化为一种**裸的消费主体与享受主体，忽略身体感性所蕴含的自由维度与解放需求，将丰富的身体感性与抽象的资本逻辑完美地结合起来。
人身的自由与解放被消费的快感所遮蔽，身体成为资本的奴隶，伊格尔顿不无忧虑地指出：“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而言，身体是一个始终流行的主题，不过，他们感兴趣的通常是情欲炽热的身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是**的身体，而不是劳动的身体。”①现代审美意识形态正是通过物欲化的身体来塑造广大的社会主体，在这种物欲化的社会群体中，审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自由形式，而这种虚假形式恰恰就是操控感性的重要手段。
传统美学注重理性维度的考察与应用，提倡审美的“无功利性”,导致身体感性在审美话语中缺场，这种缺场忽视身体的全面性与统一性，将身体的感性自由内涵让位于资本的理性逻辑。针对这种局面，伊格尔顿努力尝试恢复审美的身体感性向度，通过重视审美身体话语，复原现代审美对身体分裂的手段及其本质，揭示现代审美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因素，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感性与理性分裂根源的深刻认知。
关于意识形态的现实运行机制及其功能，阿尔都塞从理性层面出发，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属于社会结构的功能，是非暴力的国家机器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通过意识形态召唤或质询主体。因而这种“伪主体”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中，实际执行的是社会结构或国家机器的功能。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审美中的“自由”就是欺骗“伪主体”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游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关于自由的宣传……反映着资产阶级需要被剥削阶级体验自由那样去体验自己的阶级统治”①。
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虽然属于国家机器的非暴力功能，但仅依靠国家机器与客观结构的压制与欺骗，并不能充分发挥其维护社会统治的作用，必须将其渗入到人们心灵深处。就这种心理渗透而言，通过人们的身体感性要比通过人们的理性思维更加快捷有效，因为理性是一种更为抽象的东西。资本主义审美意识形态通过扭曲人们的身体感性情感，将意识形态与人们活生生的感性情感与现实的感性实践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性话语，在人民大众的肉体中镌刻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