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性一直是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强调的重心所在，在文学文本生产理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又进一步提出了其文本批评理论，以彰显文学艺术批评的政治性功能，以期实现文化批评在社会革命中的积极作用。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艺术批评一方面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受到一般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制约，“批评属于意识形态的审美领域，一个具有相对自律性的领域。但是一种批评的出现标志着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的某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审美领域属于整个意识形态的支配性”①。另一方面文学批评也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通过批判一般意识形态而促进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这体现了文学批评的社会批判功能。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要揭露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属性，更是为了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他最初设想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但逐渐发现这种设想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不够，也不完全科学，因为这种设想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实践性，“抽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片面强调它的科学性，也就等于放弃革命”②,这与伊格尔顿追求的人类解放目标不相符合，因此他放弃了这种科学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转而去重新尝试建构一种修辞学的文学批评理论。

(一)科学文本批评的设想

伊格尔顿的科学文本批评观，首先受到阿尔都塞的重要影响，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理论存在着根本区别，科学理论能够脱离意识形态的制约，从而具有独立性，“认识史理论使我们懂得，人的认识在不同生产方式更迭史上是如何首先以意识形态然后以科学形式产生的”①。阿尔都塞以为，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意识形态早于科学形式，科学理论是从意识形态之中产生的，阿尔都塞将这种科学从意识形态中的脱离过程称为“认识论断裂”。

“马克思的立场，他对意识形态的全部批判都意味着，科学就其含义而言是同意识形态的决裂，科学建立在另一个基地之上，科学是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形成的，科学就现实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对象。”②可见，阿尔都塞认定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分属于不同的问题域。因此，二者是有根本差别的，伊格尔顿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受吸收了这种欧洲大陆传来的新理论，并将这种观点引入到他的文化批评思想之中。他指出，一切文学以及文学批评都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是科学理论。为什么伊格尔顿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立的基础和对象都是科学的，那就是唯物史观。

伊格尔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非但不是意识形态，而且包含着意识形态起源、结构、衰弱的科学理论。”①也就是说，较之于被意识形态制约的其他文学和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并且科学地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因此，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指向意识形态及其功能，必然能够提供一种关于文本意识形态规律的知识，“一种科学批评的保证是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结构的科学。只有这样一种科学的基础上，这样一种批评才有可能被建立——只有有关意识形态的知识才能确保我们要求一种有关文学文本的知识”②。

他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才可以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从而能够客观科学地审视文学和文学批评，并在这种审视的基础上指出人类解放的前景。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解释意识形态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但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需要文学批评理论，“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是理解文学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进而还成为了解整个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在这里，伊格尔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科学地位，认为只有这一批评理论才能打破意识形态理论的束缚和制约，指导人们去争取解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所在。

伊格尔顿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认定为科学的文学批评理论，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增加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影响，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范畴系统化。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伊格尔顿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是伊格尔顿对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就算是科学知识，同样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从事教学的社会主义者都知道，没有什么比知识更具有意识形态效果”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进行区分不但没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在知识与意识形态这两者之间的任何独尊的认识论划分不过是一种理论幻想”②。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加剧，而无产阶级运动得到了新的发展，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伊格尔顿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宣传，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效果。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分析要从“狭隘的文本分析和概念分析转向文化生产的问题和艺术品的政治用途”①。在这种情况下，伊格尔顿保留了文学批评的政治性效果，放弃了科学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设想，转而去建构一种强调革命效果的修辞学的文学批评理论。

(二)修辞学批评理论的建构

伊格尔顿认为，任何文学文本和文化批评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文本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文学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要突出文学艺术批评的社会效果，这就需要文学艺术批评的政治性和技巧性，要求一种新形式的文学批评方式，伊格尔顿用“修辞学”来指称这种文学批评方式，并追溯了其历史渊源。“从古代社会后期到中世纪之前，‘批评’事实上就是修辞学；之后修辞学仍然是统治阶级政治霸权的技巧方面的文本训练……历史上所记载的最广泛的早期文学批评，在我们看来，不是审美的，它是我们今天成为‘话语理论’的一种形式，专注于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中语言的具体用途的是在效果。”②这就说明，文学批评与修辞学具有很深的渊源，都是为了增强话语的表达效果和批判效应。

可见，修辞的最初含义就是一种政治批评，就是为了提高话语的政治性效果和意识形态影响，而这种效果与话语的表达形式具有紧密的关联。现代文学理论则反映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内涵，“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与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是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个特殊视角”①。伊格尔顿又指出，虽然现代文学批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只是退缩于狭隘的文学内部，将会失去自己的存在价值，面对现代文学批评的颓废倾向，“文学批评的未来如果不定位于反抗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斗争，它将毫无前途”②。因此，伊格尔顿主张回到文学批评的原初含义中去，即作为修辞学的文学批评。

修辞学的文学批评不能仅仅关注文学的所谓本质，而应当去关注文学话语的政治效果、社会背景和实践价值，“事实上不可能给文学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因为这就把为文学下定义变成了人们决定如何阅读的问题，而不是判定所写事物之本质的问题”③。也就是说，文学的定义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客观的文学对象的本质。伊格尔顿又批评形式主义者对于“文学性”的追寻，“‘文学性’(Lite-rariness)是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区别性关系(Differential Rela-tions)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文学性’并不是一种永远给定的特性。他们一心想要定义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语言的某些特殊用法，这种用法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发现，但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之外的很多地方找到”④。文学性只是文学话语的一些特殊用法而已，它不能概括并规定文学的内涵和价值。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文学的本质或文学性不是文学自身内涵的真正体现，而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即文学文本就是一套话语体系或一种话语实践，“有史可考的、影响最广泛的早期文学批评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学性’批评，而是现在称之为‘话语理论’的一种方式。它着力分析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使用特定的语言所产生的实质性效果”①。

再者，伊格尔顿认为，一切文学形式都与意识形态有关，“一切话语、符号系统和意指实践，从电影与电视到小说和自然科学语言，都产生效果，形成各种形式的意识和潜意识，我们现存权力系统的维持或改变则与此密切相关”②。文学形式产生的效果也就是意识形态效果，而这种意识形态效果与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背后的阶级利益紧密关联。伊格尔顿认为，既然文学会产生社会性的效果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应该“关心话语产生什么效果以及如何产生这些效果”③。也就是说，不但要考察文学话语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而且要关注产生这些效果的作用机制。

修辞学批评就是要“发现有效的申辩、说服和论争方式，修辞学家研究他人语言中的这些手段是为了在自己的语言中更为有效的运用它们”④。伊格尔顿指出，发挥、运用文学话语的政治性效果就是修辞学文学批评的主要意旨所在，革命的文学批评就是要“捣毁统治性的文学概念，将文学置于整个文化实践领域……它将解构既定的文学等级，重估既定的价值判断，关注文本语言和无意识对主体的意识形态的建构”①。修辞学批评就是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功能，革命的修辞学批评就是要揭发旧的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虚假性，宣扬新的意识形态的进步性。

在此，伊格尔顿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学批判作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②。既然马克思主义能够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那我们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革命性的历史作用。因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参与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③。只有在大众文化的解放运动中发挥批判旧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才能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真正功能，实现人类的解放，而这也是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目标。

伊格尔顿关注文学批评的科学性，试图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但是最后发现科学知识与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又重新审视文学批评的政治效果和实践影响，从对文学文本内涵“是什么”的本质性追问转移到对文学文本影响“怎么样”的效果性追问之中(这种效果主要是一种政治性效果和意识形态功能),从而逐渐建构了修辞学的文学批评。伊格尔顿认为，修辞学的文学批评以改善人类的处境，争取人类的解放为宏观目标，微观而言，是为了改善个人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是要使得每个人都能更好地生活，“我所提出的修辞学的重创是怎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好的人”①。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修辞学的文学批评具有现实的价值取向和人道主义意蕴。

(三)修辞学批评的方法

修辞学批评以整个人类和社会个体的解放为目标，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观念进行批判，那么,这种文学批评的方法是什么呢?伊格尔顿认为，为了达到修辞学批评的目标，即人的解放，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它考察人们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建构话语的方式。它并不在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言语式作品、诗歌或哲学、小说或历史，它的视野就是社会整体中的话语实践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权力形态和行事方式加以把握。”②也就是说，只要能实现政治性的效果和作用，保证人的解放目标的实现，修辞学的文学批评采用什么方式都是被允许的，这体现了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目标的坚定性和手段的灵活性，“激进的批评家对于理论和方法问题也是虚怀若谷的，在此他们倾向于成为多元主义者。任何方法和理论，只要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战略目标，有利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创造‘更好的人’,就都可以接受”①。也就是说，只要能实现人类解放的宏大目标，在方法上可以兼收并蓄、多管齐下，以保证文化批判的效果。

这样就可以利用一切利用的资源，为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尽可能多的力量。虽然如此，伊格尔顿还是区分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等，伊格尔顿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上四种批评方式具有不同的作用，对于修辞学文学批评的目的具有不同的影响，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这四种批评方式也都发挥作用并互相影响，维护或者批判当时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伊格尔顿指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和人类的解放，四种方法或其他批评方法只要能够发挥实际的作用，产生实际的效果，就可以在现实中进行应用，伊格尔顿在论述政治批评时指出：“作家创作室，艺术家的工作室和大众剧院的组织；文化和教育设施的改造；公众设计和建筑的事务；对日常生活的质量的关注——简言之，尽管历史条件不同……所有这些工程都依然是革命文化理论的主要职责。”②只要目标一致，方法可以多样，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修辞学的文学批评目标，不但需要宏观的文学批评形式，而且也需要微观的、日常生活的文学批评形式。

伊格尔顿修辞学的文学批评理论通过集中“分析在特定的社会态势中使用特定的语言所产生的实质性效果。这是一个庞杂的、有关具体意指行为的理论——但最重要的是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国家机器的言语行为理论”,就是为了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效果和影响，“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把话语和权力的表达进行系统地理论化，并且以政治的名义进行，丰富意指的政治效应”①。这种政治性效应必须揭示并发挥文学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和修辞性功能，并在现实的社会运动发挥战斗檄文的功能，起到鼓动现实实践运动的作用。

在伊格尔顿看来，修辞学的文学批评就是要用**的语言去教化大众，去表达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形象，去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虚假性，以便获得社会主义意识观念对资本主义意识观念的优势。马克思认为，“哲学对自身的超越不在于构建新的哲学体系，也不仅仅是为了阐述新的哲学思想，它的任务就是为历史和现实服务，为推进人类解放与社会发展做贡献”②。为了实现修辞学文学批评的价值，伊格尔顿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宣传性和鼓动性，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作到如下任务：第一，构建包含社会主义精神的作品，“参加到作品的生产当中去，在转变了的文化媒介中，对现实进行想象虚构，以至于达到有助于社会主义胜利的效果”。第二，揭露某些作品中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批评家去揭露非社会主义作品产生的不良效果的修辞结构，作为一种与虚假意识形态作斗争的方法”。第三，在非社会主义作品中寻找其价值，以便为社会主义服务，“阐释这些作品，以便从中汲取一切对社会主义有价值的东西”①。伊格尔顿指出，这三个任务紧密结合，互相促进，在批判资本主义、宣扬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制造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气氛与趋势，这比一味照本宣科地宣讲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科学性要有效得多。

此外，伊格尔顿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要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在现实的综合斗争中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文化活动与社会主义政治追求和早日结束商品统治或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在自己的批评作品中表达社会制度所压抑的无数男男女女的利益和欲望，从而使自己的批评行为成为真正有效的话语实践，成为变革整个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②。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实践运动。实际上，伊格尔顿将修辞学的批评作为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下普通人民大众苦难和理想，既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丑恶的理论武器，也是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宣传的工具，在伊格尔顿看来，有效地利用修辞学批评，积极地宣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人类的解放具有重要的作用。

修辞学批评为何能够容纳如此众多的方法呢?伊格尔顿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解：“修辞学——或者叫作话语理论——分享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于语言形式手段的兴趣……它可以向解构批评和精神分析理论学到很多东西，而它对于话语可以成为一项人的改造事业的信念则与自由人道主义有不少共同之处。说文学理论是虚幻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为一种不同的话语实践找回很多宝贵的概念。”①也就是说，伊格尔顿在修辞学批评中采用如此众多的方法就是为了实现革命的实践即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按照他的理解，正是由于修辞学的文学批评兼收并蓄、广征博引，融众多理论于一炉，而又能坚持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向往。所以，其自身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实现方法的多样性，而其中心目标的专注性则决定了各种方法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或许这正是众多方法的殊途同归的作用。因此，较之于科学的文学批评，修辞学的文学批评更加具有强大的理论威力和实践效果，或许这也是伊格尔顿放弃科学的文学批评转向修辞学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文本生产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这种生产与一般意识形态的生产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即文学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既体现了其生产的意识形态性，也体现了其特殊性，因此，文本意识形态理论是伊格尔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伊格尔顿试图开辟文化批判的新领域，在对于文本意识形态的研究中，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更加可行的道路，用以实现人类的解放。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论又称为“文化政治批评”,其研究路径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从政治文化到文化政治、从理论思辨到政治事件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强调和重视。

首先，伊格尔顿把语言分析方法运用于哲学解释。重视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和严密性，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很多方面已取得积极成果，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吸收并运用这些成果，以充实自己的理论，使其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在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中，文化一词是基石，必须做出严格规范的定义，才能展开其他领域的论述，他用英国哲学特有的经验主义和分析的手法，对文化本身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奠定了“文化政治批评”理论的基础。

其次，伊格尔顿强化了文化政治批评的整体主义方式。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表现为在分析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注重整体性，强调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共生性和时空结合性。他在分析和阐述“文化政治批评”时，既注重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又注重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以实现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

伊格尔顿坚持文化意义的辩证性质，提供一种整体论的视角，“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①。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还是一种生产形式和过程，这一点对于文化的功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说明艺术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艺术形态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①。他将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文化生产”既表明作为精神和价值的文化不可能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最终取决于作为社会根本结构的一般生产方式，同时也表明文化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和生成的物质过程，最关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文化实践过程，伊格尔顿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入手来分析文化生产的特点，突出了文化的整体性特征。

最后，伊格尔顿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英国马克思主义以技术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为批判武器，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他们的“这个理念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实践，即去发现新的社会主义政治”②。其中伊格尔顿的观点更为彻底。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文化从来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政治不能通过自身来达到其目的，它必须通过文化这个中介来塑造国民。文化“根据新型政治体制的需要铸造人的自我，重新将他们铸造成秩序驯良的、温和的、崇高的，爱和平的、不好争吵的、无私的主体”①。伊格尔顿秉承其师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把“文化”置于历史和政治的视野中加以思考，文化“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进行学院式的解剖的标本，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②。

综上所述，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首先界定“文化”的整体内涵，再去挖掘文化或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最后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语言分析的方法保证了文化、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的明晰性和特殊性，这是理论建构的必要条件。整体主义的思维范式则强调了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批评及其他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过程，使得“文化政治批评”体现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体系。激进的革命批评则保证其批判性和进步性。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中，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论”具备了现实性和时代性，因此具有前瞻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