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有自己的语境和维度，只有理解意识形态概念背后的话语环境和分析维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

(一)语境：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产物，也不是从天上掉下的思想观念，它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存在和社会生产方式。意识形态表面看来是对人类总体存在形式的反映，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实际上它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其利益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意识形态理论就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不是纯粹空洞的东西，它具有很强的意向性和指向性，总是直面和影射现实，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非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或者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伊格尔顿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他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它能够揭示意识形态产生的阶级属性和认识论根源及其发展规律，并在科学的基础上，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尤其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

伊格尔顿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曾将意识形态视为解放的理论工具，“意识形态属于科学理论的新时代，它的目标是把男男女女们从神秘迷信和非理性中解放出来，它是在精神层面上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立志从平地开始重建精神，解剖我们接收和组合感觉材料的方式，以使我们介入这一重建过程并使它朝我们所希望的政治目标前进”①。在这里，伊格尔顿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功能，即不仅是统治阶级精神统治的工具，也是被统治阶级革命的工具。伊格尔顿辩证地看待意识形态观念，在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驳斥了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和空想主义对意识形态观念的歪曲和误解，肯定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所起的能动作用，指出它具有社会性、阶级性、政治性三个特征，并且这三个特征是内在的连接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批判必须对这三个特征进行总体性的批判。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文化意识形态中弱点的方面其实可以充分暴露出文化里隐藏的矛盾，借助于揭露这些矛盾，可以揭示资本主义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从而打破人民群众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幻想，这有利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是一套观念和象征形式，这种观念和象征形式能够使人们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存在产生误识，以便认同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意识形态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因此，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结构方式具有紧密的关系，尤其与这个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紧密相连，伊格尔顿较为认同这种观点，他说：“我用‘意识形态’约略地意谓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社会的权力结构(Power-Structure)和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s)相联系的那些方面。按照一个粗略的意识形态定义来说，并非我们所有的基础判断和范畴都是意识形态。”②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它内在地包含着社会权利结构的内涵和阶级利益的因素，从思想观念上维护现存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在麻痹广大被统治阶级的同时，为统治阶级社会利益的正当性作辩护。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对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生产过程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主要是指“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利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①。在这里，伊格尔顿借用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观点，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内在关联，指出了人们的观念和信仰背后的阶级性和权力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及其斗争决定社会的基本结构，统治阶级控制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从而也控制着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处于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在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维护、促进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思维特征，代表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但这并不是说每个社会都存在一种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都是复杂多样的，并非一个简单构造的理论体系。

大体上说，一个社会中往往存在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形式：主流意识形态、过时意识形态和新生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属于伊格尔顿所说的一般意识形态，主要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过时的意识形态主要反映已经失去生命力和存在价值的落后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新生的意识形态则面向未来，是一种对新生的、积极的社会因素和制度形式进行反映的思想观念。一般而言，一种社会形态中存在这三种意识形态，彼此影响、互相斗争而又相互渗透。也就是说，没有纯粹的意识形态观念，一种意识形态内部可能同时隐含着其他两种意识形态的因素，这需要人们去加以仔细的辨别，按着本阶级的利益诉求去选取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内容要素。

鉴于这一点，伊格尔顿认为应该在全面梳理所有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内容，或许这些冲突的理路观点更能体现出意识形态的特征，“一个由不同概念线索交织而成的文本。从这些概念线索的历史性分歧中鉴别哪些应丢弃、哪些应继承，可能比认为构造某些宏大完整的理论更为重要”①。只有正确分析和认识不同的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社会阶级内涵，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功能，如果只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抽象的定义，既不符合现实情况，又会流于偏颇。由此可见，伊格尔顿没有用绝对的观点去审视意识形态的内涵，而是看到了意识形态内容的复杂性和混合性，主张用一种策略性、开放性、辩证的态度来说明意识形态概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便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可见，尽管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产生于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具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域和分析批判对象，但就其语境而言，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思想的内涵及其建构逻辑都建立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虽然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了一定程度的重新解释和修改(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种互动的系统性关系，而非简单的决定关系，意识形态的生产同时包含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生产，表现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等),但总体而言，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没有跳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框架，其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还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之内的。

(二)维度：认识论和社会学

“意识形态”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哲学范畴，大卫·麦克里兰曾评价道：“它是一个基本内涵争议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定义(因此其应用)存在激烈争论的概念。”①自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最早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以来，人们对它蕴含的问题和意义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②。

正因为历史上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积累了大量的分歧和异议，所以对于伊格尔顿而言，关于意识形态内涵和问题的研究和定标就变成一项繁重、复杂和棘手的工作。在伊格尔顿看来，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理解意识形态就能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③。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伊格尔顿并不简单地服膺于某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而是用辩证的眼光对它们的优势和缺陷均作出了较为科学的综合系统评判。

面对定义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及对同一概念定义产生的各种歧义和异议，伊格尔顿认为，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缘于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的认识论和社会学问题，也就是理解意识形态的两条主流传统路线的不统一性。他指出，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线索，“概而言之，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从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以及一些新近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注重于讨论认识真假的观念和认识论传统(将意识形态看作幻觉、扭曲和神秘化)”,这一线索探究的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及其认识的特殊性。而“另一条则是关注观念的社会功能胜于关注观念的真实性的社会学传统”①。这一条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性，也就是说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功能，学术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即认识论方式和社会学方式，这两种方式从不同的方面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考察和探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这些结论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之处。伊格尔顿对这两条路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伊格尔顿首先考察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维度。伊格尔顿说过意识形态是由不同概念线索交织而成，应该从这些概念线索的历史性分歧中进行比较、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认为这“可能比人为构造某些宏大完整的理论重要”②。从这点可以看出，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各种不同定义和内涵的产物，从这些不同的内涵中，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的本质。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已经揭示出意识形态概念自身的张力，它既是一种以政治统治为目标的目的论，“一方面，意识形态有目的，有功能，也有实践的政治力量”,又是一种在实践中对认识对象的扭曲的反映，从而产生了“遮蔽”真实历史的效果。

他指出，意识形态的实践用途之一就是生成幻象，“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似乎仅仅是一堆幻象，一堆观念，它们已经与现实没有联系，过着一种与现实隔绝的明显自律的生活”①。在这里，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意识，掩盖现实存在的剥削关系，扭曲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制造出一种客观和公平的假象，迷惑人民大众对现存社会的真正认知，这种作用和宗教或形而上的幻象起到了同样的效果，这种效果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也能从统治阶级那里获得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并对其反抗力量进行压制和打击，所以意识形态幻象具有一定的政治力量。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权力的认识幻象，是认识论要素和社会学要素的统一体，从这点出发，伊格尔顿首先确定了意识形态这两方面的属性，“意识形态主要是认识论问题，关注西奥多·阿多诺所称‘社会所必须的幻象’?抑或是社会学的事情，关注某些观念与权力的交叉方式?”②但在认识论层面上，伊格尔顿反对将意识形态简单理解为一种虚假意识，他指出，这种真实与虚假二元对立的思维，和弗洛伊德的“梦”文本一样，不单单是一种完全虚幻的表达，还蕴含着一定真实实践的因素。伊格尔顿更肯定虚幻背后所包含的真实的因素，他认为早期马克思提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都是统治思想观念”是一个“非常创新和大胆的观点”,因为“他肯定了意识和权力之间惊人的直接联系，这就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坚持观念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观点”①。无形之中，一种社会学维度上的实践语义就表露出来，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念来源于一种假设：事物与意识是二元存在的，事物的实在状态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某个地方，物质实在才是可靠的，而意识则是不可靠的，它具有虚假的潜在性，在现实生活中，为达成某种目的，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可以在语言层面上把这种实际存在加以歪曲形成意识形态，并灌输给被统治阶级，影响他们的心灵，以达到“合理化、合法化”的目的。而意识形态正是以这种扭曲或模糊的方式呈现了所谓的真实，因为它不是社会存在的真相，所以它必然是虚假的。伊格尔顿反对这样的简单化处理，他认为如果仅仅把意识形态当作“虚假意识”无疑会“把这个术语扩展到毫无用处的地步”②,因为它没有说明意识形态虚假的背后原因和生成机制。

为了更好地阐释意识形态的生成原因，伊格尔顿开始借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思想来比较说明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我们所称的‘实在’本身被心灵的奇想所洞穿，这个实在一如我们的意识知觉，只是我们无意识欲望的一个建构”①。也就是说，现象本身属于真实的一部分，这个真实通过我们的潜意识传达给我们的心灵，从而认识部分的真实。因此，现象虽然是阻碍我们看到事物真相的幻镜，但是在这种幻镜里往往能表现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许多我们成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之所以非常成功，恰恰因为他们是真的”②。而这种历史真相则进一步保证了意识形态的效果及其功能，因为只有具有真实性，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效果，进一步迷惑人们的思维和感觉。这就揭示出了虚假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真实的社会因素，对于纠正有关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为对意识形态进行思考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梦和意识形态都是一种“双重的”文本方式，是力量和符号的结合，但是精神分析不仅仅是专注“显在内容”,主要目的是去揭露那种形成梦的潜在的无意识力量。同样，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它不仅仅在于看到的历史现象，更在于去挖掘看不到的历史真实及其扭曲的过程，去揭露意识形态背后的作用机制，“如果我们可以揭露‘迫使’某个特殊的话语表现为某些欺骗和伪装的社会条件，我们就可以考察受到压抑的种种欲望”。正是发现了“梦”与“意识形态”的同构方式，伊格尔顿在这里发现弥合马克思早期和后期关于意识形态思想差异的方法，得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关于“虚假意识”,而且还是关于真实社会的象征的结论，“如果梦想让无意识的动机披上象征的伪装，那么意识形态的文本也是如此”①。实际上，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在一般情况下，处于意识形态的迷惑之下就相当于处于梦境之中，而忽视了真实的社会历史存在，挖掘梦境生成背后的原因及其过程，则能更好地去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功能。

伊格尔顿解释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认识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即将青年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点截然分开，“对于像后期的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们来说，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话语问题，不如说是阶级社会本身的客观结构”②。实际上，这就转变了对于马克思的虚假意识形态的理解路径。伊格尔顿进一步补充阐释了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点转变的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劳动和劳动力的价值被工资关系扭曲了，人们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被“商品拜物教”伪装和掩盖起来，原来的虚幻意识形态现在成为社会历史存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上的必要的环节。“意识形态的错觉不仅是扭曲了的思想观念或‘虚假意识’的产物，而且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物质结构所固有的东西。”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物质结构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维护，并且在物质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意识形态一直参与其中，物质生产方式内在的包含了意识形态的生产，这就限定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伊格尔顿在此基础上理解并建构了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

这也就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不但要扭曲人们对它的本质的认识，而且这种扭曲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即这种认识论上的扭曲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之一。伊格尔顿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把它的本性显露给我们，也是其本性使然，而意识形态将一种虚假的意识或幻象显露给我们，也是它固有的本性，“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为傲，它都充满了奇异的幻景和拜物教的狂热，以及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般的神话和盲目的崇拜”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其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产物，它生产的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虚假的反映，但是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反映尽管是虚幻的神话，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属性和功能。对伊格尔顿来说，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相比，其背后显露的东西更加具有价值，正是这些背后的意义，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内涵所在。伊格尔顿更加看重的是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显露”意义，而并不太关注“显露”过程中的“虚假”与否问题。

对于意识形态的内容问题，伊格尔顿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虚假的问题，即关于意识形态的认识论问题，他更加关注的是意识形态背后的内涵与意识形态的效果和功能。其实他这种激烈地反对虚假意识形态的态度，主要是希望寻求意识形态更为动态的解释方式，并试图从这种封闭的理论程式中解放出来，而着眼于意识形态更为现实和实际的意义，即从社会学维度上来认识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他总结道：“我用‘意识形态’约略地意谓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相联系的那些方面。”①这句话表明，伊格尔顿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注重点已经开始从认识论维度转向了社会学维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意识形态之中的政治因素，在对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物质利益和权力关系的考察中，揭示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同构性和密不可分性。伊格尔顿在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独具自身理论特色的探索②,他理智地强调：“赞成对意识形态的政治界定胜于对它的认识论的界定并不是说政治与意识形态是同一的。”③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权力性”重点在于意识形态的实践效果，即其政治功能。“意识形态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我们讲出的命题之类),而是一个话语问题，是置身于历史当中的实践交流。”④在这里，伊格尔顿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功能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属性，这种属性并不仅仅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规定性，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这种作用也有社会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不但不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同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会出现差异性效果，这种从现实生活实践中考察意识形态政治效果的理论，也是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从带有否定意味的“虚假性”出发来界定意识形态的内涵。在反映论的视域中，意识形态不是从人们存在的社会现实出发，从人们所处的现实生产方式与社会历史条件中去追寻意识形态的发端，反倒认为人的意识、宗教与抽象的原则是人类世界的决定者，存在方式上反转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秩序，成为一种具有欺骗性、反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

“虚假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象”。在康德那里，“灵魂、宇宙全体与上帝”等形而上学的对象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关于它们的理念就是“幻象”,以此与感性的对象即“实体”相对立。而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种理念经过概念的演绎成为独立存在的“实体”。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这一基本原则，从绝对精神或“理念”出发，在人们的头脑中建构起现实世界合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以此来关照社会现实。这种观点在认识论上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违背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认识。

第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源于“颠倒”的社会现实，仍然是对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反映。著名的“倒立成像”之喻形象地说明这种社会异化现象成为一种“社会事实”,从而扭曲了社会现实的真相，正是社会现实的异化性表征出意识形态虚假的特性。第三，意识形态功能的虚空化。作为一种“幻象”与颠倒现实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功能注定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想象的功能，是政治权力的认识幻想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还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依旧坚持虚假与真实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但由于忽视社会存在的本源性而将自身绝对独立化，颠倒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导致其具有虚假性的根本属性，是相对于科学知识的思想体系。

作为后来理解意识形态范畴的主要理论起点，虚假性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对后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也会产生新的启发。伊格尔顿指出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重要的线索……注重于讨论认识真假的观念和认识论传统……另一条则是关注观念的社会功能胜于关注观念的真实性的社会学传统。”①伊格尔顿从这两条线索出发，重新分析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内涵。

第一，在意识形态的“幻象”背后寻找真实性，以显露社会的真实性为最终目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结构之间会有对应性，这种对应性除了反映颠倒的社会现实之外，也在表征社会个体的真实经验，更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意识形态乃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与积极的物质力量，而不是一种不真实的幻象”②,这种真实的观念与社会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存在论上是真实的，它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的现实结构之中，并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产生实际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整体物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要素。因此，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产物，在现实中更是社会结构的客观产物，是一种维护社会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特殊的政治性实践活动，如此一来，伊格尔顿就将“意识形态”从认识论转移至存在论领域，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与现实性。

第二，面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复杂关系，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①。即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反映关系，而是一种想象关系。伊格尔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反映，更是对自身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的一种想象与体验。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式，反映的不是现实社会的异化状态，而是对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社会个体的体验关系，即个体与现实社会条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是源于颠倒的社会现实，而应当是对个体与社会异化现象关系的误识，意识形态“反映了屈从于社会条件个体的经验性关系”②。因此，在伊格尔顿的研究语境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是因为其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异化，而是表征了人们与异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不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实践活动中的经验关系。

第三，针对意识形态功能的虚假性，伊格尔顿肯定意识形态功能的实效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试图用科学的理论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导致意识形态与科学相对立，成为一种“冗长散漫的形而上学”,所以在意识形态终止的地方，才能真正去追求科学真理。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二者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相对于科学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意义尤为重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与其说是‘科学’或‘总体性’,不如说是‘解放知识’”①。从而实现在存在论的领域中探讨意识形态的实践效果，揭示真实条件下意识形态的运行功能，从而将其社会功能由虚假论转向效果论，这种效果掩盖了社会的矛盾冲突与利益分裂，阻碍人们了解社会异化的真相，因而无法实现社会个体自我认同。

在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理解方面，伊格尔顿深受阿尔都塞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思想的影响，强调并分析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内涵，认识到意识形态在现实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功能，也将意识形态反思的重点从认识论领域转移到功能论领域。伊格尔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揭示了认识论领域中带有虚假性特征的意识形态思想在社会现实实践活动中的功能性与真实性意蕴，即既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又是一种现实的体验关系，还具有有效的历史效用。

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是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意识形态主要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家”加工出来的，而这些“思想家”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他们给意识形态打上了空想、唯心主义、经济利益为上等贬义的烙印。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思想家”编造的产物，这种编造的最终目的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也就是将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意志普遍化，从而排斥其他阶级的意志与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有人为建构的虚假因素，意识形态背后显然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总体而言，他们对意识形态生产的论证辨明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基本特征。由于条件的限制与关注重点的差异，仅是从宏观上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未深入探究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其内部的各种微观矛盾与冲突，尤其是未能揭示被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在当前西方社会矛盾微观化与多样化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内部的各种关系成为一种迫切的理论需要，伊格尔顿指出，用辩证的眼光揭示意识形态内部各种具体利益和矛盾的冲突，比起阐释宏观的意识形态理论更加有意义，“‘意识形态’这个词就是一个由不同的概念经纬交织而成文本，里面含有各种各样的历史踪迹”①。它不应仅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利益的精神统治工具，还应该是被统治阶级用来奋起反抗的革命工具。

伊格尔顿反思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关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特征，既考虑意识形态的阶级支配性，又需考察意识形态生产中的内部矛盾性与冲突性，以此积极探索被统治阶级可能选择进行意识形态反抗的路途。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阶级性表现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物质利益关系的反映，这在宏观层面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关系的内在一致性，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然而，一种意识形态是否仅仅就是统治阶级意识的反映而不关涉其他阶级的意识，这涉及意识形态内部构成问题。

伊格尔顿深入考察了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后指出：意识形态的生产应当被视为一种带有差异性特征的生产，将意识形态归属某一阶级并不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着矛盾甚或冲突世界观的复杂系统，而不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单纯反映”①。不可否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精神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他阶级也可以在精神生产中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来生成自身的意识形态，从而导致意识形态内部充满矛盾性与斗争性。

既然意识形态内部蕴含着被统治阶级的意志，那么被统治阶级完全可以在意识形态中寻找自身的意识形态内涵，来积极反抗利用意识形态企图压迫的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认这种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并指出了被统治阶级不但在物质关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在精神生产中也处于被动地位，从属于统治阶级的精神生产。但是从属并不代表就是完全驯服，也包含着反抗的可能性，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的生活伴随着从属，陷于从属，反对从属”②。那么,被统治阶级如何在意识形态中发展自身的意识形态呢?关于这个问题，伊格尔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意识形态文本不是一个孤立、自封的系统，它本身带着强烈的开放性特征，意识形态文本包含意识形态产品的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散播者，不同的人通过意识形态文本阅读或消费，可以生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文本阅读“绝不是对文本的简单‘消费’,而是一种文本及其意义的再生产”①。这种文本消费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再生产，这种意识形态文本的阅读可以解读出文本中的“空白”“停顿”或“裂缝”,从中发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示社会真相，在批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被统治阶级可以根据自身的社会经历与情感体验生成自身的阶级意识，并以此反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

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提出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不能仅从宏观上分析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应该在具体的作品生产与解读中去反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文本进行‘反抗式’的解读，揭示并占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资源”②。用以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描述与说明，揭示出意识形态与物质利益以及阶级意志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深入考察意识形态内部的具体冲突，揭示出意识形态内部的复杂关系，从对意识形态的解读中发现反抗主导意识形态压迫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对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的研究更加细致化与微观化。

虽然人们的感性活动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特拉西在创设“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时候也有反对当时法国盛行的“天赋人权”观念以及摆脱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束缚的希冀，力图解释我们的思想应该如何以身体为基础。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初级认识或感性认识视为低级形态的意识形式，称其为“纯粹动物式的意识”或“被意识到了的本能”。这种感性认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就相当于一种原始的本能。而意识形态则生产于较为高级的理性认知，是一种精神活动，只有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阶段，“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①,而这些“纯粹”的理论形式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是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条件，社会分工导致精神生产的出现，其中包括生产意识形态。而私有制使得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功能成为必要，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出现带有历史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消亡是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与知识的进步，意识形态将会被科学知识代替，而这种科学知识即真正的知识是一种更高级的理性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形态概念是在感性认识及本能之外的，或者说预设了人的本能与意识形态是无关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并不具有感性认识的内涵。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感性内涵进行了挖掘，一方面，他们揭示了意识形态与艺术审美的内在关联，认为艺术审美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阐述资本主义对人的情感的虚假满足揭示了意识形态在本能方面的内涵，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虚假升华了人们的情感本能，这种虚假的情感满足消解了人们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意志。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伊格尔顿考察了意识形态在情感领域的社会功能，“通过理性化的劳动方式，消除人的本质以及把人变成单纯的功能等做法从科学领域进入了经验世界”①。这个经验世界属于感性情感领域。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理性认知的产物，也存在于人的自然情感与本能之中，并通过扭曲压抑人们的感性需求与人生经验，将意识形态渗入人们的本能之中，从而更加全面的控制人的身体。

在这里，伊格尔顿考察了意识形态在美学领域的运作原理，他指出，现代美学理论由于高扬了理性的功能，压抑了身体感性的作用，从而将美学的理性抽象性与资本统治的普遍性联系起来，“在一个维度上，资本主义把男人和女人身体的丰富性降低到‘原始和抽象的简单需要’……另一个维度上，资本是幻觉性的身体”②。在资本逻辑统治的社会条件下，抽象的、理性的资本或价值、剩余价值成为人们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与目标，而现实的具体需要被抽象为资本的手段与附属物。资本主义美学通过这种运作方式将资本的统治性权力注入人们的感性身体之中，成为人们的感性经验，连接了理性的责任意识与感性的快乐情感，从而虚假地缝合了社会异化条件下资本逻辑与人的现实幸福之间的裂缝，实现了意识形态对于人们身体感性的扭曲与规训，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感性维度，“身体被赋予的情感与力量形成了惯性的实践与本能的顺服，这比抽象的权力更有韧性”③。通过塑造服从的身体及其情感本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类情感与本能的渗透与操控，制造出为资本主义进行劳动的身体，这是现实具体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构成部分。

同时，伊格尔顿也看到了身体的感性维度在意识形态抗争中的积极作用，人类的丰富感性与本能是反抗意识形态统治的极为重要的力量和有效的现实资源，感性的身体与本能虽然受制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其内部潜藏着对这种压抑的抗争，人的本能欲望成为反对抽象统治法则的重要维度，“性欲并非阶级斗争的移置，而是展开阶级斗争的中介”①。

伊格尔顿在重视意识形态的感性维度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向不仅仅是在理性的规则中实现人类的自由与快乐，更重要的是在感性领域实现人类的丰富性与幸福性，“未来的人类将要实现感性力量的解放，而非再通过理性审判来合法化自身的感性愉悦”②。因此，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的感性领域中找到了反抗资本主义精神统治的现实力量，并且认为这种感性力量与身体本能同样是达到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源泉与重要保障。

所以，伊格尔顿采用感性维度去重新释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意识形态思想，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审美意识对身体感性的虚无化，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以此将赋予意识形态思想马克思以明显的身体感性内涵，“相信人类的感觉力量和能力的运用……只有通过颠覆资本主义的工具主义行为才能实现感性身体的解放”①。

从这种感性维度出发，如何来实现意识形态的批判与人类的解放呢?伊格尔顿在反思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发展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消亡与人类的未来发展，"‘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清除这些无稽之谈”②。伊格尔顿看到了社会客观历史的重要性，进而以身体视角尝试去阐释解放的内涵，以期寻求一个社会历史与身体感性的结合点，将私有制的废除与身体丰富感性的回归统一起来。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伊格尔顿认为对于资本统治的抽象性及其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应该从单纯的认识论领域的理性批判转向审美领域的感性批判，将丰富性的身体感性与本能从抽象价值的观念下解放出来，从而去规划人类的未来存在形式。

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主要侧重于理性认识领域，认为意识形态将理性、观念与精神作为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来弥补现实世界的分裂与冲突，而对于意识形态中的感性活动则没有加以重点论述。伊格尔顿在反思美学概念的基础上，将感性审美与意识形态有机的联系起来，挖掘出意识形态中的身体感性与情感本能的内容，揭示了意识形态通过对身体的操纵从而实现其维护社会统治的功能，并指出感性本能反抗意识形态的独特优势，因为身体感性与审美活动能够摆脱抽象理性“目的论的可怕控制，砸碎了把一切事物禁锢于其中的功能和因果之链”①,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理性抽象中摆脱出来，实现人的全面的觉醒与解放，从而扭转了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方向。就此意义上而言，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确实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形态理论做了有益的补充，指出了意识形态理性维度的单一性与不足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感性审美与情感本能视域。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整个意识形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性文本，受当时历史条件与理论主题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也留下一些尚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恩格斯就曾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②。伊格尔顿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与思考，并借助最新理论观点进行了反思，通过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重新释义，将意识形态从主观认识论转向实践存在论；通过对意识形态内部矛盾性的分析，论证了意识形态固有的冲突性与抗争性，将意识形态生产的分析从外在的宏观领域引向内在的微观领域。通过对意识形态感性领域的强调，揭示了身体感性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功能，将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从理性维度扩展至感性本能维度。

因此，伊格尔顿在坚持《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深入考察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意识形态内部的差异性以及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抗争的可能性，深入探寻抽象的资本逻辑与丰富的身体感性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功能，这些重要的理论思考都指向意识形态生产的具体范式，这可以说是伊格尔顿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应。

伊格尔顿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反思与分析，虽然拓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经典意识形态思想的意蕴，为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但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伊格尔顿对经济基础地位的忽略，对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重要性的漠视，从而不能有效发挥意识形态理论的张力，这使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效用大打折扣。

马克思还提到过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关系，但是没有进行过具体论证，所以显得较为粗略，伊格尔顿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心理意识”和“权力话语”之间尝试搭建了某种联系，以说明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但是这种联系如何在现实中得以履行呢?关于这一问题，阿尔都塞打破了意识形态概念上简单化的反映论，强调它实践功能的内涵和趋向，以结构主义的观点解读了意识形态的内涵，这一观点深深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

伊格尔顿深入分析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论文，并指出了阿尔都塞的贡献，“这一著名的对意识形态功能主义的(Functionalism)思维方式和它诸多的认识论命题，已经遭到严重的批判，但是毫不夸张地说，就这一篇文章已经改变了我们当今意识形态的思考路径”①。在这篇论文中，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只具有空间的结构性，而没有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与功能，从而使得它成为了一个非历史的现实，即一个全部历史的现实，其意义是，那种结构与功能是不变的，以相同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可以称作的历史之始终。”②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作一种社会权力结构，是一种空间存在的观念形式和权力形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霸权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的痕迹。

阿尔都塞并不完全否认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功能，但是他觉得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和社会功能更加重要，“实践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③。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意识形态通过表象体系作用于人的意识从而使得人们服从现存的社会秩序，自觉地践行自身的社会角色。

阿尔都塞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加工过程，“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④,社会个体与其存在条件通过意识形态的表征作用而连接在一起，这句话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意识形态表征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媒介，通过自身的表象系统作用于人，将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转化为一种虚幻性的想象关系，从而控制人的思想和认识，并认同了社会秩序和自身的位置；二是“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的存在”①。他指出，意识形态的表征过程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的，包括学校、教会、家庭、报纸杂志和工会等机构，通过人在其中的物质实践活动把意识形态观念强加给人们从而实现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自主的物质形式，并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其物质性在于它对主体意识的“质询”,正是这一“质询”功能为伊格尔顿融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搭建了桥梁，形成他最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通过在无意识状态下社会结构对于主体的质询和召唤，使得主体去迎合这种召唤，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身份并加以认同。因此，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紧密的联系。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②。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是一套自我完备的理论体系，而是具有一定价值倾向的象征性的符号系统，它通过话语系统诱导人们完成主体性建构，并以无意识的方式把不同的人束缚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并认同其社会角色，使人们不能真正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从而消解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秩序的反抗和对于美好社会的向往。他还认为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隐藏着权力因素——意识形态，在伊格尔顿看来，“约略地意谓我们所说的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相联系的那些方面”。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更加深刻地体现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之中，其“并非简单地指人们所持有的那些深固的、经常是无意识的信念；我主要指的是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他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①。这就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而深入考察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与影响。

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下，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工具，还是一个由各种因素构成和支配的实践领域，由此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功能。

伊格尔顿强调意识形态是那些与维系社会权力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相关的符号系统和象征性形象，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更是如此，“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有一套相对一致的价值、表征和信仰话语构成，它们在某些物质机构和相关的物质生产结构中实现，并反映了屈从与社会条件个体的经验性关系，以至于保证它们对于‘真实’的误识，这种误识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②。正是这种“真实性”才使得意识形态能够在幻象中对社会现实产生更加实际的效果。这一点与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不同，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也是想象性的，这种反映能够使得人们对社会真相产生误识，从而维护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权力结构、生产关系以及话语理论等内容，坚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寻找意识形态的内在发生过程，恢复并增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使得意识形态批判逐渐成为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

同时，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由一般意识形态、各种局部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等层次构成多重结构组织，各层次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并认为“如果意识形态不是理解为一种异质的、矛盾的构造，一个在意指实践层面上不断斗争的问题，那么,这种误识也许与某种阶级斗争观有关；最简单地说，阶级斗争已经消失”①。如果不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这样的一种矛盾结构和实践斗争，就不能正确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因为意识形态不是、也不能用确定的语言加以界定，对伊格尔顿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象征性的实践活动，需要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展示其意义和效果，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维护社会权力和阶级利益的特殊的政治性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