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奠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之上，他主要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构建意识形态的框架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伊格尔顿通过这种系统梳理逐渐明确了意识形态的内涵。

(一)“虚假意识形态”解析

马克思提出了“虚假意识形态”的观点，有人解读为虚幻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结构的颠倒反映，这种虚饰性的思想观念只能与实在相抵触。伊格尔顿认为这种理解简化了意识形态思想的全部意义，甚至最终会沦为“经济决定论”。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的否定批判和对未来乌托邦理想的信念，试图构建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化理想。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攻击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主要弱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个体“想象的”和真实世界的关系，它不是科学的概念，更不能承担科学解释历史的重任。这种“想象性”可以使主体获得不可估量的力量(包括心理、情感、行动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构成生活的基本品质。美国哲学家詹姆逊创造“意识形态素”这个概念，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伊格尔顿看到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纯粹统一，应当把意识形态看作各个社会集团和阶级斗争进行谈判和交锋的场地，而不只是表明各阶级内在的某种世界观。

伊格尔顿认为至今仍无一人可以为意识形态下一个完满的定义，因此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不是对其本质的界定，而是选择以一种开放的、辩证的方式来解释意识形态，将其视为“一个由不同的概念线索交织而成的文本。从这些概念线索的历史性分歧中鉴别哪些应丢弃，哪些则应继承”,他认为这种方法“可能比人为构造某些宏大完整的理论更为重要”①。也就是说，伊格尔顿在这里刻意避开了对意识形态简单下一个规定性的定义，因为这种定义方法同样有反映论的嫌疑，也会造成不全面和自相矛盾的状况，因此，伊格尔顿选择从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和内容的复杂性方面来对其进行描述。

在认识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之后，伊格尔顿对人们所熟知的“虚假意识”学说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虚假意识”对应的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欺骗，是对现实存在的否定，但是许多表达信念和价值系统的意识形态言论实际上并不虚假，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真实存在的因素。经验告诉我们，人们之所以对意识形态观念加以信任甚至为之献身，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满足了人们某种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并不是完全虚假的。

而意识和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其根本区别在于：从客观存在而言，意识不能独立存在于物质之外，它是对存在的反映，意识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同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交织在一起；而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利益和社会结构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人类意识进行加工和改造形成的思想观念，这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劳动分工具有紧密的关联。人类社会发展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时候，脑力生产者于是就构造“纯粹的”理论，其中就包含意识形态的萌芽。当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细化，甚至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尤其当脑力劳动者为统治阶级构造思想的时候，意识形态就产生了。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立化的和异化的社会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虚幻的反映，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的现状辩护，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确实具有虚假性的特征。

因此，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虚假性”,这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有经典表述。可见，早期马克思主要是就否定意义上阐释意识形态概念，其中“虚假的观念体系”是其基本含义之一。马克思在书中反复指出，德国哲学是要从“天上到地上”,而我们则要从地上即从现实的基础出发。“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基本规定无疑地主要是指其‘颠倒性’,即它根本地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活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的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这里所说的‘虚假’,主要指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致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头脚。这种规定本身无疑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①关于“虚假意识”的问题，据考证，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使用过“虚假意识”这一词语，最早的使用者是恩格斯。在1893年恩格斯给弗朗茨·梅林(F.Mehring)的一封信中，提到过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并且解释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虚假的，是由于“推动它的真正动力始终是它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根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它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②,这句话充分揭示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原因所在。伊格尔顿继承了这一思想，在作为表征的意义上肯定虚假意识的存在，正如他在访谈中明确宣称的那样：“确实认为存在某种对应于虚假意识的概念的东西。”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地在思想史上确立了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域”②,但“意识形态”术语的内涵却并未确定下来，“意识形态”一直作为一个争议的范畴而存在，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无法回避的主题。在借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与反思。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为意识形态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提供了经典而充分的素材。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与历史，或者意识形态与文本的图式关系，存在着许多循环的变量、许多不同的模式以及许多不确定因素。”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如果意识形态等于“虚假意识”,那就等于说人们普遍生活在“虚假意识”当中，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和我们生活的实际状况，“意识形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幻觉，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是一种积极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必须有足够的认知内容，以组织人类的生活实践”④。

也就是说，即使是颠倒反映的“虚假意识”,并不是完全幻想出来的东西和人为加工的产物，也是在物质生产关系即整个社会物质结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例如，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必然会生产出“商品拜物教”,这种“虚假意识”,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关系和需要。当然也不能说意识形态一定是真的，意识形态有时候确实表现为一种系统的歪曲，它与真实的社会历史真相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甚至在形式上还处于对立的地位。阿尔都塞就较为深入的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这种虚幻的特征。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而是表明“我”与世界的生活关系的暗示和表象系统，是将人建构为社会主体的一种特殊表意实践，它并不是针对世界的真实，而是对于人的思想行为的塑造。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意识形态把社会行动者建构塑造为人类主体，让个体获得一种虚构的角色，并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和“中心感”,并在这种自我意识的基础上来确定个体的社会功能、角色和形象，保证生活的“正常”进行，个体感受不到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表象，这种虚幻的象征给人以希望和安全，并为人提供服从社会秩序和阶级统治的理由。

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下，伊格尔顿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首先，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形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①。在这里，伊格尔顿实际上还是认为意识形态以一种虚假的想象性的关系去塑造社会主体的社会意识。但他同时又指出，意识形态同样包含着真实性的因素，它与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其虚假性正好体现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权力的勾联，是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的一种功能性的展现。

伊格尔顿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遵循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关系的规定性以及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所以必然会坚持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以及政治意义，也就是说，伊格尔顿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因此必然会关注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各层次和上层建筑各区域之间的多重结构的复杂关系。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范畴复杂性的充分考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他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的重视，因为正是在政治功能或“组织人类的实践生活”的层面上，意识形态似乎更注重目的而不在乎手段。应当重视的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政治性或者政治功能使主体得到了充分的能动性，以有效地发挥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现实基础的巨大作用。或许正是这种政治功能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既然意识形态掩盖了现实中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是一种谎言和欺骗，所以为了维护这种谎言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形态就更需要扭曲现实，制造假象，继续迷惑人们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政治功能。

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立场出发，参照各种意识形态概念，论证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含义及其效果，并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中也包含着真实的要素，这种虚假也是一种真实，是权力结构的真实反映，是为了进行真实斗争而采取的策略。因此，伊格尔顿最终将意识形态及其虚假性置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之中加以界定，最终为充分发挥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释义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拉西创立的包含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成分的“意识形态”概念，成为马克思确立意识形态现代语境的一个背景。马克思首次将这个词看作一个哲学概念，并开辟了意识形态研究的对象以及方式，“无论如何，直到最近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研究，无论其企图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那些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保留地”①。伊格尔顿也是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启示之下，尝试建构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而这种启示使得伊格尔顿认真追询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结构，也就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

特拉西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这个在当时积极进步的概念经由拿破仑的曲解和污蔑而变得面目全非、抽象空洞。意识形态被意识形态家认定为是有助于社会改革进步的真实意识，但拿破仑政府在宗教势力的鼎力支持下向帝制统治演变时，和这些意识形态家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并赋予了意识形态否定和贬义的色彩，使“意识形态家”这个指称兼具“意识形态家”和“空想家”两种角色。

拿破仑指责来自共和派和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家用“冗长散漫的形而上学”代替了“性情知识和历史经验教训”,这样的指控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因为“形而上学”正是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家们所不能容忍的目标，他们相信思想观念和物质条件之间有种紧密的相互联系，有时也承认思想观念还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个立场不是那么明晰的弱点，被拿破仑抓住并放大，认为他们在过度的理性主义中夹杂了不计其数非理性的东西。“在他眼里，这些理论家对理性规律的探寻已经走到把自己锁在抽象空间中的地步了，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脱离了物质现实。”①这样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表意由科学理性的代名词偏移到空洞虚无的唯心主义层面，结果“摇摆于肯定的和否定的含义之间，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历史的特点”②。这些思想无疑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关于意识形态的思考，而这些思想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相关思考也影响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

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样对隶属于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思想作了深入的阐释，“法国人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地形而上学，是对于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的一种列举和分析。这些思想规定并没有辩证地得到考察，他们的材料是从我们的反思和思想中取得的，而包含在这种材料中的各种规定又必须在材料中得到证明”③。任何一个脱离了历史过程的思想，都不能在其所在的时代中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因为与历史过程的相对性是它存在的前提。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寻找。因为个人和时代的计划是著名的‘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的手段，用以造成通常远不同于原先思想家所期望的结果”①。这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发展的阶段特征。《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深入论述意识形态各个阶段不同表现形式的

代表作，黑格尔在第四阶段即狭义的精神阶段，提出著名的“教化”和“异化”概念，指出“教化的虚假性”“语言是异化或教化的现实”"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等问题，这些对教化和异化现实世界的说明，为意识形态含义概念之后发生根本转折埋下良好的伏笔。因此，“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正是结合法国和德国两者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②。

费尔巴哈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来批判宗教异化，但是也触及意识形态和异化的内在关系问题，他在建立自己人本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使我们从唯物主义角度认识到宗教的意识形态本质。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在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对其早期意识形态观的综合阐述，“第一次明确地在思想史上确立了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域”①,在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考察中，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部分思想，将意识形态看成自由漂浮在物质基础上，同时否认物质基础存在的思想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看法：“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②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必须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也必须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得到说明。

这就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是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生产的基础就是物质生产方式，其中的物质交往关系也就是以后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可见，在马克思这里，已经包含了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考察意识形态的思维和内容。

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范畴置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之中，认为要想改变世界，不能仅仅通过意识形态的变革或观念的革命，更需要现实层面的斗争实践，推翻旧社会统治的物质基础，尤其是经济基础，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张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仅仅进行思想上的革命，他明确说过：“实际上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①只要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所以从物质实践角度来解释意识形态是科学的，但马克思同时也认为并非所有的思想都是意识形态的，“使思想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正是它们与劳动过程所固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冲突性之间的关联”②。从根本上说，一是这些冲突来自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意味着从劳动与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开始出现分配不公；二是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私有财产合理存在，以及私人与公共利益不一致的局面，开始赋予特定思想以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思想掩盖了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经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进行辩护。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创造性地提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实践的，而意识实践的特征首先就是生产掩饰社会经济关系本质的神秘和幻象。在这种语境下，意识形态具有贬义的性质，“在马克思自己看来，意识形态的贬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相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和唯物主义是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关联方面，则体现为一种“公平”的假象，“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①。在此意义上，早期的马克思视之为虚假意识，只有那些掩盖了剥削真相、社会矛盾的思想才是意识形态的，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生产过程，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社会结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参与因素。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著作，对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伊格尔顿在借鉴最新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当时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主要表现在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征重新理解并作出界定，对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特性进行深入分析，对意识形态的感性维度做出独特的阐释，从而将意识形态的研究引入到实践领域、内在视阈与感性维度的中来，在一定意义上积极地创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有关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范式，拓展其理论张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作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标志，他在书中从两个层面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一是指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二是阶级社会“观念的上层建筑”,具有虚假性和阶级性，因为它是统治阶级为了掩盖社会矛盾和剥削真相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体系。相较于马克思后期更成熟著作中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论述还是产生了一些关键性的变化，比如从早期援引的“照相机比喻”发展到对“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发现，“商品”其本身也被发现蕴含了真实的力量。这就说明，马克思在物质性的生产中发现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即意识形态的生产并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结果和产物，它与物质生产活动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在统一生产过程中，互相影响、彼此促进，共同形成了社会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着力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形式与作为其基础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商品”起初看起来是极为简单普通的，再仔细分析发现它却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①。为什么普通的劳动产品一有了商品的形式就具有了谜一般的性质呢?马克思指出，这是由于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类一般的、抽象的劳动决定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形式；最后，生产者之间的体现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正因为如此这些产品变成了商品，也就是说，变成了既是可感觉又是不可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②。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产品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也就是说，商品生产过程中既是有形的商品的生产，同时也是无形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它们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

但是，马克思认为，价值形式和价值关系与产品的自然属性没有什么关系，而与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紧密关联，“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借用宗教世界的幻境来比喻这一现象，“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作拜物教。”①实际上，马克思使用“拜物教”一词，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异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与人的关系隐藏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人们注重于物与物的关系，而忽视了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社会生产产生了误识。

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被掩盖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之中，这种生产交换活动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却不能得到如实的反映，而是颠倒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内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②在这里，意识形态的观念仍然处于颠倒和掩盖人们之间真实关系的观念的内涵之中，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的虚假含义，转而重点突出在被认为是反映了某种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事物，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内在地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内涵，这种内涵是通过间接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的意涵，它本身也是一种真实力量，如何去除这种虚假性和阶级性，他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进行实践的共产主义运动。

伊格尔顿理解并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同时结合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化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一方面认识到了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的内在必然性，即意识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构成要素；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将注意力集中到以下问题，即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事务中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形式，研究意识形态生成的方式，即研究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和策略。“意识形态研究不仅是观念的某种社会学，更特殊的是，它试图表明观念是如何与现实物质条件相关联的。它往往通过遮蔽和掩饰它们、以其他术语替代它们、尤其是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并把这种状况变为显而易见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和普遍性的观念。”①这种改变和掩盖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性策略，“简言之，意识形态在这里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而非仅仅是世界的反映；至今，马克思的传统一直致力于描述意识形态的各种策略中的一种或全部”②。伊格尔顿认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忽视了这些策略的全面性，因此他试图揭示意识形态中的全部策略，以便纠正传统的误解。

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不仅考察了意识形态产生的认识论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联，正是在这种关联中，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这种社会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共同巩固了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从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以及思想利益。

阿尔都塞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得到了启发，从而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反应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是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与想象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①。阿尔都塞这段话说明了我们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才能感知、阐释我们存在的物质条件，意识形态就是我们与社会历史现实存在的一种中介，但却只是一种想象的中介，它不能带人走入真实的现实世界。另外，意识形态所表征的是个体生活与其中关系的想象性关系，而不是支配个体存在的系统，也不是决定性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这就重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指出意识形态只是对于物质条件或经济基础的依附与想象，二者从属于不同的逻辑和层面，他们之间不是决定关系，经济基础只是影响意识形态的社会因素之一。

伊格尔顿深受阿尔都塞的观点的启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前者“限定”(Setting ofLimits)后者的关系，是制约和影响而非简单的决定关系，也可以说是前者对后者施加压力和影响(Exerting Pressure),并从这种限定性影响中揭示二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会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建构产生限制。所谓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限制’。生产方式不会自己指定一种政治制度、文化形态或社会观念”①。可见，伊格尔顿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说明，从单纯的经济决定论中解脱出来，将二者置于一种更加复杂的平台上进行考察，以此来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

正是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框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详细解读下，伊格尔顿描绘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主要逻辑结构，即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互动同构关系中，而不是简单的反映在决定关系中，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产物，同时又是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参与要素，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物质生产和思想意识生产的统一。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虽然在根本上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但是这种决定不是简单地对应关系，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以及权力关系具有紧密的关联，它不但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关系，而且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与这些关系互动，促进这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同时进行着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物质生产方式中有意识形态的生产，而且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同样也有物质产品的产生。

伊格尔顿在这里明显沿用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思路观点，扩充了上层建筑生产的范围与过程，并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并认为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中既有经济基础的因素，也有上层建筑的因素，即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