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英国知识分子，伊格尔顿深受英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可以说，英国的本土文化传统是伊格尔顿思想理论的底蕴，其中，经验主义的文化研究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和英格兰一爱尔兰文化批判传统等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影响尤其深远。
(一)经验主义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深受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英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本土化的理论产物，因此受到英国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经验主义特色，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所以，尽管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也受到欧陆结构主义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其思想具有浓厚的英国本土经验主义因素。
经验主义(Empiricism)①,通常指相信现代科学方法，主张通过实验研究而后进行理论归纳，反对进行单纯的逻辑推理，这种观点认为理论应建立在对于事物的观察之上，而不是靠直觉或迷信，直至今天，经验主义的方法还在影响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它是英国哲学主要是英国近代哲学素有的理论传统，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等哲学家都展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理论特色。
由于英国的哲学传统与热衷于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欧洲大陆哲学不同，英国哲学家并不是宏大体系的构造者。②他们拒绝直接进行理论的演绎推理，也反对对理论进行单纯的逻辑证明，向来都“遵循着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它以零碎的方式来处理大量细小的问题，当它确要提出某些一般性的原则时，它总要将它们验之于直接的经验证据。”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精确客观的自然科学方法在一定层面上并不适合于考察人类的主体存在经验，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是这种经验的含义较为复杂，是人主体的总体性经验，而不同于单纯的感性经验，后者是偶然的、或然的，具有不确定的因素和特征，而前者主要标榜必然、精确，强调必然性和普遍性，所以经验主义所说的经验与感性经验的含义是不同的。
关于经验主义的传统，许多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学术生涯初始都是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研究的对象几乎都带有很强的民族地域性，从本国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背景入手，细读文本和分析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在研究范式和路径上都带有鲜明的经验主义特征，这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倾向形成了鲜明对照。
英国马克思主义通常以文本细读、经验观察为基本方法进行理论探讨，这种独特而浓郁的经验主义学术气质直接影响了伊格尔顿学术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他极为重视英国民族自身的思维习惯与文化习惯，在其理论建构和论述中，伊格尔顿“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某种教条式的演绎”①,而是注重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并得出结论，因此，英国的经验主义与伊格尔顿一贯坚持的文化研究自然而然地相互交融在一起，这也体现在伊格尔顿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上。
发源于英国中部地区的西方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又称产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科技革命、生产效率、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提升和发展，开创了属于“机器的时代”,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乐观地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②
然而，现代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不单单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一系列尖锐直接的社会问题也应运而生，现代西方社会危机开始暂露头角并在以后逐渐扩展开来。现代技术的革新导致现代传播媒介的产生，继而含有内在商业潜质的文化工业兴起，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危机的开始，对传统人文精神和艺术造成猛烈的冲击。在文化工业的冲击之下，商品逻辑成为一切文化行为的至上准则，机器文明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同时也影响到人们的心理，本质上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体生存及发展的强迫制约。对此马克思认为：“‘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此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①
以上所阐述的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心理危机集体构成了“现代性危机”,产生的主要现实原因就是物质生产过度发达，理论缘由则归结于现代性本身的重重矛盾。面对这样的境况，西方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克服摆脱这种现代性危机的解决途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逐渐研究和拓展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不用坚持非要推翻打碎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现实中培养、发现、构建一种新文化，而是从文化层面的抵抗来出发解决现代性社会危机。他们拒绝欧洲大陆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和抽象性，反对把这种外来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强加于英国的特殊性之上，主张应该以英国的本土思维方式为主，强调本土化的文化传统。这种情形下，“伯明翰学派”秉承英国经验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英国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即英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前的社会状况①,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去发现社会矛盾和文化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归纳，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和说明。
英国的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应建立在对于事物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所谓的信仰、直觉或迷信。对于文学而言，则主张通过阅读实践结合读者的情感结构来获得文学知识、感受文学美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从其创立之初就很好地坚持了这种方法论原则。
文化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崛起于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首先要归功于尊重经验主义传统的利维斯主义者，而“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文化这样一种存在于工业革命前的文化典范则备受他们推崇。贝内特曾指出：“从西方来看，利维斯主义者们所做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性意义。”②利维斯创办的《细绎》(Scrutiny)杂志是他们的主要阵地，团队成员发展了所谓“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方法，它通过具体的分析来细查文本，探寻文本的建构，剖析作者的感情结构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对其感情结构的影响，在广泛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语境中充分考量文本的内涵和意义。
“伯明翰学派”①的两位奠基人开始尝试改写英国的精英文化传统。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提倡作家们应该走出禁锢的象牙塔，关注大众文化和大众的社会经验以及情感结构，走向大众生活才能使得自己的创作源泉不至于枯竭。威廉斯将文化研究的领域拓展到大众和通俗文化中来，进而形成“文化唯物主义”这一具有英国特色和深远意义的理论，真正地从文化的角度对社会开始进行批判分析，探究了文化与社会因素以及感觉结构的内在关系，提出走向“共同文化”的美好愿景，拓展了带有经验主义特征的文化理论领域。
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威廉斯注重以英国的经验主义方法来观察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因素和感觉功能，其代表作《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具有浓郁的经验主义气息。《漫长的革命》一书详尽地表述了英国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变迁的那种渐进式革命，这种革命由工业化、民主化和文化变迁三个阶段组成，从而阐明文化以及感觉结构分析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两部著作开辟了社会视角下多语境诠释文化的方法，即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也确立了威廉斯文化先行者的地位。“‘文化’一词含义的发展，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这些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①
威廉斯认为，不同的文化情感结构构成“表意系统”,通过这个表意系统，文化去传达、再现、体验和探索社会秩序。如果能够发现这种情感结构，就能从整体上把握表意系统，从中阐明某种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发现共同的文化结构。这就从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文化及其变迁进行了考察，从而逐渐形成了其匠心独运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
“文化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内一种关于物质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特殊理论。”②它注重语言自身的社会实际应用和其意义的历史变化，语言应该是一种“有活力的语言”和“语言的发展历史”。这表明人的社会活动应该与文化理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把社会实践转化为人类活动的共同形式，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理论，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文化唯物主义”一方面强调“语言的发展历史”和一种“有活力的语言”,另一方面重视有生产性和时代性特点的“感觉结构”。伊格尔顿觉得这个内含矛盾的概念准确地捕捉到文化的恒定和易变两种特质，这一概念“富有想象力地为客观与情感配对，是试图商讨文化之双重性——同时作为物质现实和体验过的经验——的一种方式”①。实际上，这种强调语言与感觉结构的关联以及对于它们关系进行细致考察的理路，充分体现出英国经验主义的特征和影响。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解释了文化的四种意义：“作为个体的思考习惯、作为全社会的智力发展状况、作为艺术和作为一个人群的整体生活方式。”②伊格尔顿承接其师的思想，认为文化观念是极其复杂的，在不同的时刻其含义也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候将文化界定为一种完美的标准、一种思维习惯、艺术、一般的智力发展、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一个表意系统、一种情感结构、生活方式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从经济生产和家庭到政治机构的所有一切”③。这一界定将文化扩展到社会的诸多方面，大大突破了原有文化观念的束缚。
威廉斯认为“文学”(Literature)一词因经历太多的话语演变而变得语义混淆难解，拉丁文Littera可是其最早词源，原义为“字母”(Letter),它出现在14世纪的英文中，意思是“通过阅读得到高雅的知识”。培根指出，从14—15世纪起，“文学”(Literature)这一词语表示的内容就是“博览群书”,而威廉斯则认定“文学”(Literature)的含义主要与现代阅读(Literacy)的内容具有一致性，超越了阅读知识和阅读能力从而体现包含着想象力、交流和品味的主体关系。其中也包含着阅读主体对于作品的情感体验和理解认知，培根认为这是后天培养的一种感觉和思维结果，是对文学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作者情感倾向的解读和感受，而这种感受和认知都是在反复阅读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感觉结构而形成的，鲜明地体现出英国传统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影响。
马克思曾想构建一种丰富的文化理论，但最终未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明于自制，限制那种他显然认为是将他的政治、经济、历史的结论过分热心地、机械地移用到其他领域中的做法”①。当然，“这并非说马克思对这些结论做重大的扩展或对于充实他自己的文化理论缺乏信心。问题在于，他的远见卓识使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困难性与复杂性以及他实事求是的立身行事准则”②。所以，威廉斯强调：“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应充分估计多样性与复杂性，应考虑到变革的延续性，考虑到或然性以及某些有限的自律领域。”③
这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是文化和文学文本本身所蕴含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时社会的感觉结构以及心理特征，自律领域以及延续性则强调文化的发展具有自己的客观性过程。因此，文化研究必须要考虑文化背后的社会历史要素和感觉结构因素，进而总结和发现规律，不能只从文学和文化本身的形式出发，按照所谓的文学规律考察演绎文化和文学的本质。威廉斯这种强调经验主义，拒绝理性主义方法的做法，直接地启发了伊格尔顿走向属于自己批评风格的道路。
(二)归纳主义
“伯明翰学派”为文化研究初步设计了理论出发点：“什么是文化”,并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拟定了基本的研究框架：理论层面带动实践层面，然后由实践层面再验证理论层面的正确性。这一研究框架从文化理论研究出发，用研究成果去证明和解释现实中出现的社会现象以及遇到的文化问题，再用现实中的文化实践问题来反证文化理论，这样就提供一种具有英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即民族志①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一种归纳主义的方法。
① 民族志(Ethnography)发端于15世纪晚近，隶属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最初是探险者、传教士和各国早期的殖民者用以描述各地陌生文化习俗的方法。这一研究方法主张学者与研究对象处于平等自由的位置，然后开始进行对话和交流，意图在于真实客观深入地呈现该地区的文化状态，强调研究结果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实际作用，这种理想恰恰是“伯明翰学派”一直以来鼎力追求的目标。随着时代、技术、生活以及研究方式的变迁，从强调学科的规范性，到对当时当地文化进行真实理解，逐渐到用他者自我的声音将文化表达出来的境界，从而形成一种合作发展的文本形式，慢慢发展出的“浅描”“深描”“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它的最终目的是主张研究对象与文本作者进行主动对话，激发人类的想象力，进一步淡化“浅描”阶段对对象的宏大叙事，由陈述转向共同合作，其实这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是后来“伯明翰学派”提倡的“共同文化”的一种早期形式，实际上，这是一种归纳主义的方法，通过不同事件的考察，来得出结论，并进一步应用于社会现实之中。
霍加特和威廉斯作为“伯明翰学派”的开山鼻祖，也是最早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一书被认为是民族志研究的典型范本，它通过继承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对其研究对象——工人阶级的生活——做了全面细致的记录，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早期工人社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交往方式、娱乐活动、福利制度、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最后对这些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得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威廉斯采用的则是一种“非典型”性的归纳主义研究方法，他的《阅读与批评》《从易普生到艾略特的戏剧》等早期作品虽然还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民族志的方法已经初现端倪。到《漫长的革命》一书，他通过仔细梳理社会历史轨迹、分析文化文本和社会生活现象，努力深入地呈现某几个阶级的文化状态，论述不同的文化观念，最后总结它们的异同之处，得出结论，这样就与归纳主义研究不约而同地达到默契。
E.P.汤普森也尝试采用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首先考察18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中通过成立政治组织，如伦敦通讯会，来争取自由的传统，并展示该传统在法国雅各宾派改革**中所起到出乎意料的作用，然后描述这一时期各个行业、阶层工人的生活状况，最后分析的是各个工人集团之间筹划的反抗活动，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些代表性工人领袖的行动特征，通过事件总结和理论归纳，真正做到对当时阶级觉悟和政治理论的反思。
综上所述，无论是陈述平民日常的生活经验，还是将平民生活的描述植入文字性的经验，“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最终目的不只是描述，而是向我们揭示这些背后的普适性问题，从方法论意义上证明他们不是用逻辑推理而是用经验分析和事例归纳的方式建立了文化观念。
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贯穿于“伯明翰学派”始终，这也是因为该学派理论观念上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这一数百年来的积淀传统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种学术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加重视地区和阶级实践，强调实证而不特别关注逻辑推演和概念思辨。该学派在民族志研究的实证材料上展开对文化的思考，也与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人生经历密切关联，他们对工人阶级、平民阶层怀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潜在情感，在现实中表现为对文化和社会有经验性、生活性的理解，这与归纳主义文学研究那种通过体验取证写作，真实表现工人社区生活的构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虽然主要他们采用的是“深描”法，但是该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戴维·莫利还是结合时代的变化，进一步调整和创新，开始逐渐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对出现的关于文化传播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层次归纳总结和合理解释。
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文化研究问题的较好途径，但并不是一种完美无暇的方法，因为它在记录和写作时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经验，需要以铺陈罗列大量感性经验为前提，而理论出发点仅仅在于作者自身对该经验的阐释理解，这种解释的缺陷受作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因而出现或偏颇、或肤浅的理解，无疑会影响论证的深度和严谨性。“伯明翰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进一步用理论论证来统摄和规范民族志研究途径，从而使民族志写作的经验感悟与严谨细致的理论推演相得益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辈学者们一些研究方法上的不足。①
在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中，值得一提的是伊格尔顿“英格兰一爱尔兰”文化批判思路，这种文化批判既是民族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又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抗争与反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文化冲突的加剧，阶级和民族问题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归纳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之下，伊格尔顿巧妙地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以研究爱尔兰文化为基础来深入阐述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阶级问题、民族和国家问题及其之间的关联，“民族主义就像阶级一样。拥有它，感觉它，是结束它的唯一方法。如果你不能对它有所坚持，或者过早地放弃了它，那么你只会受到其他阶级的欺骗”②。另外，英国和爱尔兰的历史渊源与纠葛也是伊格尔顿关注的重要问题，他认为英国总是用抽象的民族性特征来掩盖对于爱尔兰人民的殖民统治及阶级压迫，由此，伊格尔顿探讨了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存在现状，强调了民族的差异性和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元性，进而深度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西方中心论”主要是用西方社会结构系统的演变来审视和规定现代化进程的论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到的领头作用，忽视了民族文化传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线性历史观。作为爱尔兰后裔，伊格尔顿对自己的爱尔兰工人阶级身份一直较为敏感和认同，从对王尔德、叶芝和希尼等人作品的分析中，归纳这些民族文学家的反抗精神和理论特征，来阐释爱尔兰传统文化在英国殖民权力压迫之下的曲折发展，在对爱尔兰民族文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其文化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