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长期在英国生活，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创造提供了现实的案例，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具有极深的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与发展，195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折。这一转折是由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深入批判引发的，在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引入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在结合英国传统经验主义和分析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的改造。

此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从欧洲大陆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其中《新左派评论》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新左派评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开展的大规模的欧洲大陆作品的翻译工程，文化研究就不会发生”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决了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理论匮乏，“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理论剧变，表现为对一个接一个的大陆理论家的同化和熟悉”②。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开始走上了自己独立的发展之路。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深深影响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甚至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路径被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心的理论家们既拒绝了汤普森将经验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拒绝了威廉斯认为特定文化能被经验和意识形态双重推动，它是仅仅能从理论上被解决的关系”③。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符合现实条件，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观念，阿尔都塞的著作指出了一条通往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路径”④。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阿尔都塞的理论的接受程度和评价。

(一)英国新左派的基本理念

“新左派运动”①是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思潮，是“旨在开辟理论——政治空间、寻求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选择的努力”。“这股思潮在空间上，它延伸到了西欧和东欧，美国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在时间上，经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推波助澜至少持续到了70年代中期。”②这股思想浪潮与当时社会上“反传统”“反现代文明”等倾向不约而同地结合起来，吸引了包括教师、学者、思想家、艺术家、学生、文艺工作者等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它代表了一种打破固有文化价值的“革命冲动”,“20世纪60年代的标记就是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重点不放在思想内容上，而偏重气质和情绪”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独立’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以其与官方共产主义的决裂，为自己确立通向马克思主义内部替代性传统的新方向，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新起点”。这次运动思潮对当时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受当时“新左派运动”的影响，在英国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左派思想家，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不断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缺乏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上“理论的贫困”②局面，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与欧洲大陆哲学(主要以德法两国为代表)相比肩的学术重镇。英国新左派更愿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实践中进行检验。通过分布在历史学、文学、阶级理论、技术批判等具体学科或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具体细微的研究来展现自己的思想。但由于其注重政治表达效力，忽略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等理论缺陷，在进行学术创新的同时也造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缺乏成体系的理论建构，缺少哲学的抽象表达的困境。这种困境一定程度上与第一代新左派学者的成长环境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

“英国新左派”就其发起者和主要人物的生平及成长背景，可分为第一代新左派(也有人叫“老左派”)和第二代新左派。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伯明翰学派”前期成员为主，后者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有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两代新左派学者是并肩战斗的，共同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与文化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发展。1961年，工党右派上台执政，英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出现了较大的变动，两代新左派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并于1962年正式分裂，双方由合作的战友关系转变为理论上互相批判的反对关系。

《新左派评论》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新左派评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开展的大规模的欧洲大陆作品的翻译工程，文化研究就不会发生”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决了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理论匮乏，“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理论剧变，表现为对一个接一个的大陆理论家的同化和熟悉”③。

通过《新左派评论》和大量译介欧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二代新左派找到了支撑他们理论谱系的主要源泉，即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被视为一种“政治的标识”④而得到广泛传播和大肆宣扬，这一方法论上的创新，将英国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真正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第二代新左派由此扬弃和批判第一代新左派所提倡的具有浓郁的经验主义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①。伊格尔顿在当时也同样看重阿尔都塞思想中的积极政治姿态以及对于现实的介入力量(主要关注“质询”和“召唤”的政治功效),他将这两方面作为理论切入点与英国自由人本主义标出清晰的界限。伊格尔顿于1976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两书都深深地打上了阿尔都塞思想特征的烙印。

1962年5月，佩里·安德森接任《新左派评论》主编一职，提出“安德森—奈恩论题”②,这一论题主要围绕“土地贵族依旧统治英国的事实”,“革命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缺乏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的革命传统”,“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四个论题进行阐释和诘问，寻找英国出现危机的原因以及英国至今仍是贵族统治的国家的理由，对英国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社会走向作出了结构性分析。第二代新左派学者阐述了自己对于英国民族特色和本土问题的看法，对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严苛批判，使得两代新左派之争的大幕就此拉开，他们热切期待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认为这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路径。

1978年汤普森出版《理论的贫困》一书，高扬英国本土文化观点，对欧陆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借此对第二代新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动猛烈的反击。汤普森在坚持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安德森—奈恩论题”展开了有力的回应，他认为安德森和奈恩将双元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一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标准来衡量英国的历史，尤其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难免有失偏颇。在他的视域中，英国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决定了自身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不能简单地用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思想来衡量英国的意识形态。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以威廉·莫利斯为代表的英国社会主义活动家便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本土化过程，并将这种思想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宣传，试图影响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此意义上英国并不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虽然相比于十月革命英国选择的是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但议会斗争并不意味它的革命性微不足道，相反，对于英国自身历史而言恰恰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革命道路。

汤普森通过对“安德森—奈恩论题”的回应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范本来认真对待构建英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这一问题，并最终形成了第一代新左派所持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和它针锋相对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在蓬勃发展，这两代新左派代表人物各抒己见，展现了英国学术的繁荣景象。

在这种互不相让、争锋相对、批判回应此起彼伏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并找到了共同的问题域，即社会历史及结构问题、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当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问题等。他们“在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情境中对政党、政局的现状、未来进行微观分析”①。在这种共同问题域的基础上，两代新左派都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否定庸俗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把文化研究作为理论武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可以看出，“英国新左派”在理论反思的过程中，“秉承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免疫力”②。此外，他们还都提倡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并强调文化的政治性特征，认为文化“既不是社会关系的简单反映，也不是政治权利的庸俗分支。……其创新之处在于‘文化的整体性’的强调，正是这一文化的整体性建构了新的政治视角。在后来众所周知的文化研究中，文化话语第一次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③。

在“新左派运动”的影响下，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兴起，其代表人物也是新左派的主要人物。英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20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的结合。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借助于“新左派运动”走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较大的学术群体，研究领域横跨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美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影响日益扩大。实际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而是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学派，但这些学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共同构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特征，“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话语分析方法、个案研究、结构主义以及乌托邦式的理论构造方法等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批判意识和建构意识并重，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从对立走向融合，技术批判与文化批判并行，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内在统一，构成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点，同样也是其价值论追求的深刻表现”①。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尽管不断转换其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在思想方面也出现诸多差异，但在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研究范式以及目的诉求等方面，基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存在一些明显可辨的历史传承和内在特质。”②可以看出，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①。

也就是说，这一学派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面对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论建构，它“在有力地影响了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走向及其图景的同时，创造出一种特征鲜明、充满活力、堪与德法传统并肩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②。

英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有内在的一致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英国化的理论结晶，“从本质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个成功典范”③。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安德森、霍布斯鲍姆、柯亨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理论传统与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相结合，在深入分析本国具体问题的语境中，从而较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英国化，“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质，就是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对各种学术资源有效吸收、鉴别和处理的过程。他们打造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和话语平台，在这个话语的平台上，产生了多种思想和观念。它们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也是抽象的和具体的”④。而面对当代文化危机，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采取了一条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分析理路。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英国的本土哲学和文化研究传统，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们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运用“从下到上”的分析方法和改造文化主体的致思理路，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危机理论。

“新左派运动”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对于伊格尔顿的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正是在对“新左派运动”及其理论争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审视了他们争论的问题域和主要观点，并批判继承了争论双方的理论优点，加以综合运用；同样，也正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和问题域中，伊格尔顿聚焦文化和文化意识形态问题，逐渐建构了其文化批判思想。

(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概念

“伯明翰学派”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之上的，其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重新思考和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一前提下，“伯明翰学派”对文化概念作了自己独创性的思考，并且在争论的基础上推进了文化概念的全面性，这深深地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观点。

早在英国传统文化主义风行之际，T.S.艾略特就提到文化，他认为文化首先是指“某一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①。虽然他声言这种文化是全民族的文化，体现当时的社会制度、艺术成就、作品文本、风俗习惯、宗教伦理等方面，但是只有社会文化精英阶层才能有意识地去理解、去参与这种文化，而非精英阶层即人民大众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参与这种文化。

威廉斯反对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纠正了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理论偏颇，把“文化”概念融入“物质”范畴之中并重新定义，结合当时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进一步提升了文化的意义，从广义上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在他独创的“感觉结构”理论中初步表现出文化所需要支撑的三种特性：社会性、交流性和载体性。但是这还不能全面地表达文化，因为“感觉结构”表达的是特定的一个时期或地域的生活普遍经验，用艺术的一些特定形式比如小说、戏剧、诗歌等才能被意识、理解和交流，不具备这种经验的人深受特定的时代和地域限制，就不能完全理解从而产生一些抽象绝对的意识。因此，威廉斯不无遗憾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①

文化研究中的平民立场、贴近现实生活、饱含政治色彩、科学辩证方法等特点，逐渐进入“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视野，引发了他们积极的吸收和思考，威廉斯最终实现了对“文化”定义的超越，将文化定义为“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②,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以霍加特、威廉斯为代表“伯明翰学派”一方面扩大了文化的外延，在另一个层面将英国传统的“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一个词的历史是一个词在普通语言中，在字典所规定的一系列意思中或是在写作中，暗示了所有已经变成现实的东西。分辨这种交互作用就是分辨传统——也就是一种历史模式。”那么如何去判定这种历史模式或传统的意义呢?威廉斯认为“我们在经验中为这种传统加上了一个价值——一种批评模式。这个持续的过程与后续的决定，就是社会运行的过程。”①可见，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从而进入到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之中。

威廉斯进而提出“共同文化”的概念，它不是一种只代表“文献式”知性和想象力的载体，更囊括了人类社会的过程特点以及文化的物化形态。它不同于艾略特的精英倾向，而是主张人民大众有意识主动地参与其中，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组织与制度形成了这种“共同文化”的主要特征，流露出一种“文化平权”的民主思想。

虽然威廉斯对“文化”一词的含义进行大刀阔斧式的革新，然而，这样的重新阐释却招致同为“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E.P.汤普森的质疑，他认为威廉斯的文化概念忽视了文化内容的斗争性因素，“他提供的是非个人力量发挥作用的记录，而不是斗争的记录”②,只是强调所有人的共同的文化，没有区分文化的阶级性和异质性，因此，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趋于模糊和骑墙，在这种模糊的基础上，才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没有看到生活方式的冲突性，过于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和同质性，所以，在汤普森看来，这样文化界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就显得有些单薄。

综上所述，汤普森认为对“文化”这样定义的缺陷就在于：把文化宽泛化地定义为生活方式，实际上，不同的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并且体现为利益的争夺和斗争，而这些矛盾和斗争构成了文化现实存在的基础。因此，文化不能忽视生活中的斗争因素及其之间的关联，“(文化)研究的是全部冲突(斗争)方式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①。所以，威廉斯的文化观念没有提出文化的斗争因素，是不全面的和保守的。

威廉斯面对汤普森的质疑，对自己的文化概念进行了修正，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定义，使其更加贴近生活和现实；第二，针对自己文化观念的普遍性，威廉斯注重加强了文化与政治内涵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不是一种**裸的方式，而是一种政治隐喻，以此反对汤普森的“整体的斗争方式”的文化观念。

从汤普森对威廉斯的质疑以及威廉斯的回应可以看出这二人理论风格的差异，威廉斯强调文化的人类总体性和感觉结构的共同性，将文化的视域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作为一种整体**方式，他将文化的政治性以隐喻的形式融入文化的内涵之中，从而在文化定义上体现为一种较为平和的风格；汤普森则侧重于文化的差异性和斗争性，认为文化就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而非一般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并提出阶级斗争等激进性的话语，从而体现出一种较为激进的风格。但是二人的文化概念也有相同之处，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实践性，承认文化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这二人对于文化的理解及其风格都启发和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其中起更重要作用的是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威廉斯指出：“我认为在文化分析中，强调英语作家的社会史、戏剧形式的社会史、标准英语的形成史以及随之出现的新命题等都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种更为明显的深层变化，那就是那些从传统意义上讲是独立于英语或文学研究之外的有关传播、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文化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在1970年前后我把它们融为一体，形成了更为明晰的理论立场，我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把它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虽然它在范式的意义上比文学要宽泛得多，但它仍然主要聚焦于写作的这些主要形式上，它们现在仍然与其他的写作形式一起被读者从不同的角度阅读着。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在生产方式和条件下，对以写作为中心的所有意指形式的分析。或许让我们共同感到讶异的是，就是在这里，我的著作中找到了与最近的符号学之间的新的关联点。虽然与一些符号学所倚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特定的形式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我说过，一种完整的历史符号学与文化唯物主义是一回事，并且我高兴地看到它正在取代狭窄的历史语言学。”①

在学术史上，“文化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就“文化唯物主义”的内容与方法特征而言，肇始于格奥尔格·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研究与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对文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内涵及其关系做了整体主义的分析和探索，较为深入地阐述了文化形式与经济基础要素的互动性和渗透性，分别提出了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观点与“文化霸权”理论①。

卢卡奇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②即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学知识的根本特征，这种总体性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文化唯物主义”在建构自身理论的过程中，继承了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萨义德认为，威廉斯是卢卡奇的社会总体性理论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者。③威廉斯在经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细致考察后指出，卢卡奇等人提出的一般总体性模式“排除了社会意图的真相、特定社会的阶级特征等”①,正是接受了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才体现出了整体性的理论特质，“文化研究能够提出的唯一目标就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产的总体性。如果没有这层认识，它必然会被谴责为一种更加资产阶级化的知识生产形式”②。正是这种总体性的原则和理论视角，“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具有了整体性的特征，能够脱离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影响，成为具有独立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威廉斯、伊格尔顿等人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方式，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视野下考察文化生产问题，“情感结构”则将客观性的社会结构与主观性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都体现了一种总体性的原则。在这种总体性原则的语境中，威廉斯将文学艺术生产和文化生产与社会物质性生产内在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注重对文学和艺术做社会和政治分析，把它们视为各种各类社会活动与物质生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变化始终与历史进程相适应，这也是我所要阐明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③。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也能看到葛兰西思想的辐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批判思想，主要论述了科学文化知识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指出了文化具有物质性的属性和功能，其文化工业理论激烈地批判了现代大众文化生产的商业化属性，指出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完全类似于工业生产流程的方式与方法。

与之相同的是20世纪中后期，“文化唯物主义”也受到了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的浸染，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葛兰西的观点与英国新左派的观点存在很多一致性显然不是偶然巧合。……正是因为战后的高度统一以及明显进入‘霸权时代’,才出现了‘富裕社会’与新型‘管理’方式。越来越多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面对这种无望的前景，开始抛弃明显陷入困境的费边主义经验主义理论，并且试图在以现代术语重新解释他们那些历史久远的重要理论的过程中确立启蒙的地位。”①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等人都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下创造自己的理论观点。借助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文化唯物主义”将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底层力量和上层力量的矛盾混合体；它既是商业的、也是本真的，既有抵制的特征、也有融合的特征，既是结构、也是能动性”②。霍尔道出了他选择葛兰西理论的过程，“我与阿尔都塞的思想做斗争，最终得以在葛兰西做了极大修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式框架中从事研究。”③即借助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来协调“文化唯物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关系，以促进“文化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发展，“文化研究通过运用葛兰西著作中探讨过的一些概念，试图从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著作的最好要素中推进其思路，最大限度地接近于这一研究领域的需要。”①可以看出，在面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冲突的时刻，“文化唯物主义”者借用了葛兰西的学术概念以化解冲突，并最终保留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精华。葛兰西的理论资源尤其是文化霸权理论成为推动“文化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力量。伊格尔顿在考察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观察意识形态问题，指出了意识形态乃是一个系统总体，“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可能会由于下面的事实而振作起来：它不是只有一个反对者，而是有着一群混杂的、不团结的敌人”②。从而说明了主导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性与妥协性，经过这种妥协，主导意识形态得到了社会的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理论背后隐含着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内容。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样也成为影响“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符合现实条件，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观念，阿尔都塞的著作指出了一条通往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路径”③。威廉斯在借鉴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实践内部的复杂关系，从而显现出活的生活经验与发展过程。“‘多元决定’概念比任何其他作为一种理解历史的活生生的形势和真正的实践复杂性的概念更有用。”①伊格尔顿在吸收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进行了重新的整理与界定，“文化”一词的当代用法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意义，主要表现为：“第一，文化可以指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以及制作和分享该作品的过程。第二，由此扩展开去，可以指一个社会的所谓‘情感结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体，是习得行为和信念所形成的渗透性氛围，它将自己相当含混地记在社会意识里，即躲躲闪闪地、辩证融入所谓(借用佩里·安德森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的一个短语)‘看不见的口常生活本身的颜色’。第三，进一步扩展开去，文化当然可以指制度意义上的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艺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相互作用的所有成分，它们构成生活经验的总体，决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②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文化概念中包含着浓厚的结构主义理论色彩，“情感结构”“构成生活经验的总体，决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蕴含着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强调了文化含义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内涵。

阿尔都塞对于伊格尔顿影响更大的方面还是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因此，意识形态表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主体认同活动，不能将意识形态仅仅看成一种否定性的虚假存在，它可能是一种动力体系，物质地、真实地发挥着改造我们的功能。在借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分析的基础上，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意识形态表示人们借以体验现实世界的那种想象的方式，这当然也是文学提供给我们的那种经验，让人感到在特殊条件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对这些条件进行概念上的分析。”①经过对比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对意识形态某些规定几乎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的翻版，正是在这个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上，伊格尔顿对现代性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剖析与批判。

霍尔的接合理论也带有鲜明的阿尔都塞式结构主义的理论特质，霍尔认为，接合是一种“询问方式，即询问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特定的事态下接合成或没有接合成某一政治主体。换言之，接合理论询问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何以发现其主体，而非询问主体如何去思考那些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属于它自己的思想”②。事物的意义就是一种建构过程，而这种建构就是一种结构主义的途径，“物自身和语言的个别使用者均不能确定语言的意义。事物并没有意义，我们构成了意义，使用的是各种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因而这种理论被称作通向语言中的意义的结构主义或构成主义途径”①。

汤普森则是人类动力说的坚定维护者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旗手，他的理论发展植根于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②。理查德·约翰逊也认为，文化研究“条条大路回归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占有需要更宽阔的路面”③。威廉斯则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既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又不能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一种放弃了决定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结果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种现在还固守许多决定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④。威廉斯认为只有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抱有兴趣，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今依然重要。我们要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它的文化理论的发展”⑤。霍尔指出，“文化唯物主义”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进步，“文化唯物主义”者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周围进行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试图进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①。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奠基于对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观点的批判与吸取，从而将文化从“经济决定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大大拓展了文化的内涵，赋予文化以物质生产属性，从而形成并规定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基调。马克思在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式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②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历史分析模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模式视为一种线性的简单决定论，而是指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与整体性、互动性以及复杂性，“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么能像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呢”①。

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解为两个领域，割裂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并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解为经济决定论。针对经济决定论的各种理论不足，“文化唯物主义”者试图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便将文化从思想上层建筑的框架中“解救”出来。从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成为“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思索的重要问题，“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理解都必须从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出发”,“到目前为止，已被普遍的看作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②。

关于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问题，“文化唯物主义”进行了不同的理论探索，“在所有历史分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关注社会意识(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互动。但是，在解释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他们却将它们表达为了一个假想的‘模式’:(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基础’,与由基础产生并竖立其上的各种思想、制度等体系构成的‘上层建筑’。实际上，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不过是一个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隐喻”③。

“这种隐喻未能考虑不同的阶级与生产方式发生关联的不同方式，也未能考虑它们各自的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表现’生产方式的不同方式。‘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可能对解释统治阶级的机构和意识形态、统治的支撑结构和‘权力共识’有一定价值，但它并不适合描述被统治者的文化”①。威廉斯考察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含义，认为经济基础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存在，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决定”绝不是一种神学决定论的内涵，“当我们讨论‘基础’时，我们实际上是讨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我们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具有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上层建筑这个可变过程所具有的某些固定属性……我们必须按照特定的思路重新评价这个命题的每一个术语。我们必须沿着设定限制和施加作用力的思路重新评价‘决定’,抛弃被预见、预示和控制的内容。我们必须根据文化实践的相关领域重新评价‘上层建筑’,抛弃被反映、复制、决定的内容。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活动来重新评价‘基础’,抛弃固定的经济和技术抽象的概念，因为具体的活动包含着基本的矛盾和变化，因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②，实际上，威廉斯在这里将“决定”理解为两方面：设定限制与施加作用力，以此来否定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决定论的解读。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基础绝不仅仅是经济结构与技术因素，而是一个包含多方面人类活动的动态的存在。伊格尔顿则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功能性的关系，“我们能够恰当地定位伊格尔顿的论点：当经济基础只提供生存必需品时，上层建筑就支配文化。……但经济过剩创造了文化生产的可能性，这种文化生产能够将自己从作为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支持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①。所以伊格尔顿一直坚持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积极的功能，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需要源于“‘基础’本身是自我分裂的、被不可避免的对立所分裂”,而“上层建筑的功能在于为了某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协助处理这些对立”②。伊格尔顿一以贯之地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来指上层建筑的这种功能。

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义”者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极为重视，一方面他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对于现代性文化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从一开始都必定要考虑到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③。另一方面他们在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涵及其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阐释，将这一模式从单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过程，并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重要中介与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文化以及文化生产就成为物质性生产的重要因素与过程，从而建构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

鉴于斯大林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文化唯物主义”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而是批判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大体而言，如今人们观念中的斯大林主义已经定格为充满血腥的拙劣实验，它们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①因此，他们抛弃了斯大林主义，但是却很好地区分了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我并没有简单地在斯大林主义和一切共产主义机构和组织之间划等号；没有宣布一切共产主义运动都受到这种致命的影响和伤害，没有拒绝在政治上与那些必要的和清醒的共产主义运动结盟……没有混淆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特殊的形势和实践，与作为一种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历史和社会存在之间的界限。”②他们还是相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积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

伊格尔顿同样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一方面继承了威廉斯的文化概念，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将文化的概念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并且在自己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加入了政治隐喻等要素，体现了文化的丰富性和总体性；另一方面伊格尔顿也借鉴了汤普森的文化斗争性理论，认为在文化中体现了阶级差异和阶级斗争，并且批判了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的概念，突出了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而在风格上，伊格尔顿显得比汤普森更加激进。可以看出，在批判的继承了威廉斯和汤普森文化观点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文化问题，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伊格尔顿对文化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加工和深化，从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思想以应对呼啸而来的文化危机。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与人的感觉结构密切相关，感觉结构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中，是人类交流与认知社会的整体经验，并且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而变化。“一种感觉的结构，它足够来交流，不仅仅是可以被承认的与明显的，而是人类整个的、统一的生活。”①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渗透进感觉结构之中，并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割裂化、抽象化与庸俗化，人们的感觉结构的片面化与异化导致文化失去了全面丰富性与发展的自律性，这就是造成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

英国现代文化危机首先表现为现代主义的没落。现代主义本来是一种抵抗文化，主要批判、反抗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于人类精神的侵犯，维护人类完美的文化追求。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主义文化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成了资本逻辑的附庸，“现代主义很快丧失了它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姿态，达到了与新的国际资本主义轻松自在的结合”②。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现代主义丧失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威廉斯因此喊出了“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

现代文化危机的另一种趋势是文化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这种文化潮流对人民群众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霍加特将其视为一种堕落文化，“大众娱乐最后就是D.H.劳伦斯所形容的‘反生活’,充满了腐败堕落，不正当的**和道德沦丧”①,并且从这种流行的文化形式中可以“嗅出精神的干涸”②。因此，霍加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文化与娱乐文化以赚钱为目的，为民众制造了种种幻象，从而麻痹民众对自身真实环境的感受，从而丧失了严肃的思考，由此堕落下去，造成自身的文化认知危机。

无产阶级文化是一种进步的和先进的文化形式，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工人阶级的“感觉结构”或生活体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享乐化、低俗化和娱乐化的倾向，逐渐被驯服于资本的逻辑之中。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革命性开始衰弱，在自我认知上出现了危机。汤普森深入分析了工人阶级文化衰弱的原因，他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基于三种原因：第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压制、扭曲和污蔑，即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发展的过程；第二，从僵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中揭示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将工人阶级的意识视为经济条件产物的做法，忽略了工人阶级意识产生的具体条件及其能动性；第三，运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意识采取“结构一功能”模式解释的做法，将工人阶级视为社会结构的一种构成物，将工人阶级的意识当作“不合理的混乱症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工人阶级文化和意识的重要作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工人阶级的文化逐渐偏离了本身的革命性维度，在文化工业进程中日趋堕落，从而陷入资本主义的逻辑陷阱。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传媒手段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普及，出现了电影、电视等新的传媒手段，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文化发展的危机，因为资本主义主导文化借助于先进的传媒手段，宣扬自己意识形态内容，从而压制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形式，霍尔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主导一霸权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下，文化受众的信息解码受到居于支配地位的符码控制，从而接受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容，这就消解了下层民众的反抗意识，并造成自身认同的危机。

由于文化概念的膨胀化与问题化，伊格尔顿较为集中地分析了出现文化形式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文化危机状况。他认为，“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①。文化已经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底线，丧失了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文化已经从部分解决问题的方法转变成了实际问题的一部分”②。这种文化危机背后就是资本逻辑对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操纵与控制，也就是说，资本的逻辑逐渐控制了文化的逻辑，使得文化丧失了自身发展的自律性，从而异化为赚钱的工具。

科学理性的发展及其与资本逻辑的结合导致了人们实践方式的转变，并引发了感觉结构的变化，在感觉结构的转变过程中，资本的逻辑侵入了人们的生活体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现代主义的没落、工人阶级文化的堕落以及文化商品化的滥觞，都是由于资本逻辑对人类感觉结构的侵犯而造成的人类精神与感性体验的危机。与法兰克福学派将当代文化危机归结于科学理性的膨胀和人文价值的衰弱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从人们微观生活领域出发，探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日常文化实践的影响，这与他们对于人类经验的重视是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