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的互动关系中，身份认同只是人在社会结构化的情境中定位的表现，只是人类认同的一种基础性的活动，对于适应和推进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来说，还必须从身份认同上升到以自我肯定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的高度，这样，人才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积极参与到体现社会结构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而不是被动地和消极地参与其中。由于反思性是现代性社会本身固有的特性，因此，以自我肯定为基础的社会认同既是反思性的结果，也是推进反思性发展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反思性实践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联，构成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互动关系的核心内容。吉登斯从人的反思性觉知、品格重构和自我超越与反思的现代性社会制度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讨论了这些问题，从而阐述了他关于社会认同的核心思想。

(一)社会认同的起点是自觉的反思性觉知

社会实践的主体在结构化的实践情境中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定位，也就意味着他明确地认同了自己的身份，这是人类认同所以能够成立的基础。然而，这种认同还没有达到自觉的高度。在吉登斯看来，我们日常活动中丰富多彩的生产和再生产受到生活情境的反思性监控，反思性觉知是所有人类行动的特征，是现代性社会的固有成分，人们总是持续地调控自己活动的场境，并具有话语的性质。也就是说，参与特殊情境活动的人不仅能够就其活动的本质和原因给出解释，而且能够在实践意识的层面上完成它，并使之融入日常活动的连续性中①。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的实践行为不仅是自觉的，而且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同，即社会认同，自觉的反思性觉知或实践意识也就构成社会认同的起点。

吉登斯认为，作为实践意识的反思性觉知是和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融合在一起的，但它是“非意识的”,即是自觉的，而不是无意识的，在社会活动的许多形式中，反思性觉知都不能“呈现在心智之中”,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和不言而喻的品质，这是行动者专注手头事务的基本条件。①吉登斯的这个看法，讲出了现代性社会人的自觉行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意识的内化，是一种用不着有明确意识但能够自觉行为的实践意识，是一种基于觉知的实践意识和活动，是社会群体中的任何个人都具备的品格或能力，是社会认同的一种内化的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在现代性社会的结构化过程中，人的自觉活动具有自然性，并不存在使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分离开来的认知障碍，自觉的实践意识是人对自己本体安全感的认知与情感的依托，而本体安全感又是所有文化中的大部分人类活动的特点。本体安全的观念与人的实践意识的契合，构成人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做出“合适的”或者“可接受的”反应的条件，是一个现实的、坚实的，同时也是脆弱的行为框架，其坚实性由日常社会的互动场域的可信度所传达，体现在能动者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

通过反思性觉知，建立起来的是人们在互动场域中形成的基本信任，它以一种本质的方式与时空的人际组织相联结，从而达到对自我认同的精致化，同时也构成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客体认同的精致化的条件。②换句话说，吉登斯在思考人的社会认同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在特定空间中人自己与“非我”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这种区别是从儿童时代就形成的，儿童一旦能把自身和看护者区分开，就意味着个人在互动场域中建立起了自我认同乃至社会认同，这就表明通过把非我分离出来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自我呈现的潜在空间，建立起了社会信任模式。

显然，吉登斯在思考社会认同的时候，是从反思性觉知和自我的确立开始的，他首先把“自我”看成与人的身体密切关联的具有反思性特征的个体的存在内容，认为“自我，当然是由其肉体体现的。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①。吉登斯十分肯定地说，人们对自己身体的真正领会，主要是依据与客体世界及其他人的实践性参与活动而逐渐实现的，因此，现实的主体人，或者说每一个自我都是通过“日常实践来把握现实”,这样，身体就不仅仅是一种实体，而是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指出的那样，它被体验为应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自我是身体的，因而它是个体性的，这种个体性在日常互动情景中以身体的惯例化控制表现出来。一方面，身体的惯例化控制是主动的，反映出人的能动本质；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他者，因而，是主我和宾我分化的普遍的品质。作为个体表现的自我，正是以主我和宾我内在统一和分化的形式而存在的。其实，吉登斯并不喜欢“自我”这个概念，他在《社会的构成》中明确指出，传统上所使用的自我概念是一种拟人化的用法，意指含糊不清，因此，他更愿意用“主我”这个词来代替“自我”,甚至更愿意使用“话语意识”这个词，他想突出强调的就是自我的形成实际上更多地源于行动者在日常社会接触中的定位过程。这里吉登斯所用的“自我”概念，同样是在行动者的实践“话语意识”的意义上来理解的。

吉登斯之所以把人的身体、意识觉知和自我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三者对于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发生来说是不能缺少的要素。身体指向行动者的存在，它是客观性的存在实体，觉知是一种本能性的意识，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甚至是一种非意识(但不是无意识),而自我的最初内涵则是主我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明确的觉知或行动者实践的“话语意识”,没有身体，什么也不存在，更谈不上觉知或自我，没有本能性的反思性觉知，就不能把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但如果没有自我，把自己和他者区别开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这三者是互为一体的，对于一个能在现实社会情境中进行实践活动的人来说，缺一不可，就此而言，只有基于身体以及觉知基础上的自我，才是个人拥有意识并能够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根本，才为社会认同奠定了一个反射性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讲，自我即是反思性的觉知。

当然，人的自我的内涵是很复杂的，不是一个论断就能够讲清楚的问题，自我本质的复杂性预示着社会认同的复杂性。为了对自我的本质给出系统的认识，吉登斯结合不同研究者的观点，对自我的内容和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做了全面探索，形成了关于自我基本特性的看法和自我的整体规定性，即他塑性、传承性和主体能动性等。

尽管自我可以分化为主我和宾我，但只有在反思性的投射中，才能够把自我确立起来，也才能够形成自我认同，为社会认同建立基础，社会认同既包含个体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也包含对自我的内在认知。吉登斯认为，关于自我认同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自我是某种紊乱的现象，因此，“自我认同不能仅仅指涉其在时间上的某种持续性”①。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被给定的，或者说是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自我认同其实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它是“作为行动者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在个人认同活动中，虽然存在一些所有文化共同的因素，但个人的理解却依照文化的改变而改变，这里就涉及了主我在不同的话语场域中的转换问题。然而，尽管存在文化的差异性和话语场域的转换，个人总还是能够拥有合理稳定的社会认同感，会反思性地掌握个人经历的连续性，进而，能有效地同他人沟通，能够建立起信任关系，并能不断排除在实际行动中威胁到自我完整性的因素，维持活生生的自我认同感。

(二)社会认同是人自我认同品格的重构过程

维持活生生的自我认同感，既是在现实的社会中实现的，又是在社会结构化的过程中人的实践意识的转化，之所以要研究自我以及自我认同问题，并不在于理解什么是自我本身，而在于充分认识自我认同这种个体性的活动与其话语场域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于理解自我认同与现代性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要回答如何有效建立起社会认同。由于自我是“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①,在现代性社会的场域中，自我的话语深度，或者说自我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特征，与现代性社会的内在特质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自我的认识即是以社会为背景对自我本身的理解，它同对现代性社会特征的理解，具有内在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我认同即是社会认同，而这就涉及如何在现代性的制度框架中达到自我与社会认同的问题。

在吉登斯看来，人的自我认同的稳定性，对于人的存在和实践活动来说，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为人的本体性安全所关涉的其他因素预设了前提，正是这种稳定性，使人能够接受周围的其他事物和他人的实在性存在。总体上看，自我认同感既是强健的也是脆弱的。②从自我认同的强健方面看，正是因为自我认同感的稳定维持，才使人能够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中，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适应环境的改变，维系自身的同一性安全，开展个性化的主体实践活动。从脆弱方面看，是因为基于反思性在个体心智中保持的个人经历与记忆，是十分有限的，在个体自我的发展过程中，时刻面对新的状况和情势，自我认同的“内容”在不断地改变，个人经历由之建构的自我特质，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而改变，因此，自我认同感一旦遇到社会剧烈的变化就可能会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吉登斯列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来说明自我认同感的强健与脆弱。他说，比如个人的名字，在其个人经历中是主要因素，而在社会命名的实践中，姓名表现亲属关系的程度以及在生活的某个阶段命名是否会改变，所有这些在文化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别。这说明，在自我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反思性的传记以与故事变化同样的方式(如故事形式和风格)发生变化。这一点，在现代性的境况下，涉及评价自我认同机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①

自我认同感的稳定与变化是与现代性社会的制度机制密切联系的，它不只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从自我认同感到社会认同感的转化，要同现代性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去思考。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是由交织在一起的两个轴架构成的，其中一个轴是工业化的世界，意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它是现代性的制度轴；另外一个轴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基于这两个轴所架构起来的现代性社会，表现出自身一系列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都与自我、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内在地契合在一起。

下面，我们将首先讨论现代性社会制度是如何影响人的品格的，进而讨论品格的重构问题。

现代性社会制度对人的自我品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现代性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民族一国家的形成。这样的国家具有特定的领土和监控能力，并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实行垄断，在地缘政治的范围内遵循协调的政治和计划。②这就是说，自我首先是在民族一国家的监控之下存在的，这就意味着任何自我都内含着民族一国家的基本要素，自我认同感必须包含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应该说，离开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而谈论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是根本不可能的。

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的现代世界，即高度现代性的世界，人类会不可避免地导向灾难，会面对前代人不曾去面对的风险。比如，只要核武器(甚至只要制造核武器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卷入新式武器的创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就有可能发生；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自然，因受人类的宰制，在某种意义上已面临着终结，这就是生态灾难的风险，而其他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或极权超级大国的兴起，都是我们当代经验中不可避免的部分①。这样的现代性社会，意味着人的现代社会生活，而人的现代社会生活是与三个基本动力因素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包括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以及内在的反思性等。因此，要克服人类现存的社会风险，必须建立起能够有效制约这些因制度性因素而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积极的社会认同理念，并在实践中践行。在本章的第一节，我们讨论过身份认同与现代性社会三个基本动力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必须讨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与现代性社会三个基本动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此才能更加深入地探究现代性社会制度对自我品格的影响。

其次，时空分离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在前现代社会中，每种社会文化都具有自己已经定型的时间和空间标准，对多数人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活动来说，时间和空间通过地点连接在一起，实践的标尺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连，而且与这种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连。但在现代性社会中，时间首先被虚空化了，存在通用的计时系统和全球标准化的时区，空间也作为一种全球规划而存在。时间和空间被分离了，这为协调社会生活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从而使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传统的束缚。显然，对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来说，标准化的认同意识也必须建立起来，否则，就会落入地域化或区域化的狭隘窠臼。

再次，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日常生活状况，即在前现代社会中以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活动模式，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变得更为专门化和更为精确，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被挖出来并使之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所谓挖出来就是“抽离化”,它以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得到表现，以信任和信念作为生活的基本品质。如各种货币或具有权威的专家，它深深影响着我们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这一情势的出现，意味着走向专门化、知识化和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与认同。

最后，内在的反思性意指人们在现代性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反思过程，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①内在的反思性提供了一种信任机制，使得信任与安全、风险与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而互相并存。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在本质上是反思性的，这种反思性与自我的反思性如出一辙，因而，正是反思过程，使自我和社会贯通在一起。因此，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质在自我的特质中得到充分体现。现代性社会与自我的深度关联，不仅为理解自我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为理解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活动及其意义提供了条件，从而使人们能够在辩证的高度理解人存在的意义和自我解放的本质，推进对社会的改造，提升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完善人的品格。

由于现代性社会一般特征的存在，自我在其反思性的投射活动中，处在两极的状态中，一方面，它必须生活于现代性社会的预设情境中，甚至被这种情境所塑造；另一反面，它的主体性和文化的稳定性，又使它顽强地展现着自己以及传统。这是一种巨大的矛盾，使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总是处在尖锐的冲突中。由于“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①,而现代性的那些基本特征总是在认同中起作用，如社会监控、时空分离、抽离化以及在反思活动中所形成的机制。因此，个体生活的变换在心理上产生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重组，产生了各种认同方面的问题，使得“焦虑和不安全感总是折磨着我们”,人生活在高风险的状况中，总是感到迷失和孤立无援，那种在传统中保存下来的信任机制被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所取代。民族一国家普遍加强了所谓集体性的社会监控，民族冲突和文化矛盾日益加剧。普遍的社会质询，社会角色的紊乱，本能上的畏惧和焦虑“直抵我们那种活在世上的连贯性感受的深处”,自我在认同中正在遭受磨难。诚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剥夺是无法抗拒的”②,这就要求现实的人在适应现代性社会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品格的不断重构。

在现代性社会秩序和新媒体所传递的经验社会中，自我认同变成了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发生于经过抽象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因此，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然而，社会控制的失当，区域性与全球性相互作用对人们惯常生活方式的重构，个体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性和紧迫性，作为现代性制度核心要素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形式对人的生存的至深影响，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等等，对人们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乃至建构自我认同都产生诸多负面的作用，而“反思式组织起来的生活规划，其通常被假定是与专家知识相接触之后所具有的对风险的考虑，成了自我认同的结构化的核心特征”①。

凡此种种，使得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如何才能适应现代性社会制度的要求并达到创造性的发展呢?如何才能实现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呢?吉登斯认为要对人的品格进行重构。吉登斯认为，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场景中的每个人来说，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这些问题都是核心的问题，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日常的社会行为，它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②由于人的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是一个“新的时刻”,每一时刻的生命都是有关思想、情感和身体感知的反思性的高度觉知的时刻，基于这种觉知，引发人自身的改变，并激励个人通过身体力行改变自身。人的改变，无论是身体的还是意识的，存在许多有效的方法，如“自我观察的惯常艺术”、自我治疗和自我理解艺术、“与时间对话”的重构过去的活动等，都体现为个体如何把握其生命进程的自我设问的过程，体现为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思考时间和自己的命运，把握包含着风险的自己的生活。

吉登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准备与过去彻底隔离，以新的办法来导引新的行动进程。自我不是现代性社会的独特产物，“个体性”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为了使“个体性”得到程度不同的赞赏，必须以某种方式培育个体的潜能，也就是培养社会认同的自我认同品格。那么,应该培育出哪些品格呢?按照吉登斯的思想，这些品格包含了十个方面的内容，如下我们分别加以归纳和讨论。

第一，建构或重构连贯的值得奖赏的认同感。①自我可看成个体负责实施的反思性投射。每一个个体现在的样子是对自身加以塑造的自觉结果。其中，自我塑造的心理过程和心理需要为自我的重组提供了参数，通过积极参与、建构与重构连贯的值得奖赏的认同感，使自我可以获得更为广泛、更为基本的目标支持和精神保障。

第二，不断进行自我形塑的能力。每一个个体都处在从过去到可预期的未来的成长轨道，个体依据对(组织化的)未来的预期而筛选过去，借助这种筛选，个体挪用其过去的经验，形成了“前景图形”,在自我的连贯性意义上，把生命周期以清晰的方式辨别出来，通过有效克服各种不确定性的根源，维持自我本质的同一性。

第三，持续性的自我反思。持续性的自我反思是人类的基本特征，理性个体依据正在发生的事件被要求实现自我质问。在这种意义上，反思性属于现代性的反思历史性，以与原初的对行动的反思监控相区别，形成自我观察的实践化艺术，准确回答那些自我反思性的问题。

第四，把自我叙事改变成鲜明的记述，以维持完整的自我感。自我感是一种连贯的现象，自我认同是一种叙事，通过以自我关照为原点的叙事向记述的转换，获得个体完整的自我感，这一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处在自我认同的核心位置。①

第五，“和时间保持对话”的品格。自我实现是对时间的控制与管理，“和时间保持对话”是自我在个体建构的个人时区内实现自我的真实基础与过程。任何给定时刻都是使生命趋于圆满的基本条件。使未来尽可能地通过时间控制和积极互动的主动过程而秩序化，自我叙事的整体性才得以建立。

第六，将自我的反思性拓展至身体的品格。自我的反思性应该拓展至身体，因为身体是行动系统的一部分，不是被动的客体。对身体过程的观察内在于持续的反思注意，个体召唤它来关注自身的行为。身体的觉知，对于“把握时刻的完整性”是基本的，也是对来自环境的感觉输入以及作为整体的主要身体器官和身体特质的反思监控所必须的。②

第七，培养在机遇和风险之间把握平衡的能力。自我实现可理解为机遇和风险之间的平衡的结果。使个体从压迫性的情感习惯中解放出来的技术是在不断进行实践尝试后获得的，让过去成为过去，勇敢地使自己面向未来发展自我的无限可能性。

第八，对自我诚信是自我实现的重要基础。在反思中发现自身是自我建构的主动过程，它必须贯通所有的目标，尤其是从依从性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和实现抱负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自我价值。

第九，能够把握个人危机的品格。吉登斯说生命进程是一系列的“过渡”①。如果要在生命进程中实现自我的话，就要学会协调生活中有意义的转变，如找新工作，开始新关系，在不同领域或惯例之间游离，等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有意识地对付蕴含着希望的风险，把握个人危机所敞开的新机遇。他强调使生命过渡与传统场合中可比较的过程相区别的，不仅仅是仪式的缺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转变被拖入自我实现的反思性动员的轨道之中，依据这种轨道才得以跨越。②

第十，培养对生活经验进行整合的品格。吉登斯指出自我发展的线路是内在参照性的：唯一显著关联的线索就是生命轨道自身。作为可信自我的成就的个体完整性，来源于在自我发展的叙事内对生活经验的整合，这是个人信仰体系的创建。个人信仰体系的创建为个人把第一忠诚给予自身提供了手段。③

吉登斯上述所言的自我认同品格，实质是在分析现代性社会中自我实现的能力要素。也就是说，吉登斯讲的自我认同品格是个体融入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品格，它是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的实践行为双向互动对自我的基本要求，而且，这些品格的培养是一个缓慢的、艰苦的、不断建构的过程。这些品格一旦建构起来，将对人的自我存在和实现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吉登斯认为，从个体建构与重构其生活史的方式来看，关键的参照点是“来自内部”的，也就是说，是自我反思的结果。吉登斯不无感慨地说：“就我而言，看来可以合理地承认刚刚所勾勒出的思想是片面的、不充分的，并且是带有个人风格的，但它们显示了在当代世界即晚期现代性世界中有关自我和自我认同的某种真实的东西。通过把它们和这一世界的制度转型的特征联系起来，我们就可开始洞悉其原因了。”①显然，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我们必须做到。

(三)社会认同的本质是对自我的反思性超越

从吉登斯关于人在现代性社会的反思性实践中所需要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品格塑造来看，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人在现代性社会结构化过程中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活动对社会主体意识的一种要求，当然也是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所必要的主体素质的一般条件。吉登斯对此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②,其着眼点在于人们期盼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握住自我与社会认同的本质。

对自我认同的研究首先发端于精神现象学，这一工作最早由弗洛伊德开启，把认同看成一个心理过程，随后由社会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进一步扩展和完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认同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心理过程，人具有本能冲动和超我的两极需求，自我是二者之间的协调者。自我在协调二者的过程中，遵循现实原则，在尽力实现自我认同的基础上，积极调控本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个体遭受外界的排斥和冲击时，自我内部的防御机制就会启动，从而防止自身遭受心理上的伤害。这就是说，自我认同实际上包含着防御机制，具有防御功能。弗洛伊德关于自我认同的看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同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在弗洛伊德自我认同思想的基础上，美国学者哈特曼(Hartman)提出了一种关于自我认同的新的思想，尤其是提出了自主性自我的概念，并做了深入讨论和辩护。在他看来，个体的自我防御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消极。例如，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在其生命的早期，自我和本我是分离的，那时，自我有很强的自主性。当他面对环境的变化时，并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依照自身特有的感知以及记忆和思维等形式，很积极地做出应变，并根据自身特质进行整合。

美国学者埃里克森对这种自我认同观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首先把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独立出来进行考察，进而把自我定义为一种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其积极作用是能充分协调人自身的内部发展和社会发展，在这一协调过程中，引导人实现积极的自我认同。艾里克森(Erikson)认为，自我认同即“自我同一性”,包括四个方面，即个体性(individual-ity)、整体性和整合感(wholeness and synthesis)、一致性和连续性(sameness and continuity)、社会团结感(social solidarity)。在深入分析这个自我认同即“自我同一性”思想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提出了人格发展理论：人格在人的一生中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格在6岁左右就基本形成，以后没有太大变化。埃里克森还根据人类“自我认同”的阶段性特征，把人生细分为八个时期，即婴儿时期、学步时期、儿童早期、小学时期、青少年时期、成年早期、成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它们是人格发展的关键点。由于自我所处环境和个人境遇的不同，人格特征在每个阶段都有很大不同，所以说，正是在环境变化中的自我认同的重新整合，体现出人格的发展，或者说，不断地塑造着人格。

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更多的是一个心理问题，后者则是一个社会问题，从吉登斯认同思想的总体来看，吉登斯几乎不做这样的区分，这一点，他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序言中就讲清楚了，他认为，自我认同看上去是一个心理问题，其实不是，对他来说，他把自我认同看作在现代性境遇下所说的问题，其实质是个体在现代性社会通过向内用力，凭借内在参照系统而形成的自我反思性。强调了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说明自我的反思性特点是依赖于个体自身实现的，换句话说，个体具有反思性的能力；存在一个内在的参照系统，个体自身正是基于这个内在的参照系统，才能形成反思；自我的反思性是一种动态的认知体验，这种体验是人们在反思活动中形成的，并以自我认同的形式体现出来。

从反思的观点看，自我认同的形成依赖于人的最基本的自我意识，离开自我意识，就不可能有自我认同产生。由于自我意识是对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体验或认知结果，因此，一旦个体意识到自身与外部世界有明显的区别，作为个体的人，就要去寻求一种路径，使自身与外部世界达到一致，即获得同一性，获得坚实的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生存、生活与生产的经验表明，我们之所以会认同外部世界，就是因为我们不仅对其性质和存在状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同时会把我们的生存置于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即认知是我们存在的方式及其边界的设定者。然而，人的认知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因此，需要我们突破特定时期的时空界限，就是说，要提高我们的自我意识，在普遍性上形成对对象世界的科学认识，从而使自我与他我能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一致，形成初步的自我认同。

显然，吉登斯是从更具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来分析“自我认同”的，因此，把认同主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状况和境遇情境，看得特别重要。例如，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社会情境中，真实存在着的社会主体，其自我一直处在非常焦虑的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焦虑，就需要主体努力地使自己与社会发生关联，使自己获得与对象世界的同一性。对于功能主义者来说，在特定情境中的“自我认同”,一方面，表现为认同主体会尽己所能在实践中去实现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努力追求自我的实现；另一方面，认同主体又会尽己所能去反思和理解这个现实的情境，不断提高自己的自我意识，以便在更高的层次或境界实现自我认同。然而，现代性社会是一个“时空断裂”的社会，任何个体的独立行为都不可能超越这个情境。因此，必须换一种思路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与外在对象的同一性认同，那就是要“回返到现象本身”,把“自我认同”的过程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看待，把它看作是在实现人的价值，而不是在发挥某种特殊的功能，从而在社会认同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认同。

我国著名社会心理学者沙莲香赞同这样的看法，认为自我认同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它是指在个体与社会及其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自我认同“又用来表示主体性、归属感”①。著名社会学家泰费尔(Tajfel)也把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提并论，指出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②。社会学家李友梅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③因此，社会认同既包含着个体对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也包含着对自我的内在认知。在本章关于吉登斯人类认同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以吉登斯的看法为基础，将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内涵一致起来，借此阐释吉登斯的思想。总体上，吉登斯把自我或社会认同看作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集体观念，注重归属感，更具有稳定性。①

在吉登斯看来，自我或社会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个体通过向内用力，通过内在参照系统而形成了自我反思性，人们由此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⑤。如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一样，根据现代认同的参照标准不同，其认同可以分为微观上个体的自我认同和宏观上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而在现代境遇下的认同，不论是自我认同还是民族国家认同，其本质上都离不开对文化认同的解读。同时，现代性的认同感也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衍变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了认同危机。正如吉登斯所言，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自我认同出现了困境：社会认同的稳定基础出现断裂以至于出现本体性的焦虑现象，自我认同危机不断延伸到社会认同中。随着时空差异的削弱，以时空差异为载体的文化差异逐渐消减，自我认同出现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社会认同何以可能”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对现代性后果的拷问，我们必须循着这个“启示”继续追索实现人类“自我认同”的现代路径，如卡斯特所言：“在一个普遍充斥着组织崩溃、制度丧失正当性、主要的社会运动消失无踪，以及文化表现朝生暮死的历史时期里，认同变成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来源。”①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状况下，个体对反思性的塑造、一种自我认同的追求愈强烈，就愈会意识到当下的实践决定着未来的结果。②确实，自我或社会认同是在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的，它不仅是对自我的肯定和维系，同时也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基于当下实践对未来的期待。由于自我或社会认同活动的场域是不断变化的，个体的自我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人类认同的内容也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说自我或社会认同是对自我存在的肯定，是对自己身体的肯定，那么,这种肯定性的活动不仅同现实的社会密切关联在一起，而且也同人的未来的发展趋向密切关联。

在关涉人和社会未来发展的意义上看自我或社会认同，它的本质无疑体现为个体对自我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反思性超越。自我包含了三个层次，即作为身体存在的自我，作为意识存在的自我和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自我，这三个方面在人类实践中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在人类认同超越的过程中，对作为身体存在的自我的超越，必然表现为现代性社会结构化过程中对自我定位的超越，也就是对身份认同的超越，提升身份认同的内涵；对作为意识存在的自我的超越则体现为对吉登斯所说的认同品格的超越，使作为社会实践的认同主体具有更大更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而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自我的超越，则体现为在主体创造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的过程中，提升表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本质特征的社会关系的内涵，强化人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能力，在实践中达到所谓“自我实现”。自我或社会认同的超越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活动，既是个体性的活动，也是社会性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在现实社会情境中展开，在人类实践中完善，并通过参照他人和社会的一般行为得到证实，自我借助于社会提供的条件而实现新的认同。

社会认同的超越是新的认同活动的实现，其实质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论断是对自我本质属性的基本论断。它不仅强调了主体在自我认同中的作用，而且突出了发挥人的潜能的重要性。无论从心理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的潜能都是难以被量化的，我们只能从潜能释放的意义上来看它的大小。如果人的潜能得到越来越多的释放，人就能够不断地达到自我实现的境地，主体就会不断得到完善。显然，这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方式，其本质就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与目标的一致性，是自我意识和人的潜能的不断释放和超越的过程，是发展人性中最深层次的道德和审美的过程。

自我实现是“人性的一个规定性特征，没有它，人性便不成其为充分的人性。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内部核心、人的种族性的一部分，是丰满人性的一部分”①。这里的“丰满人性”指的是人的善良、审美、创造等潜能，这些潜能的充分发挥才能实现自我的完满人性，然而，自我实现不可能是一种静止结果，它只能是自我不断完善自身和实现自身的动态过程。可见，马斯洛的自我认同观是立足于内在价值论基础上的，其本质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过程，换言之，自我的本性内在地蕴含着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潜能，这种潜能的充分发挥就是自我认同的动态表征。而吉登斯对“自我认同”的解读是建立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把现代情境中的“自我认同”看作既是个体追求自我实现的努力，又是个体在现代制度下的自我反思。然而，在现代社会，个体自我实现的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延展，而个体控制力的增强却间接导致了个体的经验的“存封”,使得个体逐渐远离事件和情境。于是，吉登斯发现：现代情境下的“自我认同”陷入了困境。因此，吉登斯竭力探索超越个体性而走向社会性和全球性的“自我认同”的途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民族文化的整合成为必然趋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危机：全人类需要创造出一种融合各文化而成的共同价值系统。然而，现代性的认识论特征就是“时空断裂”,吉登斯试图“回返到现象本身”,把“自我认同”作为一个动态的社会性过程进行考察，而不能将自我认同当作个体的独立行为，因为个体总是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中以相互确证而存在。因此，“自我认同”只有通过社会整体性机制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

通常，我们把自我区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内在的部分和外在的部分，亦即人的自我的、心理的和人性的或社会的。前者所体现的自我主要在于需要、动机、意愿等，后者体现的自我主要来自社会范畴中的成员资格，诸如人的社会职业、性别、国家、种族、团体或短暂临时的群体资格等。每一个个体在社会中都必然拥有某种社会身份，而一个人在社会中一旦有了社会身份，个人对其身份的认同就会完全不同，因而社会认同也就不同，这就是所谓社会的范畴化。自我描述更能体现个体的社会部分，于是，人的自我认同就会从个体的自我认同逐步走向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甚至，后者比前者更能体现自我的本性，也就是说，社会认同比个人认同具有更大的功能意义，对自我的发展也具有更显著的影响。诚如人们所说的，自我概念是一个连续体：从完全的社会认同到完全的自我认同。这个连续体是与行为的连续相关联的，后者从种族主义或群体行为到体现个性特征的人际行为。行为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主观上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哪一个是显著的。

在社会认同活动中，一个维度上的群际区分(例如，相似性、相邻性、共享命运和社会互动)经常会导致其他维度上的群际分化。当一种范畴化(如性别)与另一种范畴化(如青年人与成年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在一种维度上两个范畴之间差异的强化会被另一维度上的相似性的强化所平衡。如果一个个体能够被分到具有正向价值的范畴内，他就会从这种关联中获得利益，原因在于那个区间或社会范畴中，人们拥有积极的自我评价，能够创造出不同寻常的自我价值感或自尊。社会认同路径认为，这种被创造出来的具有积极性的对自我中最高人性的追求，即是对人类认同的一种超越，它发生在群际层面上，解释了群际差异中为什么会产生自我中心特征，以及群际差异在极端性上的变化。

吉登斯所说的自我认同的超越，是已经颠覆了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背景下的超越。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①,因此，时空感和现实感的消解，使得人类的自我认同充满了不确定性，个体自我认同感的迷失表现为面对多元文化情境的无所适从和焦虑，“现代化的力量就像一柄巨大的铁锤，无所顾忌地砸向所有旧的社区机构——氏族、村庄、部落、地区”②,使得传统时代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认同格局被打破，价值判断和社会规范标准都发生了改变，从而更趋向于多元性和即时性，这意味着，自我或社会认同不仅更加困难，而且更依赖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价值理念。

如果说自我或社会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①,准确地表述出人类认同活动的一般特质，那么,人类认同的超越必然是带有全球性特征的反思性的活动形式，这种反思性不仅依赖于个体内在的参照系统和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自我认同的一种动态的认知体验，而且来源于对自我与社会化的关系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努力寻求达到超越自身与外部世界同一性的路径。

在吉登斯看来，反思性贯穿于现代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的所有活动过程，它是一种行动的惯常性联系的体现，即行动与思想互相反映，进而促成了有理由的下一步行动。显然，贯穿于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中的反思性，也必然会以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规定影响和左右人类的认同活动本身，也就是说，在社会的结构化过程中，人作为认同实践活动的主体，他的超越性的实践努力，不仅既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支配，也受到客观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且自我意识和客观环境又处在不断的交互影响中，从而使人的自我或社会认同的超越性活动变得极其复杂。由于人的反思性活动渗透在人类参与的社会生活的全部范围内，包括对已获得的确定性知识的反思(特指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在此作用下，又没有什么知识是有绝对确定性的。正是这种反思的力量，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同样也成为自我或社会认同超越的动力所在。吉登斯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他的认同理论和思想中，他深信人的认同品格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人的自我或社会认同也一定能够得到超越，并在他的激进政治的乌托邦社会理想的实现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有待于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综上所述，吉登斯作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基于反思的人类实践对自我或社会认同的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的，他关于现代性的制度在规约着自我认同以及自我认同又“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①的人类认同思想、关于自我或社会认同品格培养与现代性社会发展关系的思想以及自我或社会认同超越的思想，以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人类认同对于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看到了如何把人类认同同现代性社会发展有效结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本节的开头我们就说过，吉登斯真正关注的不是自我，而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内在一致。吉登斯以自我认同为切入点，概括了自我所呈现的整体性规定：他塑性、传承性和主体能动性，揭示了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自我认同的困难，并尝试构建现代性社会与自我认同的理想运行模式。通过如上对吉登斯关于自我、自我认同、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关联等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吉登斯尝试建立一种既有利于现代性社会的发展，又有利于人的自我认同实现的社会运行模式。吉登斯的这样一种对问题的思考方式以及这些思想本身，对于我们认识自我及自我与社会的关联，不仅给出了可供我们参考的分析和答案，而且昭示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