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社会哲学以经验主义的自识论为起点。通过以事实判断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手段，展开对现代性社会的分析、批判与总结，从而为他的结构化理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激进政治纲领提供了事实依据和思想启迪。对于现代性社会人类认同问题的思考，吉登斯的认识仍然表现出这一方法论特色，从而形成了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是双向互动的矛盾体、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认同的基本特征以及在结构化社会发展中身份认同对于乌托邦现实主义理想实现的价值意
(一)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是双向互动的矛盾体
1990年，吉登斯完成了他著名的体现其社会哲学思想的代表作《现代性的后果》并及时出版。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吉登斯形成了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的设想，提出了著名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和激进政治的价值论纲领，从而把他学术活动的注意力聚焦于在实践中如何践行其纲领这一问题。1991年，他终于有所得，他发现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社会理论研究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重新建构和并行展开方才有效。①也就是说，现代性作为一种制度，它不仅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而且在社会发展动力、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对全球的影响等方面，完全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也就是人类的认同方面。
吉登斯认为他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解决现代性社会发展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关系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吉登斯强调：“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①这就表明现代性的外延的诸多影响和个人素质的改变之间存在着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这种交互关联的实质即在于自我认同的新机制的出现与现代性制度之间的相互塑造，一方面，自我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另一方面，自我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吉登斯想要“从整体上”解决这一问题，以便能够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对现代性社会的“塑造”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实现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激进政治纲领。
吉登斯一如既往地采用他所说的“经验的存封”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在“经验的存封方面，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用”②。从经验主义的原则出发，吉登斯首先给出了现代性制度与人类认同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唯象描述，进而再从一般哲学的高度对其内涵及其关联性给出理性分析。在吉登斯看来，人类认同的核心是自我认同，包括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价值认同等等，自我认同的问题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现代性在塑造人们的自我认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地带有地方性，其后果和内涵均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③吉登斯力图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依靠理想型的研究方法，把现代性制度的核心理念与自我的反思性互动的结构性特征揭示出来。
吉登斯从人类日常生活的许多个别事实来切入他的讨论，如家庭生活方面的结婚、分居、离婚等事件及其在不同时代中的变迁、方式与特征。比如离婚，离婚是个体生活中的危机，它会危及个体安全及幸福感，然而也为他们自我发展及未来幸福提供了新的机遇。分居和离婚及其后果会导致长时间的焦虑和心理困扰，但由婚姻解体所引起的变化同时也会提供可能性，让个体“发展情感”,“建立新的能力和自豪”,“重新塑造自身”,“超越先前的能力以增强亲密的关系”,等等；同时，这也带来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如对个人的伤害可能会导致绝望、痛苦、困扰、哀伤、心理崩溃、经济的困窘，使人对自身的判断和能力丧失信心、失去价值感，尤其会对孩子造成巨大的伤害等。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尝试和危机以及个人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现代性社会正在营造一种社会情境，导致个体外在社会环境的重要变迁，从而影响了个人乃至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吉登斯由此认识到，“社会情境既不与个人生活相分离，也不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环境。在致力解决个人问题时，个体积极地帮助重建其周围的社会活动的世界”①。显然，吉登斯从这一事实中看到了社会情境、个人日常生活与各种生活制度在现代性社会的内在关联，诚如他所说的，制度塑造了人的自我，自我也在影响或改变着制度，这种双向的互动对于个体来说是产生“新的认同感”,“重新发现自己”,而这个过程是现代性的社会境况强加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它是一个主动干预和转型的过程”②。
现代性社会秩序具有人类认同的实践基础，就像如上所说的事实，正是这些数不胜数的事实构成了这一基础，因此，只有把现代性发展的关键方面与人类认同关联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认同的实质。那么,如何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动力品质呢?吉登斯认为，要用三个主要因素或三组主要因素来解释，那就是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以及彻底的反思性背景。我们看到，这三个因素或方面，正是吉登斯反思的现代性理论中所谓社会发展的三个动力，也就是说，吉登斯通过事实及其判断性分析，把人类认同问题同他的现代性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正如他所说，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认识，“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时空的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的拓展(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这一深刻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时空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①。
就时空分离与人类认同的交互关系来说，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社会中，时间和空间是分离的，这并不是说时间与空间的绝对分离或者时间与空间的相互独立，更不是指无时间的空间或无空间的时间这样一种状态，而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时空关系，是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偶尔“不在场”或“临时缺席”;时空的分离也不只是简单地将二者机械地分开，而是指更具扩张性的空间内的时间和更具延伸性的时间里的空间。因此，二者未曾真正分离，恰恰相反，二者只是以不同于传统的形式看似分离实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在新鲜元素里获得了自身更好的生长环境和条件。因此，吉登斯现代性动力中时空分离的观点，是对时一空关系的一种新的解释，这为现代性制度下人类认同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理论性的起点。
在现代性社会，人类的认同显示出各种现代性的标签和迹象，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对世界各国原本存在的传统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不断瓦解着人们一直拥有的传统文化认同，威胁到社会稳定、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时空分离打破了人类认同的传统格局。在传统社会，时空模式总是比较固定，一定的时间和事件，总是和某一个特定地点相联系。人们之间的交流，主要以地域为基础。因此，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也只是基于地域的和血缘的层面，而且，以往的社会模式和交流模式，使得认同活动大多是限于一个或者几个地域范围内，通常较多的是对传统文化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体系内的文化认同，与异质文化的交流机会不多，这种传统文化体系总是较为稳固，处于一种长久不变的状态。而在现代性社会，对异文化接触交流的广泛与频繁必然会引起认同危机，但同时，这也是一个重新定位和自我发现并发展新的认同的契机。
在吉登斯的时空分离理论中，个体都有自己连续性的时间感，作为整体，无论是传统社会或者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性社会都有独特的空间感知。传统社会，时空常被联系在一起，而且根据空间推演时间，因此，空间性的固定场所或者一定事件就成为推定某个时间的标准。“机械钟(最早出现在18世纪后半叶)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如今一定的时间可以不与一个具体的空间有关。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网络的快速普及引起各种资源达到一个空前的程度，且还仍然在继续深化，一定的空间也并非总是要被特定的时间所限定。时间与空间分离以后，在“时间的虚化”和“空间的虚化”共同影响的时间流逝与空间隐遁中，人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中，空间上的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这就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存在模式、社会环境和基本条件，而且打破了人们之间认同的模式，从而使认同只是注重自身体系内部的内化认同，转化为在时空分离的现代性社会面对新的情境重新找到认同基础和形成新的生存发展的机制的过程。
换句话说，现代性社会的人类认同不同于以往的地域或血源社会体系中的认同，而是基于现代性的文化特质，从时空的分离中拓展出新的可能性和更大发展潜力的认同。由于现代性社会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特性，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件对近距离事件以及自我的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印刷、电子媒体等形式的传播媒介，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人类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到“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②,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着全球体系迈进，这种渗透愈演愈烈，致使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历史上的人类的世界显然不同。正如吉登斯所说，就许多方面而言，“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拥有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如基本的时空坐标)。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出各种新型的分殊和裂变方式。然而，在电子媒体扮演核心的、基本角色的社会活动世界里，不再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意义上的‘超现实’。因为这种观念把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的广泛影响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内在参照性混为一谈，而事实在于这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性的，由它们自身的建构性影响所决定”①。这就是说，现代社会正使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得到强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不同社会情境下或者不同地域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种持久性和连续性的连接方式，它构成跨越地域、国界以及文化的全球性网络的延伸过程。
现代社会中，时空的分离和延伸带来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事件之间关系的延伸，因此，时空的分离与重新组合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对社会活动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在时空分离的不断作用下，使得除了国家、民族或社会组织日常活动，个体的生活与工作甚至是个体的行为和想法都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现代性社会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与利益，同样它也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传统的人类认同模式逐渐丧失效力，新的人类认同机制逐步形成。在这一形成过程中，文化多样化现象明显，而且更新和传播迅速，传统的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社区文化、乡土文化、个体思想，等等，在大量各种文化面前，面对着不同于自身的文化，或者接受，或者审视，或者怀疑，或者排斥和抵制。这样，接受不同于自身的文化或者文化现象，文化认同则顺利实现，否则，便会出现文化冲突。尤其是涉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以及文化灵魂性的理念或原则时，不同的文化具有本身独特的信仰以及与其相对应的表现形式，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若不能相互理解和认识，便不能被接受，这样就很容易发生文化冲突。因此，在现代性的背景下，那些处于弱势的文化及其认同很容易被取代，甚至会很快消失，这就会带来许多难以想象的危机和困难，但也会使人们获得更多适合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机会，并会在实践中改变现代性社会时空分离的一般机制，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机制，在二者双向互动中得到良好的发展。
吉登斯认为，抽离化机制也与人类认同形成交互关系，带来了危机，也提供了新契机。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派生出现代性制度动力机制中的第二动力即抽离化机制(“脱域”机制)。吉登斯明确指出，抽离化就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①。也可以说，抽离化就是使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行动从固定的地方性的场景中“脱域”出来，然后再次实现社会关系的重组。抽离化机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象征标志”,具体是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①。第二，“专家系统”,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他们的活动与影响范围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这种专家系统在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中无孔不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抽离化机制是个体与最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体系接触和交流最为频繁的重要关口，是个体从体系获得的一般印象甚至整体认识，也包括体系向个体宣传自我理念并获得其信任，从而塑造应有权威的关键。因此，抽离化机制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口，为人类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当然，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糟糕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交叉口上，无论是国家、社会体系或者个体做到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会变得更加容易，沟通也会更加有效，新的人类认同也变得易于实现，抽离化机制就是这样一个极佳的着力点。
吉登斯特别重视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专家系统”对人类认同的交互关系的讨论，在他看来，这两种形式的专家系统，他们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在本质上都依从于人们在现代性社会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机制，正是基于信任机制，人们才建立起信心。从经验的层面来看信任与信心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获得很直观的相关知识。比如，生活中的一些决策，就是基于过去的信任建立的，或在某种方式上，认为是目前依靠过去经验所做的归纳推理。这种信心是信任中的一种要素，但其自身并不足以界定信任关系。吉登斯说，信任意味着对“承诺”的一种跨越，这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与时空的缺场以及无知之间有着特殊的关联。①
吉登斯举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如果一项工作，它单调乏味，报酬很低，做好这项工作的诚心不足，那么这通常是“低信任”的位置；而“高信任”的位置，其工作的实施大多没有管理或监督人员在场。与之类似，当一个技术系统被特定个体多少了解的时候，也不需要信任。就专家系统而言，信任把狭窄的技术知识搁置起来，这种知识为大多数的人所拥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常规影响的那类编码信息。由于信任的类型差别很大，它作为基础支撑着我们对自身行动加以定向的日常决策，人们由信任感引导这些决策，而不是被这种决策的结果所引导，换句话说，人们信任这些决策，源于作为这些决策基础的人们心智上的一般化态度，即植根于信任和人格发展之间的纽带。
吉登斯说，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和风险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价值。信任是人格发展中决定性的普遍现象，它和抽离化机制及抽象系统的世界也有着显著的和特定的关联。信任与个体早期获得本体性安全感相关联。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从而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在更为特定的形式上，信任是自我与抽象系统之间互动的媒介。这种抽象系统，抽空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信任因而升华为那种为日常实践所渴求的‘信念’”①
确实，做出信任别人的决定是社会生活中极其正常的现象，这是现代性制度内在反思性的结果。这与特定的情境、个人或体系相关的信任态度，与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安全感等直接相关联，表明信任和安全、风险和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而并存。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日常社会活动中，抽离化机制换回了宽广的相对安全的活动场域，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免受前现代时期的危险，但通过抽离化机制自身，新的风险和危险也被引发出来，这些风险和危险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是全球性的，显然，抽离化机制对于人类认同是一把双刃剑。
知识的反思性与人类认同之间的交互关系更加明显。在信息化的当下，社会变化快，信息更新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信息的识别与掌握很大程度上成为竞争者取得主动权的一大“杠杆”。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社会就是一个具有反思性特点的制度性秩序，而且知识的反思性还是现代性制度动力机制的第三动力。因此，现代性社会中对知识的反思，对于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认同的建构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吉登斯特别强调反思性是社会活动的基本特征，但它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有明显区别。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以至于在时间领域中，‘过去’的方面比‘未来’更为重要”②。“反思性”是现代性制度的突出特点，现代社会在反思性的调整下，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确定无疑的，所有的知识也变得不可能得到永久性证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知识的检验和改变，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①并且因此，使得知识成为现代性制度组成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性要素。
人类认同是一个在动态中产生、丰富并发展的过程，所以，认同机制的建构也要在动态中实现，在辩证的批判与继承中实现。人类认同本身的运行与发展，无论是对过去传统的反思还是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总是处在一种新旧更替、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性社会中，对异文化的接触，使得认同本身必须进行结构性或内涵上的反思，才能顺利地实现在现代性社会下的建构，而对知识的反思性使得认同更具有动态性和历史性，使得对知识的反思性成为现代人类认同实现最高效的运行机制。通过这一运行机制，人们除了必要的新信息和新知识的获取和反思，更重要的是反思自己的未来——人类的未来。现代性制度中人类认同的建构，在基于知识的反思性的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不仅拥有了与现代性制度相一致的运行，而且更是获得了现代性制度对认同建构的一种保障。
现代人类认同的动力也和现代性制度的动力机制一样，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时空分离机制在人类认同动力中具有优先性和基础地位。由于时空分离打破传统认同体系，才引起现代认同的建构。抽离化机制为现代人类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各种可能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对知识的反思性与人类认同的运行机制相一致，并成为现代认同建构的最佳途径。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所代替，也就是说，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社会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并且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日益积累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构成重要的抽离化后果),表现出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因此在体系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相互竞争，在内涵上千差万别，因此，在“‘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场景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个工作必须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的选择和可能性中才得以完成”①。
(二)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认同的首要特征
吉登斯基于人类一般经验和理想型分析对现代性社会三大动力机制与人类认同的交互关系的看法，深刻揭示了在现代性社会结构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人类实践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说明人类认同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关联的差异性与目的性，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化过程中人的定位与情境之间的深度联系。按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特定社会系统中的个人与组织的定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做了分析，事实上，某种特殊类型的定位，就其实质来说，体现为实践主体对其在特殊系统中的活动或实践的位置的确定，也就是对个人身份的确定，这种对个人身份的确定即是身份认同。对于吉登斯来说，身份的定位或认同是一种主体意识，是主体自己明确意识到的“自我”,因此，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自我认同的一种最基本的特征。
我们知道，“认同”这个词的英文对应词“identity”有两个含义，即同一性和身份。前者具有“自我归类”的属性，即指某人与他人具有一致的素质或者状况；后者是指某人与他人具有不同的鲜明的个性化的社会特质。①这两个含义同时存在于一个语义之中，相互对立。这说明，认同过程同时具有的“求同”与“存异”两个方面，认同也就意味着排斥或拒绝，认同与排斥存在于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同一过程。然而，无论是求同还是存异，都是认同主体之间实际发生的交往方式的表现，凭借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过程，在主体之间形成要么一致要么不一致的认识，进而做出接受它或者排斥它的选择行为。社会生活中主体之间形成的这种认识，集中围绕着人的社会属性进行，其实质就是身份与身份关系的理解、界定，这一过程，也是身份确认的过程；而接受或排斥的行为，就是对身份进行认同。不难看出，实际的“认同”行为，是认同者在面对认同对象时，根据其对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做出诠释或建构出特殊的意识，所以，现实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优先具有了精神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属性。
结合吉登斯的经验主义的人类认同理念和他一贯的思想，我们可以说，现代性社会结构化过程中的身份定位或认同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以理性主体通过为自身立法而产生道德律令为判断标准，只要我们的行为符合自我内心的命令，就是善的，就意味着获得了自由。理性主体所拥有的尊严，赋予人类特殊的优越性和责任，并促使人类去寻求善的道路。这是一种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冲动与内在确信，是我们的自然之声。①犹如康德所言：“人，或一般来说，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存在，都以他本身为目的，不仅仅作为手段由这种或那种意志任意利用。就他所有的行为来说，不管是指向自我还是指向他人，他都必须同时被当作目的。”②
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研究中，尽管有人反对启蒙理性，认为它在现代认同观上，将人与自然，肉体与心灵截然分开的二元论倾向是错误的。例如，撰写《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的作者泰勒，把世界上的事物呈现自身的方式，看作通过人的本性的各种“表达”而实现，认为自我是通过作为物的媒介，尽力地表达自身和实现自身，因此，媒介构成了人的自我实现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根据自我的尺度表达自我、展示自己，从而使自己能够较为鲜明地区别于他人，于是，自我根据自身的本真性完成自我实现，而个人的自我实现是现代认同形成的关键所在——个人可以完全自由地遵照内在本性，不受外在秩序和他者的影响，实现人向自然的回归。泰勒以人向自然的回归为诉求，坚持认为现代认同是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追求自由、仁慈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像泰勒一样主张的人，在事实上仍然属于大多数。他们认为启蒙理性所主张的以事实、客观现实为基础的认同主张，仍然具有客观的基础。
显然，经验主义的身份认同，关注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和身体性的思考。就现代认同所面临的困境，生命意义感的缺失和方向感的迷失而言，这种活动就是自我认同的活动。当人类在反观自身及与世界的关系中定位自我存在意义时，其实就是人类自我的一种向着“道德根源”的设问和追索，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追问个性、自由、内在感与被嵌入自然的存在的意义。
经验主义的身份认同把现代性社会制度看作确定人类认同的基本事实和前提条件。一方面，离开现代性社会制度，身份认同就没有了它的依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身份认同的实现作为支撑，社会制度的功能也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甚至会走进死胡同。诚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①,这种风险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携带而来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尽管现实的风险巨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比之以前会更加危险，因为现代性对风险的防控能力同样也是较为有效的，尽管它往往是有限的，而这就是现实的现代性状况。
从现代性的现实性意义上说，人们认同了自己在现实中的身份，依附于现代性的制度来生活，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现实而独善其身。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人的行为而组织起来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是由外行行动者还是由技术专家来组织的，风险都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人们在一定意义上认同了这种风险，才使得现代性社会能够得以维持。吉登斯强调，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们借助于知识环境的反思性组织，使未来社会被持续不断地拖入现实之中，形成现代性社会的延续或延展。总体上来看，现代性条件下的任何一个领域似乎总是被切割、被拓殖，但这种拓殖本质上不可能是完全的，亦即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的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价时，风险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人们为了能够使社会发展得更好，就要对风险进行精确的、甚至量化的评价，但无论如何，这种评价不可能是完备的。“由于现代制度的变动特征，伴随着抽象系统可变的且常常引发争议的本质，大多数形式的风险评价事实上都包括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①显然，在几乎所有的现代性决策下，人类的实践都具有冒险性，但人类还是同意去做这种冒险，原因就在于存在一个被我们认同了的实践基础。
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认同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一件困难的、漫长而复杂的事情，不可能在一个早上一蹴而就地实现。它是在人们长期的生活、生产和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态度与实践预案。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身份认同一旦形成，就会以一种稳定的形式，长期内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影响和指导人们对实践的选择。对于一个群体来说，群体身份的认同同样也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而群体身份一旦确定，亦将决定这个群体的人们在选择过程中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选择的方式方法以及取舍的态度。事实上，群体若出现有违这种选择的价值立场的情况，就会被他人所排斥，甚或诱发冲突。吉登斯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领域，现代性社会降低了总的风险性，这就促使人们缓慢地接受了现代性的制度，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是这样。然而，由于在现代性制度下，社会风险降低的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甚至是能够引起严重后果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特征，但人们从过往的经验中获得了信息，因此，现代性的身份认同还是逐步建立起来了。
就身份认同的共同经验而言，一种身份的认同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或文化意识中形成的。显然，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某种文化一旦被接受或认同，就意味着该文化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它发挥其价值作用就是必然的，它也会以具体的方式把自身所携带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制度中。每一种文化都内置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蕴含在每一种制度中的价值取向也不同。这样，能够使文化认同实现的现代性制度就会在自己的运行过程中得到发展，而得到发展的现代性制度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认同的进步，并把其所携带的价值理念、价值态度和价值立场，渗透到现代性社会制度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领域，使社会得到稳定运行和整体发展。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社会制度的这一相互促进的关系，被经验主义者看作理解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的一个基础。尽管这一关系在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民族或者国家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别，存在不同的认同倾向性，存在意义表达方式的差异性，但总的关系构造是不会改变的。也正因为存在不同的倾向性和差异性，所以，在追求建构现代性社会制度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不一样的价值选择和道路选择，但就某一特定文化来说，其总体的目标方向是不会有大的改变的。经验主义者在这点上表现的极为自信。
然而，实际情况却没有像经验主义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在不同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实质差异很大，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表明，它不仅仅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联，也与特定民族和国家形成、存在与发展的实际过程相关联，甚至民族或国家传统可以被看作形成身份认同凝聚力的关键，这是经验主义身份认同解释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民族和国家制度的形成，是文化传统和内含的外化形式与表达方式，特定的文化以其内含价值也存在于民族精神和国家制度中。因此，身份认同在一个民族或国家中得以表现的时候，意味着它与民族精神和国家制度是相对契合的，换言之，国家或民族具有持久性和凝聚力，从而起到对一种文化的规范化、形式化和制度化的作用，从而也就对身份认同起到同样的作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文化，都有自己的完全不同于他者的文化认同，因而也就有特殊的身份认同。这种作为核心的文化、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犹如一个向心力，一方面，它把这个文化中同质的因素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又经过认同活动和过程，把异质文化转化为同质文化，使民族文化不仅得以延续，而且融合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使得人们对自身民族保持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意识，也使人们对国家产生敬畏和爱戴。
经验主义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在突出民族性和国民性的过程中，把认同意识看作个人与群体的黏合剂，这就为现代社会的秩序运行奠定了基础，创设了条件。
经验主义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一种传统主义。美国学者弗里德曼(Friedman)指出，“文化认同”是一种种属概念，是族群性的表现。这种族群性是族群内在固有的；不是人们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赋予的。在最强的意义上，它用种族或生物遗传的概念表达出来；在较弱的意义上，它被表述成一种传统，或者是每个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文化；而在最弱的意义上看，这种形式就是人们的“生活风格”或生活方式。①弗里德曼关于文化认同的这一论断也是经验主义对身份认同的基本看法。经验主义在传统的意义上，认为身份认同始于种群认同，进而逐步上升到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建立在其构成成员的各种现实的关系基础之上，并由人们实际的实践活动所界定，包括与遗传有关的实践。族群对其成员的吸纳很容易发生变化，其成员或者由地理上的迁徙，或者由有关的变迁所补充。当一个群体的成员改变其居所到一个新的居住地时，他或者是被吸纳进去，或者他接受了该地方的祖先与神灵，成为新空间社区从事一定职业的成员。显然，族群认同是以个人身份认同的形式存在的，但个体并不独立于社会情境，而几乎完全是由社会情境所界定的，个体被划分成与在个体之外存在的更高等级的力量直接相连的许多成分，这就是吉登斯的基本观点。
吉登斯的这一观点主要表达了身份认同与个体的社会情境、定位密切相关。身份认同首先是个体的人所拥有的东西，进而转化为特定群体所秉持和坚守的理念和意识，并最终成为特定种类的社会共同认同的基础。这里，弗里德曼基本上把握住了经验主义的文化以及身份认同的内涵。
总体而言，经验主义的文化及身份认同强调了个体认同的重要性，突出了个体认同在形成整体的认同实践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个体的或个人的认同仅仅是一个基础，只是对群体中个人身份的确认，它还不能在社会层面形成真正的具有群体价值导向的社会认同。如果夸大经验主义身份认同的作用，就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因为对于身份认同而言，只有在自我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基础上，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和实现。
综上所述，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的双向互动和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认同的首要特征思想的讨论可以看出，在现代性社会的延展与结构化过程中，现代性社会制度对于人类认同的导向作用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一般状况，人类认同对现代性社会发展同样起着推动或制约作用，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民族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如何提升人类的积极认同能力，使人类认同推进现实的现代性社会的有效发展，是我们时代理论研究和人类实践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在人类实践中的发展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必须进行在特殊情境中的定位，也就是说，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显然，情境定位首先就是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它深刻反映着人的自我身份在实践中得到确认的重要性，一旦个人身份被确定下来，就建立了积极信任的个人基础，就不仅获得了特殊制度框架下群体对个人行为的信任，也使个人能够适应甚至超越制度对其个人行为的影响，否则，个人的行为就是盲目的，就会缺乏意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化社会发展中的身份认同对吉登斯所说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理想的实现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
我们知道，吉登斯把现代性社会看作“一种后传统的秩序”①,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②,换句话说，我们现实的人类认同的理念基础是现代性社会自身所携带的价值理念。由于现代性制度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启蒙理性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制度结构建构，现代性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化和程序化的秩序规范，这与现代性的形式化理性是一致的。某种程度上，启蒙运动是现代性文化开启的源泉，经过启蒙运动，神魅化的世界去“魅”了，却导致超越性世界和秩序的逐渐消退和瓦解。“早期道德观点认为，与某个源头——比如说，上帝或善的理念——保持接触对于完整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③
但是，伴随着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压倒性的取代，现代社会中现实秩序的价值源泉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改变，理性和自然人性成为现代人价值选择的标准，理性逐渐成为社会和道德的奠基原则：“‘正义’和‘道德’开始被认为在人类现实的‘意志’中有它的基础”,"‘精神’自己的内容在自由的现实中被理解”,理性代替宗教而成了“绝对的标准”①。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时代身份认同的理念基础即是启蒙理性，也就是以科学、民主与进步等一系列理念为基础。由于在吉登斯的现代性制度思想中包含了四个制度性分析的维度，因此，就人的身份认同来说，它必然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监督制度、工业主义制度和国家军事力量制度的形式化与程序化相关联，由于这些制度本身都包含着二重性，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同时存在，这就赋予身份认同十分复杂的属性。幸运的是，现代性社会秩序区别于传统社会秩序的关键点在于它的反思性、后传统性，从而使现代性制度在形式化与程序化过程中能够得到不断的矫正，身份认同也就在不断矫正中，进而会直接影响人类在特殊情境中的实践活动，启蒙理性即是这种矫正的理念基础。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制度具有断裂性，尽管这种断裂不可避免，但必须拒绝，对此，我们在第二章也有充分讨论。吉登斯所谓的断裂性，并不是指现代性社会与传统社会是割裂开来的，而是意在表明现代性社会与传统社会有本质上的差别，现代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因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征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①。这就是说，现代性的断裂性不单单只是对现代性一个特点的描述，而且还是一个在不断进行的过程，它始终贯穿于现代性制度及其运行之中。为了克服现代性社会的这种断裂性，准确把握每一个个人与群体的身份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正是通过身份认同，使人们能够融入现代性社会的实践中；另一方面，也能够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不断改变现实的社会状况，在这种双向的活动中推进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们总会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去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从而也会在积极认同的基础上，改造社会，不断克服社会的断裂。对社会断裂的克服，意味着个人获得本体性的安全，意味着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积极信任和参与，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