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是一位推崇积极生命意义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些在生命意义面前沮丧、颓废、消极的生命哲学家不同，也与那些犬儒主义学者不同。吉登斯倡导积极的生活政治，主张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对世界再结构化，基于马克思的解放的政治思想，联系现代性社会现实，提出了激进政治纲领的现实主义乌托邦理想，并深信在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活动中，他的乌托邦构想能够实现。如上我们关于吉登斯身份认同、社会认同思想的阐释，即是他积极入世思想的表现。对吉登斯来说，身份认同是人类认同的基础，离开对身份的认同和把握，就难以在复杂的现实世界定位和立足；自我或社会认同是生命主体意识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内在条件，只有以良好的认同品格参与到对世界的改造和实践中，才能张扬生命的意义。然而，生命意义的张扬不会只停留在自我的层次上，也不会只限于个人与社会的认同性关联上，而是在于超越个人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在于落脚于人的生活的世界，创造一种适合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活风格、生活规划、生活实践和生活方式，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拥有亲密关系的社会。如果我们要使人的社会实践达到或实现这种状态，那么,就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选择，形成能够展现生命意义的价值认同，这样方能真正践行符合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政治纲领。围绕这些关涉人类积极的生命意义的重要问题，吉登斯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认同思想。在本节中，我们将围绕生命意义与价值认同这一主题，做出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讨论。

(一)纯粹关系的价值认同对于自我反思计划具有根本重要性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部专门讨论现代性社会人类认同的重要著作中，吉登斯在诸多关于认同的问题中，就三个相关问题使用了“根本的重要性”这一表达。

第一是他在讨论人的存在性活动时，认为自我认同的“内容”,即在个人经历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而建构起来的特质，“在现代性的境况下，这个问题在评价自我认同的机制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①。

第二是他在讨论现代性社会制度与认同的关系时，认为现代性有着与社会再生产和自我认同相关联的控制取向，“更为根本性的是”,行政控制的加强变得更为一般化，这是制度反思的条件，同时某些方面也是它的产物。因此，“以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来表达，这是对所有社会再生产特征的重新描绘。然而，在监控机制高度发达的制度中，社会再生产的状况变成自我动员的日益增加”②。

第三是他在讨论认同选择的多元性和与他人的关系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有是自由的选择，我们才能在公众话语层面论及“关系”,“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纯粹关系(它与性纯洁毫无联系)对于自我反思计划逐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③。

仔细分析一下这三处对“根本的”这个词的运用，可以看出，第一次使用是在讲人的存在性与认同问题，其实是在讲人在社会结构化中的地位或定位，即身份认同问题。第二次使用是在讲反思的现代性制度与认同问题，即社会认同。第三次使用是在讲基于价值选择的人们之间的纯粹关系问题，即价值认同问题。由此不难看出，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和价值认同这三种人类认同形式对于吉登斯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在本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已经分析了吉登斯人类认同基本思想中的身份认同和自我或社会认同，而价值认同正是本节要展开讨论的问题。

吉登斯把基于价值选择的人类的价值认同与纯粹关系之间的关系，看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为什么呢?按照吉登斯的看法，在人类的价值认同中，纯粹关系对于“自我反思计划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吉登斯认为，“关系”一词的最原初的含义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亲近而持久的情感维系，而一种纯粹关系则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在此，一种社会关系的达成没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个人的紧密联系中有所获，这样一种情境只有在关系双方都对关系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纯粹关系是普遍性地重构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它以一些因果相关的方式，平行于可塑性性征的发展。①吉登斯所说的“自我反思计划”则是指在现代性社会中自我行动的安排。吉登斯把纯粹关系与自我反思计划关联在一起，意在说明现代性社会中人的自我行动的计划是在一个具有纯粹关系的场境中进行的，也就是在具有自我认同的场境中进行。

纯粹关系提供了一个环境，使个人乃至群体、民族、国家之间建立了认同关系，有了行为的或实践的活动。纯粹关系有许多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价值认同和人类实践内在一致起来。

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纯粹关系首先体现为亲密关系和友谊，其基本特征是伙伴是在多种可能性中自愿选择出来的。显然，选择伙伴要在邻近的有交往和接触的人中选择，这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伙伴关系的选择具有自由性和合理的持久性，如婚姻和友谊关系等，都近似于一种纯粹关系。基于纯粹关系可能建立起来的这些基本条件，吉登斯从诸多方面讨论了纯粹关系与价值认同之间的关系，借此说明在个人乃至更大范围的组织及共同体之间，现代性社会如何建立起信任、履行义务、双赢、合理分配权力以及平衡与制约关系等问题，建立一个正义、公平、协商、民主的社会，旨在阐明借助纯粹关系的建立，如何实现自我反思计划，为他进一步揭示以现实主义的价值认同为基础实现激进政治纲领的乌托邦思想，埋下了伏笔。

对于吉登斯来说，纯粹关系的首要特征在于建立这种关系的主体的自主性。他并不认为纯粹关系的建立要依靠外部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状况，这一点与人们的传统解释正好相反。吉登斯以婚姻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一特征。在传统社会中，婚姻是一份契约，通常由父母或亲戚来做主，而不是由配偶双方自己来确定。这种契约通常受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甚至构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系统或经济交易的组成部分，在现代性社会早期，此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善，婚姻内部也是自然的分工，男人养家糊口，妻子照看孩子，操持家务。只是进入真正现代性社会以后，随着爱情在婚姻制度中成为主要因素，婚姻才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长久维系的亲密关系，彼此获得情感的满足，建立一种自主性的纯粹关系。从婚姻作为经济社会关系到纯粹关系的转变这一案例，吉登斯把它推广到现代社会的友情关系、工作中的同事加友情的亲近关系等，他把朋友界定为除了这种关系所能提供的回报以外别无所求的他人。在工作中的亲近关系，不仅分享工作带来的利益，而且增进友谊，而友谊即是与他人联系的价值本身，这样的纯粹关系不同于与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这是明显的区别。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之间，特别是家属关系，义务是首要的且无法解除。显然，来自于自主性的纯粹关系，是一种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关系，正如吉登斯所说：“只要亲密情感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被双方相互拥有，人就会正常地维持朋友关系。”①

纯粹关系的建立还在于维护这种关系的主体之间稳定关系的持久性。吉登斯认为，纯粹关系的追寻，仅仅是为了它能给卷入的伙伴双方带来些什么,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种关系才是“纯粹的”。②“能给伙伴双方带来些什么”,意味着能给伙伴带来有益的方面，人与人之间利好的关系是可能导致持久的个人关系，且是经受过考验、承受过压力的，同时也是有所得益的关系。对于这样的关系，一旦出现其中某一方或者说是某个人，仅仅为了自己而不顾及他人的情况，或其他任何差错，都会内在地威胁这一关系本身，如果伙伴一方这样做，另一位很可能就会因此而疏远，由此造成的特殊紧张就可能引发放弃这种关系，或寻找可行的其他关系，这样的行为“确实具有组织性关系品质的编码力量”①。也就是说，纯粹关系的这种状况，不仅仅适合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出任何组织性关系的特性，这是一种内在的痛苦，反映了内在于创造和维系特定关系时的困难，反映了纯粹关系中使双方都满意的给予和接受之间的平衡和互惠维持的不易。不难理解，如果拥有纯粹关系的人或组织之间，能够长久地保持一致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纯粹关系就能够得到维护，否则，就难以做到长久地平衡和互惠，这一点，对于当代社会关系复杂性的认识，是有重要启迪意义的。

在吉登斯的思想中，纯粹关系保持了一种开放的形式，它在连续的基础之上，“被反思地组织起来”。②吉登斯使用“被反思地组织起来”这一术语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他对现代性社会反思性的一贯看法。吉登斯的意思是说，在纯粹关系中，越是依赖其自身，就越会产生反思性的疑问，且这种疑问会越来越成为核心问题，从而引发关系内部的紧张。在这里，吉登斯明确意识到，“内在于纯粹关系的自我审查与自我反思计划紧密相连”,它传递出是奖赏还是引发痛苦的直接疑问，表明一个伙伴“为什么爱我”的反应，也是一个与自我认同和纯粹关系需要之间的联结有关的问题，表明今天所有的亲密关系的反思调节都会纳入更广泛的现代性的反思性中。③吉登斯在这里所讲的问题，其实就是在纯粹关系中，一旦价值认同发生了偏离，亲密关系之间的平衡常常会偏离，亲密关系的持续就构成了问题，因此，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不断地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反思中不断地重构这种关系，纯粹关系才得以发展。

纯粹关系中人们之间的“承诺”扮演了中心的角色，换句话说，纯粹关系具有承诺性。在吉登斯看来，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诺，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类型中，在一般人类社会活动中，具有普遍性，尽管承诺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在任何社会或所有的文化场合中，它都起着作用。吉登斯列举了宗教秩序中的承诺、亲密关系之间的承诺、婚姻中个体之间的承诺、伙伴关系中的承诺，等等，对于宗教中的承诺来说，它体现着那些真正的信徒对于该宗教的价值和实践所承担的义务。而在亲密关系场合中的承诺是更广泛的范畴，表达的是尽管一个人已经意识到亲密关系中的内在压力，但也愿意去冒险承受，持有终有回报这样的信念，比如朋友，他事实上就是一个承诺的个人。婚姻关系中个体之间的承诺在于赢得时间，提供情感支撑，能承受这种关系带来的一些烦恼等。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社会中，纯粹关系中的承诺，已经基本上替代了前现代情景中的亲密关系，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受情感的力量所调整，但并不赋予它以某种权威。“没有足够的互惠因素，纯粹关系就不会存在。”①从自我反思性来看这个问题，将会产生更准确、更具洞察力的关于自我的知识和认识。在一种良好的纯粹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自主的并且确信自身的自我价值，这就易于建立起承诺关系，反之，就是自我价值的丧失，承诺就难以建立。吉登斯强调，信守诺言的个人，是有准备接受各种可能的风险的人，因为他信守承诺，就必然要放弃其他潜在的自由选择，而这有可能会带来风险。因此，在建立承诺关系的最初阶段，每个人都会很仔细地审查另一个人的活动，承诺不可能过快的单方面推进，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

吉登斯认为，纯粹关系也表现为更丰富的群体生活和隐私的缺场的特征，也就是说，纯粹关系具有丰富性，它是现实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结构化的必然结果。纯粹关系特别专注于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它是伙伴关系得以长期稳定维持的主要条件。换句话说，纯粹关系包含了对隐私的尊重，强调了现代社会中对亲密关系获得日益增长的关注。与尊重隐私和更丰富的群体生活相关联，纯粹关系是维持在强迫性的层面上的，具有内在的可接受的压力。在现代世界中，巨大的、非个人的组织发展，使大量的社会生活处在远离常人的场合中，沿着非个人化的、个人很少或根本不能施以控制的路线运行。因此，为了适应环境并从中获得富有意义的生活，建立纯粹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现代性社会中，亲密关系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效用，这不是对现实环境的消极反应，而是一种期盼，它“为自我的反思计划与纯粹关系之间提供了可能最紧密的联系”①。吉登斯甚至断言，亲密关系或对它的追求，不仅处在纯粹关系的核心位置，而且只可能出现在具有安全的自我认同的个体之间，这再一次表明了价值认同是亲密关系的基础。

纯粹关系不只是承诺，更是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通过相互信任，使亲密关系获得更紧密的关联。在纯粹关系中，信任不是被“给定的”,而是通过努力获得的，吉登斯用“信任是必须被赢得的”①来表达，这样，更加突出了信任的自我实践属性，不仅与实践意识相关，而且与实践效果相关。对此，吉登斯结合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社会的比较来分析他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前现代社会时期，个人关系因外界的狭小而固定，这样，信任就有助于地位的确立。在这种场景中，亲属之间绝不会总被信任，正如在皇室家庭中为攫取权力，亲属之间策划的阴谋与反阴谋所表明的那样，但亲属之间有义务，人们也能够接受这种义务，这一点实际上为日常生活的秩序化提供了合理而稳定的信任氛围。在现代性社会中，纯粹关系中的个人联系要求新型的信任，即通过与另一人的亲密关系而建立了信任，这种信任意味着向另一人敞开心胸，获得他人的支持。因此，一个人为了建立起社会信任，就必须既信任他人，又值得他人信任。由于信任与具有亲密关系是内在一致的，它隐含着信任的双方能够保持自主性，能够相互坦诚，并且在彼此之间建立了相同的、必需的、能够长期维护的平衡。这就是说，在现代性社会的纯粹关系中建立信任，是以人们彼此相互了解对方的品格并且信赖对方为条件的。吉登斯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可信性在自我实现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重要的是，个人能够信赖对方的所言所为。与他人达到亲密关系的能力是自我反思性计划的显著部分，而就这一点而言，也确是如此，自我掌握是可信性的必要条件”①。吉登斯的纯粹关系中的信任思想和自我掌握的认识，为自我反思性计划的实现，为自我认同的实现，找到了价值选择的依据。

共享经历也是纯粹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吉登斯说，在纯粹关系中，拥有这种关系的个体不只是简单地“认可对方”,而是一方从另一方的行为中发现，“自我认同被证实”了，表明“自我认同是通过自我探索以及与对方的亲密关系发展的联合过程来完成的”②。我们看到，吉登斯的这一关于自我认同在纯粹关系中被证实的论断，几乎就是他的一个关于纯粹关系与价值认同的关系的结论，对于我们理解吉登斯的人类认同的思想，开了一个窗口。

吉登斯强调，纯粹关系中自我认同被证实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它创造了一种所谓的“共享经历”和共享体验，正是这种共享经历的特征包含了更多紧密联系的因素，尽管这种共享经历与更大的社会世界中广泛存在的时空秩序截然不同，但它是在这个广泛存在的时空秩序中进行的。吉登斯充分肯定这种共享经历的价值，认为创造和维持这种共享经历，体现了参与者对生活规划加以“整合”的程度。提到整合，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提及吉登斯关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联系与区别的思想，显然，吉登斯是在社会整合的意义上来思考纯粹关系的。

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纯粹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与个人之间，因为每一个个人必然同时处在多种具有纯粹形式的社会关系中。这就是说，共享经历是在多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结合和形塑的结果，当然也包括了社会环境，包括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分化等问题。然而，无论如何，以纯粹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整合对于公共领域也是基本的。吉登斯断言，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由于社会权力的极度不平衡，由于社会权力在社会再结构化过程中越来越处在中心地位，建立多种形式的纯粹关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在现代性的境况下，由于更多的纯粹关系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因此，积极推进各种纯粹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对权力滥觞的制约，创造一种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现实环境。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吉登斯关于纯粹关系的基于人类一般经验和逻辑的讨论与认识，揭示了纯粹关系与人类认同，尤其是价值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突出了纯粹关系对于形成良好的价值认同的意义。纯粹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持久性、开放性、承诺性、丰富性、信任性以及共享性等特征，都不是空洞的、虚无的和不着边际的，而是实际的、现实的和具有内在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基础的。正是这些特征以及它们在现实的人类实践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有助于人们之间，乃至群体和群体之间，甚或一般的组织与组织之间，保持稳定的联系，发展出反思的可接受的承诺关系、信任关系等，通过制度的反思性的相互联结，推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吉登斯认为，“适用于自我和纯粹关系领域的东西，可同等地适用于身体领域。换言之，在晚期现代性的情境中，身体日益被社会化，并且被纳入社会生活的反思组织之中”①。这就是说，在吉登斯的思想中，纯粹关系不仅适用于自我或社会认同，也适用于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不仅适用于个人之间，也适用于组织之间。显然，纯粹关系的普遍化是有助于人类生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的，因为纯粹关系本身就是生活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素。

(二)“为了谁”的价值认同凸显人类生活政治的生命意义

人是有生命的存在，他的生命必然是有意义的，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论断。然而，人的生命意义的本质和实现途径对于不同的理解者却完全不同。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人是政治动物的看法，表明人的生命意义只有在政治中才能实现。从此以后，把人的生命意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理解，就成了一种哲学传统。然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生命哲学的兴起，一种把人的生命意义回归到生活世界的理念悄然而生。例如柏格森等人，其主要思想在于人的目的就是生活，生命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因为唯有生活才能体现人存在的价值。对于吉登斯来说，他主张人的生命意义既不是简单的政治参与，也不是茫然的生活，而是二者的结合，是基于正确价值选择基础上的生活政治，换句话说，吉登斯把人的生活政治看作人的自我解放的手段和目的。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吉登斯对生命意义的看法是亚里士多德思想和柏格森等人思想的粗暴结合，但至少受到了这两种生命意义观或多或少的影响。事实上，吉登斯不过是吸收了现代生命哲学的一些思想理念，他更多地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对生命的基本看法入手，建构了他关于生命意义的生活政治的思想。

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包含了把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减轻或消灭剥削、不平等或压迫，所关心的是权力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服从于由正义、平等与参与的伦理所具有的独断等内容①,由于解放的政治思想缺乏把人的现实的解放同现代性社会的结构化、反思性等特征有机地关联在一起的思考，因而，对人的解放来说，虽有重要启迪意义，但还不够完整。基于这样的看法，吉登斯在解放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政治的理念，认为生活政治是一种关涉生活方式的政治。

生活政治是一种在晚期现代性系统中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它是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层面，反思性的秩序已经构成一种环境，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从而把自我、身体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系统，都联结在一起。正是在反思性秩序、自我及其认同、人的身体和各种组织系统的关联性的意义上，吉登斯看重生活政治对于生命意义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给生活政治下了非常清晰的定义，即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①

那么,生活政治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它与我们所说的价值认同、纯粹关系、生活方式、生命意义、自我实现以及人的解放等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从吉登斯就生活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描述和内涵定义来看，他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生活政治的，一方面是生活政治的背景，他用了晚期现代性社会、后传统社会、反思的现代性社会等来说明生活政治的现实情境。在吉登斯那里，晚期现代性社会、后传统社会、反思的现代性社会的内涵几乎是一致的，即指我们现实生活的社会，如果说“现代性这一概念所指的不仅是公开和理性的事物，而且还有私人和充满情感的事情”②的话，那么,反思的现代性社会即是对现代性的这些内涵的超越的社会，但基调仍然是现代性社会，并没有性质的改变；另一个方面是自我实现、自我反思计划的践行、自我认同以及反思性秩序等，意指与人的自我超越相关联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涉及现代性的超越，这也正是吉登斯所谓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所指称的东

西。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所知道的，超越的现代性理论包含了吉登斯所说的激进政治的乌托邦纲领，是一种价值选择，这就很自然地把生活政治和乌托邦的激进政治纲领勾连在一起了，或者说，使二者在内容上走向一致，这就回答了生活政治与价值认同的内在相关性这一问题，同时也使生活政治与我们这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内在关联起来，并以激进政治的乌托邦纲领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基础。

在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定义中，生活政治预设了个人、集体、组织、甚至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实践指向，这是一种价值认同的实践指向，而不是价值选择。换句话说，吉登斯实际上是赋予了现实的个人与组织在实践中应该认同什么和反对什么的意向，这是由激进政治纲领的价值选择决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吉登斯规定了生活政治应包含的一系列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从选择的自由和产生式权力(作为转换性能力的权力)中得来的政治决策；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伦理，并抗拒存在性问题的背景①。我们看到，吉登斯所说的生活政治的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深刻反映了生活政治的价值所涉，至少有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解读，如自由和权力的关系，权力与政治决策的关系，生活政治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后传统秩序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关系，生活政治的目标旨向与抗拒存在性问题(即现代性社会实际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问题都与人类认同具有根本的内在相关性。

就自由和权力的关系来说，吉登斯在讨论纯粹关系时赋予这种关系的首要特征就是自主性，自主就是一种自由的选择，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是权力，在二者关联的意义上讲，权力应该是人们在纯粹关系中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人们在生活中参与权力建构的产物。社会一旦能够形成真正的纯粹关系，权力一旦真正成为人们的自由选择，就会使个人生活民主化成为可能，有利于民主观念的扩散，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尊重他人的能力，不以任何手段欺压对方，保证决策的协商性，形成个人参与决定相互联系的条件，使个人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个人的自主性是实现参与民主的基础，是权力建设的关键。

就权力与政治决策的关系来说，吉登斯强调，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决策是与自我认同本身密切相关的。①吉登斯从自我认同是一种反思性的成就来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在一种当地性的范围内，自我认同的形塑、修正被反思性地保持下来，是在与迅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情景的关系中做到的。在这样的场景下，人们必须把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联结起来，这种联结应该做到合理而又连贯，做到把在反思中所产生的信息与现实的生活整合起来，这种整合既是对权力的限制，也是对权力的运用。要做到这一点，即做到决策能够把地方性因素、人们对过去和未来连接的反思性认识等整合在一起，必须以个体能够发展出一种内在的可信性为基础，以一种基本信任的框架为基础。正是靠着内在的可信性和信任框架，人们才能够把对生活历程的理解放在变化着的社会事件背景下来加以联想。我们看到，这个可信性或信任框架，正是人们之间纯粹关系的核心特征，这样，吉登斯就把民主决策、权力和纯粹关系内在关联起来了，实际上是把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与民主决策联系起来了，这也就回答了生活政治与纯粹关系二者如何连接在一起的问题。正如吉登斯所说：“在特定的变化情景下，一种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秩序的叙述，为有限的生活历程提供了赋予一致性的手段。从这一点来看，生活政治关心的是从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产生出来的争论和角逐。”①

就现代社会与自我实现的道德之间的关系来说，吉登斯把现代社会作为人们现实实践和生活的背景，认为它使我们远离了先前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形成了一种人们生存于其中的生活形态，这是一次深刻变革。它一方面确立了一种社会联系方式，即跨越全球式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熟悉的带有个人色彩和地方性的生活世界，使人们陷入充满危险和风险的晚期现代性世界里，焦虑是现代人的常态，因此，对信任的渴求，对专业知识的依赖，成为现代人追求个体本体性安全的主要途径。②

面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现状，吉登斯主张在建立共同体的自治系统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共同体以人们之间拥有普遍的纯粹关系为基础，形成自己的道德评价体系，使个人过一种遵循共同体道德的生活，并由个人生活构建出共同体。反之，共同体的内外发展动力又无时无刻的影响着个人行为和个人生活。共同体的自治主要通过个人生活的自治来体现。人们摆脱了地域的束缚，各种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社会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并相互勾连，体现为社会关系的连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一定的组织作用。①这样，个人生活与共同体自治的结合，使人们拥有了共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选择，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趋利避害的抉择，为自我实现提供了条件。正如吉登斯所说，自我实现的道德线索就是可信性，它的基础是“对自己的诚信”。人们能够可信地行动不仅仅是依据尽可能有效和完善的自我知识的行动，它也意味着使真实的自我脱离虚假自我的困扰。②

就生活政治与生活方式的关系来说，这是吉登斯特别关注和意欲解决的问题，因为他在吉登斯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中处在关键地位，也是人的现实生活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知道，现代生活方式的概念十分宽泛，其内容更是涉及现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生活方式是在现代性条件下人们依据生产力的基础、人的生存样式以及生产方式等因素逐步形成的，有其自己的时代特征和组织形式。生活方式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先验之物，它自身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生产力基础，同时也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生活方式是人的生活的方式，它与人作为生理的人、经济的人、文化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以及“真正自我的人”密切相关，而作为人自身存在性的最基本样式的时间和空间规范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的展开。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呈现状态，是人实现自我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有形形式，这包括了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形式、自我创造的实践形式、精神生产的实践形式等方面。

对于吉登斯来说，生活方式的选择是自我认同的过程，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某种恰当合理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成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事实，人们往往选择与自身经济和社会条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塑造自我和自我认同不断深化的过程。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环境下，个人的活动往往带有更大的主观性，在遵循一定的文化规则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这种主观性很强的个人活动在不断地重复和拓展下被反复增强，这一过程对塑造自我造成直接的影响。

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个人活动中最重要的一方面，生活方式包涵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个体活动，尤其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个人塑造自我的原材料，另一方面，个体的活动又增强、改变、削弱个体认同并时刻受到个体认同的支配和影响，正因为如此，吉登斯把基于生活制度的生活方式看作对自我认同起着中心作用的因素，因为它们把习惯与身体的可见外表方面联系起来①,例如饮食制度与习惯自身体现为仪式表演和自我意象，养生方式和对身体资源的自我利用。吉登斯也讨论了诸如穿着、自我装扮的生活制度、性制度、自我表演等，把习俗认同的基本方面联结为生活的一个整体。确实，人的认同的形成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需要选择、维护、创造和管理，那些积极的和正面的认同需要维护、表达和传播，而对自己不利的认同则需要避免、掩盖或抗争。生活方式无疑是认同的具体化的形式，在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个体性左右了这一进程并且将自我认同不断强化、选择和改变。

就后传统秩序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关系来说，关键在于生活风格的价值选择和自我认同感的形成。吉登斯认为，后传统的社会是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并为抽象系统所许可，时空重组使自我经历巨大的变迁，形成了晚期现代生活的存在场所。在自我的层面上，日常活动的基本成分仅仅是选择，并在生活风格中得到体现，而生活风格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选择的。吉登斯把生活风格看作“个体所投入的多少统一的实践集合体，不仅因为这种种实践实现了功利主义的需要，而且因为它们为自我认同的特定叙事赋予了物质形式”①。作为惯例化的实践，生活风格融入衣食习惯、行动方式以及生活环境诸多方面，人们会依照惯例，随着自我认同的变动来反思性地接纳改变，并做出各种各样的生活决定。吉登斯说：“个体所生存的情境越是后传统的，生活风格就越多地关涉自我认同的真实核心，即它的生成或重新生成。”②

吉登斯赋予生活风格以特别重要的内容，不仅把它看作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包含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包括人的日常消费、工作选择、工作环境、日常生活的策略决策、生活习惯和定向等，它具有某种统一性，使人们能够获得持续的本体安全感、秩序感，尤其是使人们获得自我的认同感。生活风格与生活规划密切关联，生活规划是依据自我的个人经历形成的，是影响未来行动进程的手段，也是后传统的社会不可避免的相伴物，具有反思组织的自我轨道的实质内容，在高度现代性的情境中，对所有的个体和群体生活风格的选择，具有很普遍的影响。这一切说明，后传统社会秩序与自我的认同感、生活风格、生活规划具有内在价值选择的关联性。

就生活政治的目标旨向与抗拒存在性问题的关系来说，吉登斯首先从进一步追问“生活政治”中的“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去思考，明确指出他所说的政治是在兼顾狭义和广义的政治概念的意义上说的，既包括政府领域中的决策过程，也包括社会治理意义上的政治，按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看法，政治的实质是使受压迫群体在斗争中获得解放，获得自由，也将会使全人类获得解放。吉登斯充分肯定马克思解放的政治思想，并尝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解放政治的思想，提出生活政治的看法。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吉登斯之所以提出生活政治这一概念并赋予其诸多内涵，目的在于指明人的解放不只是一般自由问题，它还必须解决现代性社会的存在性问题，实际上是给予人的解放更多的意义。正如他所说：“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①

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型组织方式，其目的是消除现代社会中异化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环境中能够有效地选择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高质量(即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协调发展)的生活状态。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的区别。解放政治只关注宏观层面的解放，忽略个体自我成长。与解放政治只关注生活机会不同，生活政治着重强调生活方式，即自我实现。它是指在现代性深入渗透的时代潮流中，个体或群体自觉反思后寻找出的一种可以促进自我完善，又在伦理规范上没有争议的生活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只是这种决策需要个体或群体反思后做出抉择。它是一种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解放自我的基础上，笛卡尔理性主义主体在现代走向它的异化基础上的自我的再解放，一种自我“囚禁”后的解放，所以，它是一种自我解放的实现，因此生活政治倡导的自我实现的核心之一是自我认同，即个体必须要以一种合理、连贯的方式把未来和过去结合起来思考，以便能够把不同时期的经验的差异性与当下的实际生活环境整合在一起，进行自我总结和自我反思。

从微观政治的视角来看人的解放，解决现代性社会的存在性问题，吉登斯涉及一系列相关的“解放”问题。其中，关于自我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接下来，吉登斯更多讨论了“人的身体的解放”。在他看来，与自我一样，把身体简单看作生理学上的实体已经不可能，因为它深染了现代性的反思性，随着身体日益为抽象系统所侵入，一切都改变了，身体本身的解放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身体不仅是灵魂的居所，而且还是一个解放政治的场所；不仅需要人们在纯粹关系的建立中让身体发挥作用，而且还需要在生活方式的认同中，在生活风格和生活规划的发展策略中，为身体做出价值选择，身体的解放也就成为生活政治的一个核心内容。

吉登斯在生活政治视域中不仅考虑了自我与身体的解放，而且还深究了人类在社会关系中的生殖与繁衍、“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的选择、减少核战争以及各种社会风险、现代性制度的解放所导致的生活政治的议事问题、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人的道德和存在问题、全球生态问题，等等。对于在解放政治的基础上实现生活政治的目标，合理解决现代性社会的存在性问题，这里所言的一系列主题，都是必须在有利于人的生命意义的展现的层面亟需解决的，其中，吉登斯把全球生态问题看作更加根本和亟需解决的。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总是将“社会与自然世界置于人的控制之下”①,这是一种强大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它不仅左右了人们的内在思维活动和社会实践，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后果是人们都清楚的，而且“它让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②。因此，必须以自主意识选择生活政治的价值理念，引导人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缔造美好的未来生活。

吉登斯所说的全球生态的实质首先是倡导一种全球性的生态的生活方式，一种合理地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的生活组织形式，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认为生态的生活方式推崇一种个体自主选择的、自由个性的生活模式，由于个体的自我选择权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异化的现代性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因此，吉登斯主张以推进世界性的纯粹关系的建设为基础和价值选择理念，充分尊重个人在生活中的自我自主选择权，让人们通过自我约束机制和内在的道德规范进行选择，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有效合理地处理好自我生命的整体关怀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其二是认为生态的生活方式旨在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共同体，并赋予这样的道德社会以充满包容、尊重等价值选择为基础，使人不再为金钱所奴役，使人性得以复归，使人自觉意识到自我存在对他者和社会的责任、义务，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使人能够过一种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①其三是认为生态的生活方式倡导一种“敬畏、尊重、保护”生态发展的理念，树立使人类能够走一条生态发展的价值选择的道路的理念。②显然，吉登斯的全球生态的生活方式是在倡导一种积极的生命意识，使每个人的行动与世界的瞬息发展高度联系，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一个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活动空间、交往范围、休闲娱乐和精神生活的生态共同体，有效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

如上我们从几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释和分析了吉登斯生活政治的思想内涵，这些思想的实质告诉我们现代性社会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集中起来的自我认同问题，通过自我和身体的调节，使自我和身体变成多种多样的新生活方式选择的落脚点，变成对日常生活重新道德化的一个根本的推力，使整体的人和个体性的权利在自我认同的发展中和人类的斗争中，得到良好的匹配。

在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世界，人们必须选择一条有情义的、有道德的、可持续的生态化发展道路，为生态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培植精神理念和生活实践土壤。吉登斯的基于控制和解决现代性风险的生活政治思想，不仅为人类建构生态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启示，而且生活政治独特新颖的构思方法和研究视角，对我们继续探讨有关生活的哲学颇有启迪。然而，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它忽视了全球众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性，就此而言，生活政治也并不具有普适性。虽然生活政治关注个体的微观行动与个体的共同体自治，这些生活要素具有具体的实践指向性和行动实施的明晰性，但生活政治忽略了自身所依附的文化、制度等宏大结构，对其影响力的分析明显不够，所以，生活政治也不具有全面性。因此，我们在对待吉登斯生活政治理论时，应该辩证对待，理性分析，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思想是在高度反思性和存在性风险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对新政治形态的认识，其以激进政治纲领为基础的价值选择和自主自觉的生活决策理念，倡导了一种自我负责的生活方式，体现出与他的现实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一致内涵，他尝试把“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人类追求，对于我们建构未来生态的生活方式和人的解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实践选择。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的关怀，预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变迁，实质上是在现代性社会秩序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另一边”的发展，①表明了纯粹关系的价值认同对于自我反思计划的形成和践行的根本重要性，体现了“为了谁”的价值认同及其在生活政治社会的贯彻与落实，对于展现人类生命意义的价值，是一种重要的认识。

如上关于吉登斯整体主义认同论的分析和讨论，使我们看到，吉登斯围绕人类认同这个对于他实现激进政治纲领的乌托邦理想来说至关重要的主题，做了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深入思考和研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哲学的认同论思想，对于我们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尤其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现代性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现实的现代化建设，提升我们的理论认识，提示了诸多的视角和理念。

吉登斯从经验主义视角对人类认同问题的研究，聚焦于双向互动与身份认同这一主题，以身份认同为思考的核心，重点阐述了他自己关于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是双向互动的矛盾体以及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认同的首要特征两个方面的主要看法，说明在晚期现代性社会剧烈的变革过程中，人的身份转换的重要性、客观的现实性和与此相应的身份不确定性以及身份本身对人的生活、生存和社会实践巨大的影响，说明作为制度化安排与实现结果的身份问题，在社会结构的秩序化中具有的核心作用，结构化社会发展中身份认同对于吉登斯所说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理想的实现具有的特殊意义。

吉登斯从功能主义视角对人类认同的研究，聚焦于人类在晚期现代性社会的反思性实践与社会认同问题，以自我或社会认同为思考的核心，重点阐述了他自己关于社会认同的起点是自觉的反思性觉知、社会认同是人自我认同品格的重构过程以及社会认同的本质是对自我的反思性超越三个方面的主要看法，表明尽管人的身份认同是重要的，但人的身份其实只是表现性的社会存在形式，独立个体的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才是更根本的，因为只有达至自我的或社会的认同，才能把自我认同与现代性社会制度本身的塑造结合起来，培养出自我或社会认同的良好品格，实现自我或社会认同的超越，不仅可以获得自我确证的主体性安全，而且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自我认同的社会实现是主体安全和自我解放相统一的实践活动。

吉登斯从现实主义视角对人类认同的研究，聚焦于人类在晚期现代性社会中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认同问题，以价值认同为思考的核心，重点阐述了他自己关于纯粹关系的价值认同对于自我反思计划具有根本重要性以及“为了谁”的价值认同凸显人类生活政治的生命意义两个方面的主要看法，表明了纯粹关系的价值认同在生命意义展现中的根本重要性，给出了自我反思计划的形成和践行的基础与方向。而“为了谁”的价值认同以及从人的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提升，则给出了实现他所说的激进政治纲领的乌托邦理想的具体策略，从而让人们明确了价值认同的实质就是生活政治的实现，通过尊重和充分发挥个人价值作用，凝聚社会和集体力量，使个人、群体乃至国家，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实现人的解放的社会目标，充分展现人类生命的价值意义。

吉登斯整体主义的人类认同思想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和颇有启发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身份、自我以及价值选择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关联，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性的状况、看清现代性本质、理解现代性的原则等，有着超越一般社会理论家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吉登斯是一位不仅对现代性给出了细致、合理的分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极其可贵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的社会哲学家。他的社会哲学体现着非常鲜明的为现代性的批判性辩护的思想特色，折射着唯物辩证的方法论、认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