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社会的三个正反馈的运行机制模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哲学的透视画。它展现出现代民族一国家、整体的现实世界以及个人现实实践活动的状况与方式、亢奋与无奈、欣喜与焦虑、进步与多舛。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作为理性的人类而言，毫无疑问必然需要依赖体现理性能力的人类的价值选择，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还是保持茫然的乐观主义，是陷入犬儒式的悲观主义还是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选择对世界的改造，对于吉登斯来说，作为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理论研究者，他发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的现代性社会的呼唤，针对已察觉到的危险之根源，在社会运动中进行实践性搏击，选择改造世界的有效价值观，为此，他建构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解决方案，提出了超越的现代性理论、整体变革的社会治理和激进的生活政治等主张，从而形成了他在现实实践活动中改变世界的价值选择思想。吉登斯的这一思想，对于人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摆脱现实困境，颇有教益。
(一)现代性社会的内在生命力在于超越性“再生”
在吉登斯的社会哲学理念中，现代性社会之所以走到与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相背离的境地，主要在于价值选择的背离、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和社会实践上的极端化，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人类现实悲剧的根本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社会已经走向死亡，而是必须重新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改变现实的社会制度，使现代性社会焕发出新的光彩。显然，重新选择人类的价值理念和发展道路是艰难的，必须以认清现存的社会制度不合理为基础。
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能是新现代性社会的价值选项，而且还是必须放弃的选择。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它逃不脱最终被废止的命运。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起初保守主义是为封建主义辩护的，反对启蒙运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老保守主义被毁灭了，然而它又以多种形式的新保守主义的面貌出现。新保守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毁灭了有意义的社会存在赖以生存的传统符号和实践①,因此，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情结。资本主义真正依靠的是一种世俗的清教主义，或者说是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不再把资本主义企业看作现代文明的问题来源。与之完全相反：它是所有一切善事的核心。市场竞争制度不仅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它也是个人自由和社会稳定的主要保证者，把功能齐全的市场看作自发社会秩序的主要实例和主要的制度依据，相信自由社会的利益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然而，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今天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被破坏，大规模污染或沙漠化，大规模的战争，全球经济崩溃，人口过剩，空气、水或食物污染，等等，带来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和道德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富裕国家福利制度的困难、阶级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两极分化社会的加剧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对民主的破坏，这些都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解决，甚至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使问题更糟”②,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反思性的社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吉登斯在《社会学批判的导论》等其他多部著作和论文中都对当代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做出过分析③,这些分析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与思考。
那么,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被选择呢?在吉登斯阐释他的思想的时代，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它已经陷入困境。对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吉登斯认为，根据现实的变化，我们应该可以解释社会主义(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作者注)确实是难以自保了，当我们遇到的大部分风险不是人为的时候，并且社会反省性的程度还相对低的情况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还可以良好地运行。当这些情况不再存在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或者崩溃或者被迫处于守势。①换句话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正确的价值选择。人类必须重新选择道路，那就是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所谓的社会生活的“控制论模式”,按照控制论模式，一个体系(对社会主义来说，指的是经济)可以通过服从于一个指导性的智者(国家)来实现最优的组织。但是，虽然这种建构对于更和谐的体系——指的是一个低反思性、有非常固定的生活习惯和方式的社会——来说可以合理有效地运行，但是对于高度复杂的体系就失去了效力。这些体系依靠大量的低层次的输入来实现它们的和谐(在市场条件下，这种输入是由多种地方定价、生产以及消费决定提供的),人类的大脑可能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工作的。有人曾认为，大脑是一个控制体系，在大脑中脑皮层负责把中枢神经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但是，目前的理论更强调低层次的输入在产生有效的神经整合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垂死的，这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判断，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
基于这样的看法，吉登斯认为，甚至市场社会主义也是行不通的。瑞典模式的成功不可能说明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普及所有的或大部分经济秩序，因为(1)资本不可能被废除；(2)中央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困难有可能重新出现；(3)经理的正常选举有可能产生不利的结果；(4)公司资本会因为倾向于躲避风险而造成企业停滞；(5)由于个人股份的降低而使企业不积极吸纳新工人；(6)由于个人不能带走股份而影响企业间的人员流动；(7)社会主义将出现大量的结构性失业，技术停滞，对资本的无序政治拍卖以及中央政府为了防止或纠正工人合作社的弊端而采取的频繁的行政干预。①
吉登斯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给予全方位的批判，而且断言必须放弃，这一点，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立场。长期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以苏联的社会主义为楷模，然而，自1956年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彻底否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西方福利资本主义具有极端的虚假性和迷惑性，人民真正的权利被国家垄断，在福利制度的外衣下，公民的人格被**，权利被剥夺，人更被异化。所以，他们试图寻找第三条路，寻求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要使马克思主义英国化”②。《超越左与右》就是吉登斯探寻第三条路的代表作。不难看出，英国人的这些工作，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精神传统的现实表现，是一种社会批判行为，它对于人们理清思路、准确认识现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吉登斯本人特别推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认为正是马克思开创了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①。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吉登斯许多时候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实上也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他在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时，完全看不到其可取之处，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吉登斯自认他所说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理论，已经得到了正当性证明。我们知道，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的鲜明特色就是其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的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分析，此种分析主要是两种途径。一种是基于对传统经典社会理论的超越而提出的他的结构二重化理论，并用此理论作为他解释社会历史的基本解释框架；一种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其他社会理论学者的观点，如贝克等人的思想，结合他自己的解释框架，给出现实层面的决策性意见，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三条路。他对现代性社会分析批判的这两种基本的路径，在他出版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中，就交代的很清楚。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的第二版序言中，吉登斯说，总体来看，他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对晚期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勾画和证明。这种批判理论必然具有以下三个组成部分。首先，从行动、结构和历史解释等基本问题的角度来看，它必须做到‘方法论上的得当’。……其次，这种批判理论还必须与对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相契合。……现代性不是某种单一的制度性建构：现代社会是沿着一系列迥然相异而又彼此联系的制度性维度发展而来的。……最后，在一个‘历史’不再存在其目的或者总体演进图式的世界里，一种重构的批判理论还必须把握批判的含义，及其如何证明其正当性”①。
那么,这第三条道路的价值选择内涵是什么呢?吉登斯把它称作“激进政治方案”。吉登斯说，“我提出的观点可以归纳为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它虽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了营养，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②。并认为他给出了一个关于人类在现阶段乃至未来应该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超越左与右》的导论中，吉登斯十分明确地阐述了激进政治方案作为新现代性社会价值选择的基本要点。在他看来，第一是团结，认为我们一定要关注修复被破坏的团结，要有选择地保留传统，甚至重塑传统。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被重新组合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不仅提供了确定的社会解体形式，而且为启发性团结提供了新的基础。第二是加强生活政治的实现，摆脱解放政治的核心地位。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因此是创造行动自主性的核心。生活政治则不同，因为它不是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生活方式的政治。它关注某些争论和斗争，后者与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性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在一个过去被自然或传统固定，现在服从于人类决定的世界有关。第三，强化积极信任。积极信任意味着能动性政治(generative politics)的理念，它与社会反思性的普遍化相关，如此一来，积极信任便于把国家与社会中自由的反思性动员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的环境下，寻求使个人和团体完成任务，而不是凭借国家为他们完成任务。第四，在反思的社会秩序中，进行更彻底的民主化，强化对话民主，扩大政府的透明度以及全方位的沟通。第五，改革福利国家，把福利依赖转变成积
极福利。第六，消除各种各样的暴力。①吉登斯的这一理论概括，再一次显示出自己对各种理论的归纳包容能力，以及对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更合理的解释②。
在吉登斯的激进政治方案的价值选择中，他自认为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吉登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他的社会批判和形成新的社会发展思想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他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改良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错误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失去了根本的意义，而是对于解决现实的社会困境和问题，仍然是中肯的思想，正如吉登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中所说，“如我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以前也被宣判过死刑。但却不止一次从骨灰中爬起，而且经常是那些试图挑战它的思想流派使它重获新生。因此在过去的岁月里，出现了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当世界上所有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当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鸿沟足够宽阔之日，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仍将存在中肯的地方”①。
在充分吸收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他所提出的激进政治方案，并不是要把什么外在的价值理念强加于这个社会，而是从现代性社会的发展中总结和概括出适合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般价值理念，现代性社会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自己具有再生的秉性，是因为它自己具有反思和再结构化的能力。正如他所说，“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本身既充满活力，又必然变幻不定，它渗入了连接时间—空间的巨大跨距之中。脱域机制，通过将社会关系从它们所处的特殊地域‘情境’中提取出来，使得这种时一空延伸成为可能”②。
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和脱域机制，在时空延伸的可能性中不断扩展，以及社会实践系统的再结构化，提示了新的价值选择的主要理念、核心思想和行动方向。基于激进政治方案的价值选择的一般理念和核心思想，吉登斯主张实现超越的现代性社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在“革命实践”中使现代性社会的生命力再生出来，那就是：要从外部世界退却转而聚焦日常问题和目标的实用主义的现实接受③;要坚信自由理性和科技进步的乐观主义；要通过社会运动动员起来，降低现代性的风险，从而战胜它们。吉登斯说：“只要现代性的制度持续下去，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驾驭的路径或速度。相应地，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感到安全，因为它所穿越的这些领域都充满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这双重感情将彼此爱恨交加地共存下来。”①也就是说，坚决改变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特征，人类就能够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只有打破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方式，破除市场的疯狂，使人类需要得到有节制的满足②,使现代性的生命力获得再生。
吉登斯强调，为了使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能够在实践中得以践行，“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③。换句话说，正是基于对现代性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的结合，才形成了吉登斯激进政治价值选择的基本思想，并在实践中寻求社会改造的方式方法，从而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
(二)贯彻超越的现代性价值理念重在社会治理实践
吉登斯的社会哲学思想始终是围绕着我们当下的社会及其构成的特征、方式、影响等社会事实性问题展开的，对于吉登斯来说，一旦形成超越现代性的激进政治的价值思想，重要的就是要在实践中贯彻，要在社会治理中实施。吉登斯希望他的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能够对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分析提供有意义的方法，能够给出一种出路，希望他的“第三条道路”能够走得通。
结合社会治理问题，如何使激进政治六方面的价值选择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吉登斯尝试从整体上来考虑问题，给出了一种整体主义的治理方案。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时代的新情况，而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国家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在一个后传统社会中，权威无法再通过传统的象征性符号或者通过声称情况向来如此而获得合法性。①我们知道，吉登斯把现实的现代性社会看作晚期现代性社会，一个后传统的社会。由于各个国家发展的先后和程度不同，因此很难做到整齐划一，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也不可能千篇一律。然而，既然在现代社会的时代，整个人类都卷了进来，即所有国家都在追求，甚至是急切地追求现代性社会，因此，无论各个民族一国家的具体情况多么不同，但总体性的重点应该具有一致性，也正因为如此，激进政治的价值纲领就可以转化为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具体的治理方式，使整个世界逐步推进到超越的现代性社会中去。
吉登斯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具体治理方案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所有国家治理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对所有现实社会自身治理的要求。也就是说，吉登斯把社会治理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层面的治理，另一部分是社会层面的治理，以此把他的现实主义的价值选择理念贯彻到所有国家和社会中，从而实现超越的现代性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
对于国家层面的治理来说，吉登斯指出：第一，国家必须做出结构性的回应，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从国家结构方面做出适应性的应对；第二，国家应当扩展公共领域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统治或监督的工具，这意味着国家要迈向更大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宪政改革，并建立防治腐败的新的举措；第三，为了保持或者重新获得合法性，国家必须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而不仅仅是扩大它的功能；第四，国家必须采用新的民主形式；第五，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他们管理风险的能力。对风险的管控不能仅仅依靠专家系统，而是从一开始就需要公民的全程参与，也就是说，国家在产生风险决策的每一个步骤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协商程序，这一程序通常必须有专家、政府和外行人士参加，协商的范围必须扩大；第六，国家必须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民主化不能仅仅被当成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国家应当具有全球性的眼光。①我们看到，在吉登斯给出的变革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中，他特别强调了国家功能的转变、公民的共同作用以及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以此来遏制权力的滥用。
对于一般社会层面的治理来说，吉登斯从能动性政治和福利方面来考虑问题，他结合贫穷治理问题做了十个方面的思考，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的具体方案，把他的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贯穿于其中。吉登斯认为，一种“可供替代的发展”会是一种能动性的政治方案，具体包括：第一，强化“反思性参与”的作用，汲取营养，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第二，必须把破坏的限度放在社会发展基本的考虑范围之内，包括本土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发挥现代化的利好方面的功能，避免有害的结果；第三，要把生活政治问题看作解放政治的核心，不要简单地用其他方法达到解放的目的，尤其需要解决生活方式问题和伦理问题。在本土文化和环境资源被肆意浪费的环境下，“如何生活”的问题实际上对于穷人特别重要。要为人的自主、自立而进行斗争；第四，把属于发展的真正含义的“自立”和“诚实”充分展现出来，不仅仅是发展市场，而是要在发展中重建本土的团结和社会支撑体系；第五，把生态危机与浪费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造成的环境灾难降到最低，加强环境的损害和保护，尽可能为了后代使用可再生资源和存在基础进行治理，避免采用短期的和破坏性的做法；第六，提高妇女相对于男人的地位，建立平等的社会；第七，要把强调自主保健放到发展的首要地位，树立保健不仅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且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的观念，把自我保健作为任何健康计划或活动的主要目标，给普通人提供清晰明确的信息以预防并在他们的家中解决大多数的保健问题，提供更及时、更便宜而且效果更好的诊病与治疗，加强医疗知识的普及、基本的保健制度和普遍的社会信任；第八，充分发挥家庭的纽带作用，为家庭的所有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任何制度都无法提供的、充满深情的、实实在在的资源和社会保障；第九，在家庭和其他领域，建立一种不仅强调权利而且强调责任和义务的发展模式；第十，克服完全从本土角度组织发展的短视行为，也要依靠来自像国家、商业组织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大部队”的干预。这种干预在本质上是启发性的，随时满足地方的要求，保护地方的利益，推进全球平等的实现。①
吉登斯通过对贫穷这一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的思考，把他的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理念在指导人类实践方面的意义充分展示出来，从如上所说的十点具体方案性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出他突出了六个方面的重要社会实践对解决贫困问题的价值意义。第一，他把加强发展过程中的“反思性参与”摆在首位，这既是他一贯坚持的反思的现代性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对激进政治中把社会团结作为第一价值思想的有效贯彻；第二，他强调了利好现代性的重要方面，即充分发挥现代性社会有利于人的一面，在发展的同时把破坏降到最低程度；第三，把解决人的生活问题(如家庭、保健、诊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加以考虑；第四，突出自主、自立等主体意识培养的重要性；第五，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最基本的发展理念；第六，社会平等、正义、民主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具体实践的内涵，与他的价值选择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社会治理的一般举措。
无论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还是一般社会层面的社会治理，都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由于现代性社会是一系列特定的对待世界的态度，一种世界观，因此，需要通过斗争来改变人们的态度，改变国家的认识，使国家和人民从保守转变到持开放的态度。现代性社会包含了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因此，只为获取资本和利润的观念必须改变，树立超越现代性社会的价值选择，才能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进步，使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治理达到所要求的高度。现代性社会特定领域内的政治组织，包括民族一国家和一般社会，都需要实行广泛的民主，而民主的实现并不是一句空话，只有斗争才能实现。现代性社会作为一种复杂性的组织，它与先前的文化形态根本不同，是面向未来的，而不是面向过去，因此，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尤为重要。
吉登斯认为，超越性的现代性社会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的社会，正如吉登斯所说：“对我来说，目标是在生态可持续原则的基础上，向着一个世界主义的全球社会发展，这个社会的财富积聚与对不平等的控制是彼此协调的。我并不把这看作完全的乌托邦。”①确实，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指导性原则，而不是一种公式化表达，非常适合生态现代化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用可持续发展替代确定性的增长，侧重点在于预防而不是补救，将污染等同于无效率，将环境规治与经济增长视为互有裨益。吉登斯认为，“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处于这种合作关系中的政府、工商企业、温和派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科学家们，在沿着更具有环境保护说服力的思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重建的过程中进行相互协作”②。
吉登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中，突出知识、科学技术合理运用的价值意义，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科学与技术变革日益加速，并且它对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影响逐渐变得更加直接，意义也更加深远。我们可能曾认为‘环境’即为自然世界，但是它现在当然已经不再只是这样了。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物，现在既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不仅包括地球气候的外部世界，而且还有人体的‘内部环境’。不论好坏，科学技术已经浸入人体之中，并且已经重新划定了那些通过人工制作才能获得的东西与那些完全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物质之间的界限”①。
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就是消除社会风险，通过充分发挥个人自主性与科学技术变革带来的广泛影响，把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最大的社会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又使我们能够把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去发展现代化的事业。吉登斯认为：“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②由于风险涉及那些主动寻求与之面对，以及对其进行估量的危险，因此，在一个面向未来并充满信息的社会中，需要把关于风险的主题和政治的其他各个不同领域联结起来共同加以考虑，诸如福利国家改革，参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技术变革的反应，生态问题，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通过国家和社会治理，建立起抵御风险的保障机制，同时培育出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和解决风险。由于现代化不是直线型发展的，它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因此，建设一个促进社会包容性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并应使这样的国家在培育跨国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基于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和整体性的社会治理，吉登斯特别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强调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把建设美好的共同体(或社区)看作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是共同体与公民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正如吉登斯所说，美好共同体的建设，“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①。因为反思性的现代性社会必定以高度自治的组织为标志，同时也是公民素质不断提升的社会。尽管吉登斯并没有对公民素质的具体表现、规范原则等展开思考，而是强调了公民素质的功能意义，这和吉登斯正在讨论的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的认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吉登斯认为能够为公共生活的安全做出贡献、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就是这个时代社会公民必须要有的整体素质。它是一个关于公民素质的总的纲领性要求，同他提出的生活政治的主张内在契合。因为不是一个高度理性自主的个体就没有可能在不确定的风险环境中进行自主选择和有效的风险管理，因而作为公共生活的自己也就会处在不安全状态中，所以，自治能力是公民素质的当然要求。
我们也看到，吉登斯突出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包容性，并确定它为平等的基本内涵，而把不平等看作排斥性。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对社会所有成员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的确认，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的合法性。排斥则意味着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强调社会结构具有的排斥功能，而不是个体之间的相互拒斥。这就是说，要从社会结构上保证公民权利，突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重要性，给予共同体成员，也就是国家或社会成员平等的生活机会，幸福生活的机会，维护人的尊严。
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问题上，如果说吉登斯突出强调了价值选择和一般社会实践机制的重要性，那么,人作为实践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所具有的作用同样也是吉登斯特别关注和强调的内容。现代化社会治理既是现代化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现代化社会建设的理性推动，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起着“轴心”作用，吉登斯在他的论述中也特别突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主体自治是人精神力量的“裂变”。主体自治既是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目标，又是现代化社会治理的依靠力量。现代化社会治理是社会走向理想的自组织运行，主体自治的能力及其可行性，为社会治理提供方向选择、过程监督与实践保障，因为主体是社会的基本原子，主体的自治能力具有“原子核裂变”的效应。
吉登斯强调主体自治是人的现实的“解放”。主体自治不是抽象的话语表达，而是非常现实的具在的实践，它指称的是主体的社会情境自识、目标行动的自觉和过程自主，体现着人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意识，体现着主体与外部世界相融合的客观程度，因而，具有现实意义上人的存在方式与状态的基本属性，是指向人的自由的解放。
主体自治是人日常的文化实践。任何主体都是时空的存在者，在生命展开的每一个时空结构中，人都是按照自我认同了的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自觉不自觉地安排、组织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的，而生活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作为整体的文化。因此，主体自治的充分实现与主体的文化自觉密切关联，通过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自觉的自我话语变革、行为规约和审美拯救，提升主体自治的能力、高度及其强度，以极好的修为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治理的积极实践。
总之，吉登斯的现代性社会治理的目标、依靠力量、过程保障都离不开主体人，主体自治在其实践生成的意义上，甚至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而主体自治无论其内容还是文化培育，又都是极其复杂的细致工程，需要每一个主体人的自觉。这也就是吉登斯强调的为什么要从传统左派倡导的“解放政治”走向他所倡导并主张的“生活政治”的原因所在。吉登斯认为解放政治关心的是生活机会，而他的“‘生活政治’关心的是生活决定。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①。正是在人的解放的意义上，吉登斯突出强调了把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理念运用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人类理智与实践能够实现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价值理想
在吉登斯的现实主义的价值思想中，他不仅基于人类现代性社会的实践经验和现实发展，提出了超越的现代性思想，归纳出一组框架式的价值理念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价值选择，他的价值选择思想运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领域，不仅提出了两组可供人类实践参考的国家治理方案和一般社会治理方案，多方面地分析了这些具体方案的价值内涵和实施的可能性，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超越的现代性的理想预设，从而使他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论思想趋于完满。吉登斯把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的理想预设看作一种乌托邦构想，一种未来社会发展的整体策略，从而使之与他的结构化理论与反思的现代性理论一致起来，为人类理智和实践做出了长久的规划。
吉登斯的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构想是针对他自己建立的现代性社会发展图式、现代性社会发展图式和社会风险图式提出来的。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所讨论的现代性社会发展图式相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吉登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中心主义提出了超越匮乏型体系的说法，也就是以满足需要型经济来超越匮乏型体系；以技术的人道化代替工业主义条件下“人化自然”环境的恶化，也就是用人道主义的技术观代替工业主义；以多层次的民主参与代替监督体制，恢复真正的民主机制，避免权力的滥用和极权主义；用非军事化代替军事力量中的暴力工具的滥用。吉登斯提出的这些思想，能够系统地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四个基本要素。
我们看到，超越匮乏型体系是指随着人们对重新分配财富的呼声日渐高涨，首先是这种体系会先在富裕地区发展起来，然后世界规模的经济化组织逐渐增多、力量逐渐放大，形成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其次，技术的人道化表明，近代以来，人们逐渐察觉到了，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带来了许多破坏，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惯性的，道德这一命题被技术的人道化引到了人与人化环境之间，尤其是“工具性”关系中，于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在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更合理地使用以维护生态健康、实现长足发展；再次，非军事化，当今，在技术创新背景下的军事工业化日益加剧，但随着地区间的相同利益和相互依赖逐渐增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人们会控制暴力工具，实现对战争的超越；最后，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它将有效地减少极权的出现，小到个人民主权利的实现，大到力求实现一个协调化的全球秩序，虽然目前多元政治只集中在民族国家，但民主参与的新形式将崭露头角。
那么,为什么超越的现代性社会发展机制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风险，从而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呢?因为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社会发展模型。我们看到，这个模型的运行机制不仅以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为基础，把它贯彻到所涉的四种一般制度中，而且是一种负反馈机制。吉登斯仍然从主要包含经济制度的社会制度入手来分析问题。超越匮乏型体系不仅意味着经济的重要性，更意味着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意义的首要性，因此，在这里是把人作为中心的，而不是把利润、资本或所谓财富作为中心，这就是新的超越的现代性的价值选择的核心作用，以这样的价值理念作指导，对于技术或工业的要求就是技术的人道化，对于监督体系的要求就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军事力量的要求就是和平，一旦系统中出现与基本价值观不一致的因素，就会把这种作为输出的信号反馈到输入端，通过输入端的信号的重新定位，以制度的形式来遏制那些不一致的因素，从而使系统保持价值思想的一致性，也就是保持它的稳定性和平衡，这与现代性社会发展机制的正反馈正好形成相反的运行机制，以此使社会发展能够一直保持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之下，从而实现吉登斯的乌托邦的理想预设。可以预见，这样的理想化模型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吉登斯自己称其为一种理想化的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构想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吉登斯强调这样的乌托邦是有意义的，它是社会发展的正确的原则和理想目标，人类在长久的实践践行过程中是能够趋向实现的。在我们看来，吉登斯社会哲学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论思想的意义正在于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实践意识。
对于吉登斯现实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合理性的澄明，吉登斯从马克思那里为自己找到了辩护词。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其他形式的经济系统没有资本主义这种不断扩张的本性。显然，这不仅是空间的扩张，还是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提高生产率的动力。……马克思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经济有深刻洞察力的分析家”①。马克思正是借助于该原则(即共产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作者注),“才使自己与乌托邦主义鲜明地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内在的可能性本身要受到现代性的反事实性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的’和空想的理论之间，并不需要一种刻意的分割。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①。
或许，仅仅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一种辩护是远远不够的，吉登斯深知这一点，因此，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人的现实的实践中来。从现实的人类实践来看，吉登斯把他的乌托邦构想的实现寄托于社会运动，也就是革命斗争上来，认为通过长久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和实践，人类会逐步接近于他的乌托邦的构想。
吉登斯认为，“社会运动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车轮”②,社会运动是社会生活中最广泛最重要的斗争模式。
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劳工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也对应包含四种维度，即劳工运动主要依靠工会制度对工作场所实行防卫性控制，或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去影响国家权力，是争取言论自由以及民主权利的主要斗争工具；言论自由运动或者说民主运动起源于现代国家的监督，它内含了民族主义运动和争夺参政权力的运动，能防止极权主义的产生；和平运动倡导停止使用核武器等暴力工具，避免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生态运动反对现代性工业对传统生活模式和社会图景的威胁，尤其关注知识的反思性的运用结果：人化环境
吉登斯把劳工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首发处，我们认为，这一认识切中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和对立的本质，劳工运动是超越国家权力困境的一种基本的斗争方式，目的在于向资产阶级争取平等、自由和权利。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倡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运动为核心，工人阶级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工作，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因为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承受资本家的剥削。所以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最坚决、最彻底。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劳工的历史地位已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因而赋予劳工运动以改变历史的使命已没有意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同时也有赖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在工人阶级内部已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人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沆瀣一气，他们共同压制工会及其工人运动，这也使现代工人运动处于历史发展的低潮。
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调整，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没有根本的变化，劳工受剥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所以，劳工运动仍然是劳工争取权利、自由，对抗国家资本主义剥削的主要形式。劳工运动是斗争性的联盟，它直接起源于企业的剥削和扩张。劳工运动已深深地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它通过工会制度对工作场所进行防卫性控制，或通过社会政治组织去影响或左右国家权力。劳工运动作为劳工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主要斗争形式，在影响国家经济权力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吉登斯把劳工运动看作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仍处于中心地位的力量。
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的目的不同于劳工运动，虽然劳工为了维护其工作场所而进行的斗争含有争取民主权利的含义，但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却直接根源于现代国家所实施的监督。由于监督同行政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二者共同维系了国家对组织和个人的控制，并深入影响了个人的自我认同和公民权利的发展。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正是针对这种威胁的努力，这又必须回到监控这一权力中介的核心范畴。人民在争取言论自由及相关权利方面，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到现代政府的决策和权力运用。民主运动并不是一个追求权力的过程，而是能积极促进国家权力在运用中趋于合理化并增加透明度，从而尽量避免走向极权主义的深渊。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民主化的实质和斗争方式，是建立社会民主化的良好机制。
吉登斯赋予生态运动丰富的内涵，他把生态运动看作重塑人工环境的运动，认为环境保护比自然保护拥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他除了关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外，还关心城市环境以及环境问题对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体系的影响，并且开始和人权运动、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等联系起来。环境运动为生态运动的形成和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生态运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改变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生态运动不仅从宏观上关心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的生态问题，而且进一步深入到关心物种的生存状态和生态系统的演化，体现出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及其他的和谐为目的的可持续发展观。
和平运动旨在宣扬祥和有序的社会活动应该摒弃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理念，其实质在于消解暴力、冲突与不和平状态的根本原因，以及消除引发这些冲突的利益纷争。和平运动的兴起不仅以反对战争为目的，更应该从平衡利益和预防战争冲突方面着手。从削减核武器、常规武器和裁军方面，进一步避免战争的发生和冲突的升级。现代和平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反对战争对环境的破坏等等。
社会运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符合一种负反馈的机制，通过这种负反馈的斗争过程，人类能够逐步实现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理想。限于篇幅，对其内在关联机制就不展开论述了。
作为一种乌托邦构想、一种未来社会发展的整体策略，吉登斯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理想预设，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纲领。作为一名具有世界眼光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深谙政治的价值所涉、内在意义以及对指导人类实践和生活的重要性，正是在一种政治纲领和政治诉求的意义上，吉登斯把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的价值理念称作激进政治纲领，由此可见政治对于吉登斯的首要性。这就是说，吉登斯把他的乌托邦的现实主义的理想预设政治化了，因此，实现他所说的乌托邦的理想就是践行一种政治纲领，它的落实需要从各不相同的地方开始，需要从人的现实生活和理想追求切入。这是一个必须和必要的逻辑展开过程，是在人类实践中缓慢实施的过程。地方的政治、生活的政治、理想的政治是内在关联的。
吉登斯的乌托邦政治纲领认为，“一方面是由诸国家体系的反思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①。随着国家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国家联盟等世界性组织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地方主义的兴起，地方要求自治和获得更多权力的倾向性突出。地方政治并不是现代性的产物，只是到了现代性阶段，地方政治的表现日趋活跃。吉登斯认为，在一种时空分延的现代性社会关系体系中，一极的事件(或现象)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连接地方和全球的纽带——现代性的风险，运用吉登斯的解释就是现代国家权力运用中所形成的一种高风险的世界性危险。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当民族—国家把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划归所有的时候，任何决定及其后果都不能同其脱离干系，而这一切又都与国家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正相关关系。
吉登斯指出，“至少就某些抽离化机制的后果而言，……意味着没有人能‘逃避’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如核战争或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全球性风险。现代制度的许多其他方面，包括在小范围内起作用的方面，也会影响到生活在高度‘发达’地区之外的那些较为传统情境下的人们。而在那些发达地区，在日常生活的本质中，地方和全球之间的联结已被束缚在一组更深刻的演变中了”①。
地方的政治化的另一种突出表现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地方的政治和全球的政治是现代性下直接延伸的两种倾向。全球的政治在某些地方激起了相应的对抗，或表现为文明的冲突，在这种意义上，地方政治问题凸显，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也是当今世界政治演化的主要倾向之一。从吉登斯的这些思想不难看出，在地方政治与全球政治密切关联的现代，要使他的乌托邦的政治纲领得以实现，需要从改变地方的政治诉求起步，进而改变全球的政治意识，当然，这种改变的思想基础就是他所说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价值选择。
解放政治同生活政治构成了理解吉登斯乌托邦现实主义政治纲领的另一条线索。先来看解放政治，在我们的观念中，解放首先是要从传统与宗教的教条专制中解放出来。人们认为，通过把理性理解运用到科学和技术领域以及人的社会生活中，人的活动就会从先前存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吉登斯认为，解放政治就是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对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他说：“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①依据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把阶级作为解放的代理人和推动力，人性的普遍解放要通过一种无产阶级秩序的实现来获得。而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说，受到解放政治影响的方面还很多，像民族和性别的区分，统治与服从群体的区分，富国与穷国的区分，现在的一代与未来的一代的区分。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即解放政治的目标，都是把无特权群体从他们不幸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或者是消除他们之间相对的差别。
从吉登斯对解放政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解放政治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把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中解脱出来；二、减轻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解放政治所关心的是权力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三、服从于由正义、平等与参与的伦理所具有的独断。②解放政治是启蒙精神的现实追求，解放意味着通过让个体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在其社会生活的环境中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来把集体生活组织起来。
那么,解放政治将如何过渡到生活政治呢?吉登斯得益于马克思的启发。马克思主张，那些为把犹太人从宗教压迫与残害中解放出来而作的斗争，都纯粹是为争取获得局部的利益而作的斗争。因为在把犹太人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他们也将会使全人类获得解放。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已经含蓄地指出了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之间的连接模式。“从马克思的讨论来看，这是一种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普遍性自由。但还可以进一步概括这一原则，凭借倡导相互容忍的态度最终使每一个人受益的做法，使得这种解放受压迫群体的斗争也能够有助于使他人获得自由。”①
事实上，在吉登斯对未来社会的勾画中，生活政治是其总的构想。在晚期现代性到来之际，人类需要面对的是启蒙与现代性共同作用的社会现实。他们共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晚期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高度的反思性。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这种影响已经深入到个体的反思**之中，个体及其组织在做出选择时不得不深刻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及其未来，生活政治的提出正是这种自我选择的尝试，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这就是晚期现代性的系统，它在个体和集体的层面上都已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②吉登斯给生活政治的定义是：它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③据此，我们看到，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也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一、从选择性的自由和产生式权力(作为转化能力的权力)中得来的政治决策；二、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三、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伦理，并抗拒存在性问题的背景。我们理解解放政治是凭借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的，而生活政治则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生活政治关心的是从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投射中产生出来的争论和角逐。他们想要表明的，就是靠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来反抗和影响国家权力的行为。
在吉登斯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政治纲领中，解放政治并不仅仅是为生活政治做铺垫的，因为解放政治并不能代表全部。同时，解放政治也没有完全失去效用，甚至还很重要。在这方面，吉登斯提出了女权主义和第一、第三世界之间的区分。有不平等的地方，就有斗争和反抗，因此，解放政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前面已经说过，生活政治是一种选择政治、认同政治。这种对生活的选择受到传统意识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深刻地侵入个人和集体的生活当中，才使作为一种选择来应对世界的变化成了必然。生活政治包含了相当多的领域，它并非完全是针对解放政治的后果而提出的解决策略。在晚期现代性中，征服未来的反思性企图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许多类型的个体和组织都卷入了重塑生活政治的问题。生活政治的兴起，来自于晚期现代性中核心的自我反思性投射，并与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扩展的矛盾性相伴随。①吉登斯在选择生活政治作为应对未来的方案中，加入了更多的现实成分。当现代性风险让人类产生了存在性危机之后，我们面对现实生活和未来都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反思中认识和重塑生活，这对于每个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挑战，而且是应对危机的方式。启蒙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都在追求人类存在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把这种追求寄托于变革资本主义现实的革命之上，通过彻底的制度解放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变革。
从如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吉登斯赋予他的乌托邦的价值选择以强烈的政治使命，并以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态度，深信通过人类长期的实践过程，乌托邦会变为现实。吉登斯说：“我们必须正视另外可供选择的未来，传播它们实际上会有助于实现它们。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来。”①乌托邦并不是幻想意义上的乌有之乡，它是生命的过程，因而能够成为客观想象的关联物，并拥有一种前景。②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机遇及时抓住，以便充分地进行乌托邦的想象。③
在吉登斯看来，现实主义乌托邦蓝图的实现，必须做到对内在的制度性转变保持警惕；需要意识到在风险环境中的道德承诺和良好信念的潜在危险；必须是政治的、富于策略的；必须创造出良好社会的模式；需要将解放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结合起来。通过这样一种赋予实践的激进卷入，吉登斯在聚焦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的解释与批判的哲学基础上，运用他的结构二重性解释模式，在个人与社会、地方与全球的辩证联系中，建构了给人类以善的帮助的“一种重新焕发生命力的批判理论”,它的导向其实是一种对现实和理想进行有机结合的有益尝试，是在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按照吉登斯的看法，人类为了不自我毁灭就必须走出一条能够自我拯救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从解放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超越资本主义将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阶级划分。生活政治还会使我们看到更深层的东西，它将进一步超越用经济标准决定人类的整个生活状况这样的环境。”①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标准也就是他提的超越匮乏型体系。它依赖于世界规模的社会化经济组织推动财富的全球平等分配、创建新的生活方式。
总之，吉登斯给出了人类的出行道路：乌托邦现实主义，告知了这条道路的行走方法：社会运动，并且进一步告诉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要用超越匮乏型体系标准，建构一种世界政府的方式超越高度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吉登斯是积极乐观的，也是现实的行动者，他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关怀全球的体系”,他构造出来的这条道路，“目标是把世界的生态健康作为一个整体保留下来”,这是一条超越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后现代秩序的建设道路，在这条路上，人和外部环境是和谐的，人和人是平等的，人自身是安宁的。吉登斯说的这样一条理想之路虽然还未出现，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瞥见那不同于现代制度所孕育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缕缕微光”①。
综上所述，我们全面地讨论了吉登斯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论思想，留下了许多值得汲取的看法，这对于人类发展反思的现代性社会、利好的现代性社会和超越的现代性社会，推进人类理智和实践的进步，具有不可多得的启迪意义。
在吉登斯高度现代性的哲学分析中，他不仅特别突出了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社会的分析，而且突出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区别，认为现代性与传统的区别，“根本在于一种‘制度性的转变’,即在制度性、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的秩序的改变。它具体表现为两个突出的结果：一是对社会而言，它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二是对于个人而言，它确立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与追求”②。然而，根据吉登斯理论分析的思路，我们知道，无论是制度性、还是文化或生活方式，都是人类特有的自我反思的实践与实践结果，“作为人类，我们不仅生活在历史之中，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构成了历史及其未来面貌的内在组成部分”③。吉登斯的超越理论，就是在对传统社会与现代性社会现状理解、分析的基础之上，构建起的一个具有超越性诉求的激进政治框架。他尝试超越传统的各种认识和论辩，在理论上的创新是很大胆的，同时也给出了基本能够自圆其说的论证，这一点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吉登斯的“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激进政治框架，是在吸收多种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包容的学术精神，难能可贵，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其核心思想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随着社会的变革，不仅会改变形式，也会改变内容。吉登斯的工作，是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推动，因为它是基于当今社会的新的变化和发展做出的总结和概括。确实，在现代性导致的世界中，人类如果能够按照吉登斯所说的在恪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对建构的乌托邦的现实主义道路做一些探讨，或许可能创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制度的激进政治的现代社会秩序，但正如吉登斯自己所言，如果离开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和倡导的政治行动来改善人类社会形态，让大多数人实现他们以前从未达到过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状态①,恐怕将真的仅仅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