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吉登斯反思的现代性理论，还是结构化理论，都内含一个最基本的论断，即现代性是不安全的“失控的世界”①,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其中，“制度化的风险”既是最大的风险，也是各种风险之源。制度化风险是指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资源消失、社会理解出现困境、集体信念枯竭等问题，正在威胁着社会结构的稳定，根本原因在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换句话说，现代性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资本主义以及民族一国家及其社会制度，因此，要在社会实践中最大程度地消除风险，建设一个“利好的”现代化社会，就必须为了人民“再造政府”,变革社会制度，使国家权力得到有效控制，抛弃精英政治和精英决策，赋予决策开放性，最终实现公民政治和公民的决策参与，达到社会决策的制定、决策的参与和实施的一致，以为人民负责的实践导向，把一个日益失控的社会转变为利好于人民的现代性社会。这构成了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观的实践导向的核心思想。在本节中，我们将围绕社会实践的风险是现代民族一国家权力失控的直接后果、民族—国家权力是主导现代人类实践的根本性力量以及社会实践的优化有赖于健全社会制度的约束机制等问题，进一步对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论的实践导向思想做出分析。
(一)社会风险是现代民族一国家权力失控的直接后果
吉登斯反思的现代化理论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社会风险的消除问题。在吉登斯看来，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是民族一国家权力最大化的社会，同时也是风险最大化的社会。社会风险的产生在实践上具有其现实的基础和原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一国家权力的失控是最重要的根源。因此，要想从人类现实的实践导向上趋向于社会风险的降低乃至消除，必须准确理解现代社会风险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一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国家权力的关系),揭示产生社会风险的主要原因，才能形成正确的实践导向的价值观。
吉登斯认为，“风险”是一个含有概率性的词，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评估，如果人们提前加以筹划就有规避的可能，这与我们作为实践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分割。“风险”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含义不同。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这部著作中追溯了该词的起源，它最早是由西方的航海探险家们发明的，意思是航行到了未知的水域。所以，“风险”最开始主要包含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的含义转向了时间方面。①可见，风险这个概念是与未知和不稳定性高度关联在一起的。
在现代社会，日常实践和理性思维反复证明，风险这个概念，既包含危险，需要人们积极回避，同时也包含着积极的改造因素。它内在地推动着社会的一种变化，体现着人促进这种变化的方向性、目的性，具有现在与未来、主体与客体(自然或社会)关系处理的开放可能，通过风险的有效管理，人们可以控制和规范未来的走向。现代性社会具有很强的冒险性，风险自然也就不可避免，显然，现代性意义上的风险必然与人的社会实践行为密切关联。
吉登斯认为，通常风险可以划分为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前者如自然给予人类的威胁，后者多是人类实践活动引发的，如全球气候问题。人类在现代性社会发展中，一直致力于降低风险，推动人类幸福的事业。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人类预测和控制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但由于现代性社会的复杂性，由于当代民族一国家越来越强势，借助权力获取资本和利润的欲望越来越强，引发的外部社会风险也就越来越大，被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越来越成为风险的主要方面，乃至发展到超出了独立主体(个人)的可控范围，甚至超出了单个民族一国家的可控范围，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对风险的控制需要一种全世界的联合。
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的断裂直接导致了各种严重后果，极权主义的增长、本体性安全的缺失、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风险的高发。吉登斯认为，为了更好地讨论、理解现代性，需要先理解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他说经典社会理论更多地关注现代性对于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表现的尤为明显，使得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极其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对现代性的风险有细致具体的分析和认识。现代性的风险景象具有如下特征：高强度的风险越来越普遍；突发事件频发带来的风险成为普遍风险；人类反思性地将知识运用到自然世界而引发的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影响人们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越来越大；对风险的态度与识别、控制能力越来越影响风险的发生和危害；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认知越来越成为社会信任的重要干预因素等。
现代性的这些风险越来越说明它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风险，因而它与传统的风险有着本质的不同。风险景象一词就是吉登斯用来描述以现代社会生活为特质的威胁和危险的专有词汇。比如当前人类正在遭遇的生态威胁就是社会化地运用知识导致的结果，它是以技术为支撑的机械化工业主义对物质环境的影响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一种全球风险。再如暴力工具的工业化控制等也越来越司空见惯，一个由人造风险构筑的世界中，一切神灵、迷信都失去了存在空间，它们转而成为生活中的人体认现代性、感知风险的一种内在的文化部分。承认风险的客观存在，意味着接受当风险发生时，事情会失败或者会有伤害发生，而且这种伤害、损失如命运一般不能摆脱。风险的发生使得风险能够被预判却又无力控制。因此，我们急需改变风险的客观分配和人们关于风险的经验或者说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在吉登斯看来，风险虽然是全球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吉登斯不仅看到了现代性风险对人类的普遍性影响及控制它的难度，因为现代性风险是由于人的需求推动、由脱域机制引发的超越个人与国家控制的危险，而且吉登斯还强调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面对的风险性质、风险强度等方面的差异，也就是风险体现出的社会不平等性，这是由于“机制作为一个整体动摇了，因而影响着每一个使用它的人”①。这里的机制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运行机制。所以吉登斯以事实或经验化的现象描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为吉登斯的现代性超越的必要性埋下了伏笔。
现代性风险以一种事实性的经验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本体性安全，同时，它还以一种“严重反事实性”②的方式影响着现代性的运行机制，使得组织它的抽象系统失去信任基础，而这又加速并强化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带来进一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引发整个社会的焦虑。
现代性社会的普遍性焦虑，一方面产生于上面分析的风险的普遍化及控制难度，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本体性安全的信赖基础被动摇了，传统被瓦解了。传统是历史的抽象积淀，它具有更多地指向过去的特质，但历史和历史性是有差异的，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往往借助于历史性的解释。历史性可以被定义为“利用过去以帮助构筑现在，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尊重。相反，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未来被看成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未来有赖于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反事实性条件，即未来受制于人们依据心目中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所采取的行动的过程。这是时一空‘延伸’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性的种种条件使得这种时一空延伸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未来学’,即对未来是如何可能的、可信的和可能得到的说明，变得比对过去的说明更加重要”①。这里，吉登斯强调的是现代性脱域机制具有的对于开创未来的合理性、可能性说明，也是对现代性为什么是一种开放的、指向未来世界的社会的说明，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正好印证了哈贝马斯讲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观点。正是由于现代性是一种开放的指向未来的不确定进程，现代性行动的不确定性后果就越普遍，也就越令人不安。因此，获得本体性的安全就越成为现代性社会的普遍而迫切的需求。
然而，现代性以一种快速、全面的普遍性力量，在脱域机制与反思性实践的作用下，破坏了外部对象与事件构成的原有既定，使得任何外部世界始终处于瞬间变化中，被打破的过去的规范不能依赖，基于现有知识预期的未来规范由于反事实性的特征遮蔽而不可完全依赖，此刻主体的矛盾、焦虑产生。现代性社会从传统中断裂出来，抽象系统逐渐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与核心，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模式、经验统统不再适用，对非个人化原则的信任替代了由地域性信任建构起来的亲密关系、熟人关系、传统惯例等经验信任。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将前现代社会或者说传统社会信任关系的基本形式从地域化中解脱出来了，地域性社区不再是一个由熟人关系组成的意义世界，它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已经演变成对远距离关系的地域性情境的呈现。因而地域性是一种时—空延伸基础上的脱域关系与特殊地域的统一，生活于其中或者在此环境中行动的人，客观地处于对地点的依赖和对抽象系统的依赖中，虽然抽象系统提供了一套抽象的信任模式，但抽象系统的组织化运行使得大众的生活领域被制度过度侵入，本体性安全的惯常性参照系统和经验失去了价值，处于信任关系的矛盾、对立模式中的人，只有求助于主体自身内部来获得存在的意义确认和关于自我的同一性维护。个体的信任“既是现代社会形势的一部分，也是时一空延伸的整套制度的一部分”①。个体“必须通过对自我挖掘的过程来建立个人信任：发现自我，成了直接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相关联的‘项目’”②。
现代性从四个方面加速了人类生活世界的失控状态。它们分别使得世界经济组织受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支配；民族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反思体系，它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运行机制。它在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的同时获得权力，培育自我的民族文化，积极通过国家联盟的战略，建构一种反思性的国际关系秩序。“一方面是由诸国家体系的反思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①;超级大国是世界军事秩序的主要操纵者；以技术变革为基础的工业主义，不仅创造了一个世界，而且决定性地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感受。
总之，现代性所具有的未来性、全球性和反思性、脱域性，把人类拖向了极其危险的人造风险中。不可避免的全面风险与失去传统的本体性安全的危机是现代性的风险景象。正如吉登斯所说：“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②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一国家的权力失控和强大的制度机制，以这样那样的实践形式，催生了现代性社会的巨大风险。
(二)民族一国家权力是主导现代人类实践的根本性力量
我们知道，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③,现代性社会可以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吉登斯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文明的缩略语，包括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国家和民主。①从吉登斯对现代性内涵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吉登斯首先把现代性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是一种特有的生活模式。现代性的实质是一系列复杂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工业体系和运作制度，它有复杂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等诸多因素。现代性发端于欧洲，又不限于欧洲，伴随着社会化的发展，现代性早已遍布全球。从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诸多看法中，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性实际上是基于特殊社会制度的现代人的实践方式和现代国家的实践方式，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导向。
现代性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主要在于它的制度模式具有独有的特征，如断裂性特征(“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②)和双重性特征(“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21世纪变得尤为明显”①)等，正是现代性的这些基本特征，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成了一种风险文化和风险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参量。②在现代性制度下，可怕而危险的参量集中体现在经济崩溃、极权主义、生态危机和核战争风险等方面，显然，这些都是制度性缺陷及其实践引发的问题。
从制度性角度来认识现代性，吉登斯看到，在现代性发展的民族一国家阶段，社会制度及其发展越来越复杂，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等制度形式，这些制度形式之间不能相互代替，但相互之间影响甚大，都集中反映在社会实践中，成为影响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因子。
从资本主义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来看，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可以看到，吉登斯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劳动力已经成了商品，对劳动者的控制已经从直接的暴力控制过渡到了间接的经济控制以及对自由的控制，你可以自由地选择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谁，但是出卖是必须的，从而这种阶级的对抗得以形成。资本主义企业依赖于面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在这里，价格成了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颇有意义的信号。
从工业主义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来看，工业主义是指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世界工业化前进的阀门，正如马克思曾经所说的，工业是一把打开近代史的钥匙。正是机器的大规模运用，分工的专业化，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前进。
从监控制度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来看，监控制度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指导，尽管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但监督的重要性绝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督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
从军事暴力制度对人类实践的影响来看，军事暴力制度作为现代性的第四个维度，主要是指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与控制。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性国家或者民族一国家获得了明确的领土界限和主权，并且绝对控制着领土范围内的军事权力，从而把军事暴力作为社会统治和人类实践的一种工具。
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是一个逐渐膨胀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的扩张，工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直接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主义制度构成现代性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工业主义界定为具有如下一些特点的制度：1.在生产或影响商品流通的流程中运用无生命的物质能源；2.生产和其他经
济过程的机械化；3.虽然工业主义意味着制造业的普遍推广，但我们必须对如何理解‘制造业’这一问题持谨慎的态度；4.正是在生产流程的这一正规化制度部件中，我们发现了它同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工作地点之间的关系”①。资本主义作为在特定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生产体制，其基础是“经济”和“政治”的结合，这种结合是通过私有财产和工资劳动的商品化得以实现的。②
监控制度是随着国家主权的确立和明确边界的划定得以扩展和强化的，这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方面，由直接的政治监督变为间接的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当军事和工业化生产结合起来的时候，战争的危险就已经临近了，因为没有一个传统国家，即使是欧洲或东方在鼎盛时期的大帝国，拥有像现代国家这样的军事实力。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和掌握，影响着统治者对主权国家的控制。很显然，监控和军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分工，一个主要负责对内的统治，而另一个则转向了国家之间的制衡。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四种制度后面，存在着三种动力来源，即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等，它们共同对现实的社会关系进行定序与再定序，③并直接影响了现代性社会的结构化与反思机制，影响了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活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四种主要的直接影响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制度中，包含了多种影响因子，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子就是权力，甚至可以说，权力的膨胀性作用和滥用是最为根本性的。
权力是现代国家的核心构成要素。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人们赋予其多种多样的内涵，自文艺复兴以来，其内涵越来越丰富了，如罗素的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或预见效果的能力①,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权力是利害关系，韦伯的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②,舒茨(Schutz)的权力是指在某种社会制度内促使他人执行其个人指示和命令的能力③,帕森斯的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④,达尔(Dahl)的权力就是影响力，权力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双方参与的一种交换关系和协商关系⑤,福柯的权力是通过社会规范、政治措施来规劝和改造人的一种手段，伯恩斯的权力=动机十资源的思想⑥,等等。这些理解表明权力是某一主体凭借和利用某种资源能够对客体实行价值控制，致使客体改变行为服从自己，以实现主体意志、目标或利益的一种社会力量和特殊的影响力。⑦马克思主义对权力的认识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认为“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①。
总体来看，权力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更多地体现在组织中；不仅表现为依赖关系，最主要的体现为利益关系；权力还包括有意性和强迫性，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这种强迫表现为积极的压迫和消极的制裁；权力不同于权力资源，但和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资源是广义上的，资源是产生权力的根源。
对于吉登斯来说，由于他把权力看作国家构成的最根本的存在要素，因而对权力做了更深入的分析，阐述了很独特的观点。在他看来，尽管并非所有的能动者都是人，但要成为人就意味着成为能动者，而要成为能动者也就要掌握权力。因而，“权力”即指改造能力，这种能力是指能对一系列既定的事情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他们②,吉登斯对能动者和人的区分中，体现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贯穿于人类活动始终的社会实践。正是社会实践把自然意义上的人转变为社会性的人，实践是社会活动的本质，而改造能力则体现为人在实践活动中的权力。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指出能动作用和权力的逻辑关系，他说最广义的“权力”在逻辑上先于主体性及行为的反思性监控的构成。他说权力具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行动者实施合乎自己心意的决策的能力，另一张则是融塑在制度中的“偏向的动员”(mobilization of bias)③。吉登斯还把权力与资源结合了起来，他说资源是能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事务而在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它们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中。吉登斯将资源区分为配置型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所谓配置性资源，是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予以利用的自然力；而权威性资源则是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能力。
马克思曾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经济起到了根本的作用，经济决定了社会结构的演进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吉登斯则认为，资源不会自主地纳入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只有当居于情境中的行动者将它纳入日常的生活行为中时，它们才得以运作。正是这种对人类自身活动的支配手段的运用，在社会体系中形成了总的“权力体系”,进而支配着资源的调配。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过往的哲学家们仅仅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改变世界。这里，马克思不仅把实践活动当作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而且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自然不会主动纳入人的视野，把人类和自然结合起来的枢纽正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活动。权力是那种能有效地决定事件发展过程，甚至能决定他人在何处争夺这种决策的力量，它具有不可否认的能力。吉登斯把权力区分为显性的权力和隐性的权力，他用“决策”和“经过争论的政策”表达了权力的显性方面，隐性的权力则是贯穿于制度中持久存在的力量，隐性的权力虽然表面上温和，但通常是最强烈和最持久的力量形式。①
权力作为国家的核心构成要素，是国家制度的表现形式。在汉语中，“国家”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这三种含义基本上也对应了西方社会对国家的理解。一是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相当于英语中的country;二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相当于英语中的nation;三是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相当于英语中的state。应当指出的是，通过对众多国家理论的研究发现，从第三种意义上，即政权角度来理解国家具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义。
吉登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思想来深化对权力的理解。我们知道，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①,统治阶级凭借国家这一权力化的组织形式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马克思从阶级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另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里的意旨有三层含义：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组织，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有一定的历史性规律；国家是一种阶级统治，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经济，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是一种机器，国家是由许多部件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国家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地方在于，它强迫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意志的能力。恩格斯考察国家的起源后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吉登斯沿着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的思路理解国家，并把国家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思考，认为“国家”有时指政府机构或权力机器，有时又指本质上归这种政府或权力所支配的所谓整个社会体系。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②很明显，吉登斯对国家概念或特征的解说是从国家机器或行政力量这一角度进行的，而且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性意蕴。吉登斯认为，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国界取代边陲，这不仅意味着其有效反思性监控范围的扩大，而且表明了行政影响力的强化。
吉登斯认为，在阶级分化的社会，统治阶级左右着国家机器。他们在国家机器中任职，而国家拥有无限的权力，它经常“专横”地操纵着民众的命运。③但是，他认为“阶级冲突”并非是传统社会权力冲突的核心和社会变迁的根源，“我以‘阶级分化’来指称传统国家，这是因为，尽管统治阶级和民众在财富和特权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但阶级冲突却并非集团格局的主轴，而且，也并非是造成社会变迁的重大转型力量之根源。”①阶级形成并非由国家权力来决定，国家权力同样也并非统治阶级的表现。权力形成中的基础和核心应当是监控。事实上，这一概念在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在传统社会中，最初的监控形式就是书写文本的产生。吉登斯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书写的最初目的，“书写在诞生初期，并不是作为言语的同型表征，而是作为行政记法，被用于保存记载或记录的”②,尽管是最简单意义上的，但书写文本有助于对行政目标需要的信息进行核对和整理，从而使权威性资源得以集中起来，监控为组织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提供了基础，使组织的行政力量得以建立起来。行政力量得到集中和扩张，新的法律机构得到发展，财政管理模式得到交替运用，同时也推进了民族一国家的发展。
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和工业技术的结合，充分体现出现代性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使权力更加集中化和暴力化，从而从根本上左右了当代社会的实践方式。工业主义制度与军事化制度的结合构成对现代社会的主宰力量，成为政治体系、暴力统治和资源配置的基础，公民权利的消解、集中特定类型的监控活动以及基于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来全面运用武力，这三方面都暗示出现代民族国家在极权主义方面的威胁。有赖于科学技术大力支撑的行政力量的全面扩张成为国家统治的必要手段，民族国家本身变成一个权力集装器，体现出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行政力量的特性，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改变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模式。
监控的集中化日愈凸显，滋生了极权主义，“在现代的、和平的国家里，信息控制连同极其迅速的通信、交通体系以及复杂的隔离技术，能够直接用于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因而产生出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①。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国家权力的监控特征，无论是作为暴力工具职能的转化，还是行政力量的扩张，乃至于对商品经济的垄断，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监控的发展，监控、暴力工具、资本和商品垄断以及行政力量之间的合流，使现代国家权力更加异化，成为人的社会实践异化的最基本的力量。
(三)社会实践的优化有赖于健全社会制度的约束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普遍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性本质，实践既构成了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改造世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手段。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我们认为，在吉登斯所说的高度风险的晚期现代性社会，实践也必然是克服风险社会问题的基本而必然的途径。当现代性社会发展到把监控、暴力工具、资本、商品垄断以及高度扩大化的行政力量形成合流的时候，人类在实践上似乎有了强大的物化能力。现代社会中人类所具有的规避风险的能力大大强化了，如旱涝灾害的防治、地震海啸的预测与灾后治理，等等，将自然人化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能力和规模史无前例，换句话说，人类规避外部风险的能力达到全新的高度，但人类承受内部风险的压力也达到空前的高度。
面对外部风险的巨大压力和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国家权力滥用所带来的恶果，吉登斯尝试用历史经验的总结、现实社会状况的描述与现代科学认识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方法，来理解制度性风险的实质，为他的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建立起一套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反馈机制模型，科学分析制度性风险与在实践中解决风险的策略，发挥制度性实践的优势，形成能够对权力进行约束的一般机制，改善社会运行方式，把社会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如上所述，在吉登斯的反思性的现代性理论中，反思性被认为是贯穿于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所有活动过程中的社会行为，它是一种行动的惯常性联系的体现，即行动与思想互相反映，进而促成了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合理性。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强调，人作为实践主体受主观的实践意识的支配，同时也受着客观环境等社会结构要素的影响，表明人的实践行为与社会结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难看出，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本性与内涵，在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赋予其内在一致的表述，即行动与思想互相反映和实践行为与社会结构相辅相成，这就清晰地表明了主体意识与实践行为之间的深层关联。如果说在现代性社会中，人类总体的社会实践是由基于制度的权力的根本性作用表现的，那么,根据行动与思想互相反映和实践行为与社会结构相辅相成的认识，作为结构性存在的制度与作为受思想指导的实践之间关联，其实质就是思想、制度与实践三者之间相辅相成，这种关系可以恰当地被看成人的实践的行为投射，其中，反思性形成了思想，实践受制度和思想的制约与指导，制度又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和发展，构成新思想产生的源泉和基础，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反馈性的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发展出人类实践的主导性方向。实践活动、社会制度与人类思想之间关系的反馈性机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反馈性机制的作用下，吉登斯深入讨论并建构了现代性社会四种制度整体构成以及与人类实践和思想之间关联的机制模型，阐述了如何在社会存在的二重性与社会实践的二重性之间寻求利好的现代性社会发展形式，尝试在整体的反馈性的系统机制中，探寻指导人类实践的最好方式。
理解现代性社会的四种制度、人类思想与实践导向的关系，吉登斯建立起了一个整体性的反馈机制模型，仔细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清晰地表明，在现代性的社会，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监督四种制度构成了一种整体的现代性的制度形式。吉登斯对这幅图的解释，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初步讨论，在此，我们想结合人类实践过程，从双向互动的机制方面，深化对其内涵的进一步认识。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主要制度形式，它的首要内涵是经济制度，或者说是人们在经济领域的实践，包含着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下的资本积累，中心是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构成了阶级领域的主要内容①。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多么复杂，经济实践是其强劲的内驱力，它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了社会平衡，创造出现代性的新经济秩序，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竞争和扩张方式，其基础是普遍持续的技术创新②,这正是工业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和存在的理由，工业活动的社会实践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从资本主义自身中得到说明。经济实践与工业实践的结合，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基本手段。在现代环境下，生产逐渐规模化、协调化、效率化，工业主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通信技术上的变革，它让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扩张有了可能性。资本主义懂得要用法律来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监督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是对权力的规范。这样，工业和监督就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化，进而，资本主义需要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社会环境，于是，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缜密的军事制度，以暴力手段汇集到了国家权威之中，逐渐成为军事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顺利发展，保障了工业和社会监督的正常进行并使之得到不断地强化。显然，这里的解释属于一种正反馈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使其内在包含的四种制度都得到加强，而且越来越强势。
然而，从人类实践的二重性来看，这四种制度在正反馈的放大机制中，其负面的效应也被放大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由于资本积累的欲望是无穷的，而可获得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全球性的扩展就是必然的，这就带来了社会风险。同时，对工业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大，创新和改进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种不管后果的经济权力中心和工业至上主义，破坏性的后果是严重的，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监督和监控，乃至于使监督和监控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并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证内部的稳定和对外的扩展，区域的纷争和矛盾带来战争，甚至引发全球性的战争。军事力量会带来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单独使用一般武器的大范围的军事战争也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且因为科学和武器技术在持续革新，新的武器装备不断出现，而它们的可怕威力并不亚于核武器。①这种风险一旦爆发的话，就会带来诸多直接、致命的后果。于是，强势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经济制度、工业制度、监督制度以及军事制度合为一体，促使现代性社会的负面效应被放大，风险的强度也就越来越大。
上面的分析使我们看到，现代性社会的由四种制度构造而成的正反馈机制，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所谓强势发展的状况，另一方面是同样强势发展的负面效应，二者的尖锐对立，构成现实社会实践的矛盾和对抗的现实，并成为社会实践主要导向的两个极端方向。
从现实社会一般发展的状况来看，实践机制所带来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情况更加复杂，风险更加凸显，实践导向的这两个方面被推到极点。吉登斯基于他的整体性的反馈机制模型，建立了一个反馈机制模型。
从图3.3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世界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转化为国际劳动分工，监督转变为国家民族体系，军事力量转变为世界军事秩序。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仍然是两个正反馈的世界秩序运行过程，现实的国际矛盾和对立，能够从这一幅图得到清晰的说明，也就是说，现代性社会的实践导向仍然是所谓强势“发展”的和具有巨大负面效应的，这是挥之不去的时代特征。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就不详细分析了。
基于如上两对正反馈的现代性社会运行机制，吉登斯建构了一个现实实践活动中风险存在的反馈机制。
同样由四部分组成，也就是有四个一般性构成要素，包括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生态破坏和灾难以及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我们看到，吉登斯在这里是以现代性社会中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作为构成要素来分析的，核心的问题或者说作为起点的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经济中心的价值理念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追求经济的无限制的增长，然而，增长是有极限的，无限制必然带来增长机制的崩溃，与此同时，对经济无限增长的追求，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是极权的增长，把权力推向人类实践的最高点，走向极权主义的境地，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极权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独断主义，对人类社会来说，任何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独断主义都是巨大的灾难，都难免陷入泯灭人性的地步；另一方面是生态破坏和灾难，这方面的恶劣后果在此无需多言。仅仅是极权主义和生态危机，人类就已经很难承受了，但更有甚者出现，那就是核冲突和战争。争夺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追求无限的增长，各种冲突就会愈演愈烈，直至核冲突和无情的战争。在吉登斯的这个关于社会风险的反馈图式中，仍然是正反馈机制起了根本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必然催生极权的增长与生态破坏的灾难，就会引发战争甚至核冲突，而战争反过来又强化了极权和生态破坏，结果是对经济增长提出更高的要求。风险社会的这种正反馈的强化机制是十分可怕的，这样的实践导向不仅不利于现代性社会，而且最后会把人类推向毁灭的境地。因此，人类必须做出价值选择，优化人类的实践导向，引领社会向着利好的方向发展，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做出分析和讨论。
综上所述，吉登斯关于实践导向与利好的现代性社会的思想，在深入揭示了主体意识与反思的现代性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上，聚焦现代社会风险与民族一国家的关系，以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首先深入分析和回答了为什么说社会实践的风险是现代民族一国家权力失控的直接后果的问题，为正确把握社会实践中实践活动与权力的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进而提出民族—国家权力是主导现代人类实践的根本性力量的主张，结合权力、国家的内涵和特质以及国家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吉登斯借助于图式化的方式，结合历史以及现代科学的系统认识，建立了现代性社会的一般实践活动及其导向的反馈机制模型、人类活动和实践导向的反馈机制模型和现代性社会人类风险的反馈机制模型，从而深入细致地阐述了优化社会实践有赖于健全社会制度的约束机制等问题。这些认识构成了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论思想的关于人类实践及其导向的核心内容，对于我们正确把握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般状况和特征，不无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