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观的基本指向认为，建设一个美好的现代性社会是人类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尽管现实的现代性社会困难丛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价值观上的选择是错误的，需要放弃现代性，而是要对现实的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人类有能力重建符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现代性社会。那么,人类如何做才能彻底地改造这个世界呢?必须重建主体意识，这不仅是吉登斯的回答，也是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论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反思性实践意识是现代性社会建设的行动指南

在经验主义的自识论和“新功能主义”的解释学中，吉登斯对人类现实的生存状况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目前人类生活在现代性晚期的社会中，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及许多灾难性的后果，现实社会结构化的状况和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都是资本主义晚期现代性社会运行本身造就的，这样的社会可以被恰当地称作反思的现代化社会。①

在吉登斯看来，晚期的现代性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它的反思性，“反思性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思，另一种更直接地和现代生活相关。思考是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具有反思性，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在实践意识层面上的。社会的反思性指世事越来越多地由信息而不是既定的行为模式建构而成。这就是脱离传统和自然后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人们必须做出大量面向将来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一种比前几代人更具反思性的方式生活着”②。以一种比前几代人更具反思性的方式生活，意味着吉登斯把“反思性”看作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反思性既与我们的现代生活相关，又与我们的实践意识相关，反思构成我们行动或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其二是指人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越来越多地由信息构成，而不是由既定的行为模式建构。由于现代社会的信息丰富、复杂、多变，使得社会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并对人类既定的行为模式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在反思的现代性社会中，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方式的指南的主体实践意识也必须改变，使之不仅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引领社会实践发展的方向。

作为晚期现代化社会的反思性的现代性社会，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17世纪形成于欧洲，继而向全球扩散的新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是近代以来人类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组织化形式，他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至今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是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在现代性条件下，人类文明形态的变迁更加迅速，变迁范围涉及全球各个角落，形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制度形式和能够同传统社会人的实践方式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主体意识。

吉登斯认为，反思性特征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传统社会也有反思性。从根本意义上讲，反思性是行动者活动的一种特征，行动者总是与他们的行动保持着思维的联系，而反思性就是这种同思维联系的主要形式，尤其在晚期现代性社会中，信息的快速生产和传播，强化了人的反思性的思维和主体意识，表明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与传统社会相比，有了全新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的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①。

晚期现代性社会的复杂性，使得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的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反思性的主体意识也变得十分复杂，因此，反思性的主体意识不仅仅是基于人类的一般经验形成的，也是同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经验总结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思想整合而成的。反思性作为主体意识的形成方式，既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来发展社会科学知识，又可以把这些社会科学知识作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对二者进行重构的具有“双向阐释”性质的一种模式。深入地对反思性思想进行探讨，是理解吉登斯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也是理解晚期现代性社会主体意识的关键点。

现代的反思性会促进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现代性的反思性在根本上是与对现代性进程中的基础、后果及问题的相关知识的反思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越是现代性，那么它所创造的关于社会现代性的基础、后果及问题的知识就越多；它所拥有的关于自身进程的知识越多，并且运用这种知识的社会实践就越多，那么,社会生活中传统的社会模式也就越会被反思，传统的社会模式发挥作用的时间就会缩短，传统的终止就越快，传统越来越被一种基于社会科学知识之上的、更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模式和制度所取代。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们对于知识乃至反思性自身都在进行着反思。所以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没有什么知识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都具有不稳定的特征。由于工业革命等因素对于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所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自然科学对于现代性的产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于社会实践进行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而这正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关键所在。但是为什么人们认为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对现代性的产生的贡献更大?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都具有某种“破坏性”的特征，而这种“破坏性”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科学的论断都要重新进入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社会科学是对这种反思性的形式化，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①

正是由于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自我检验乃至自我否定的性质，其会对现代性的建构起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是因社会科学知识所带有的这种自我批判的特征，使得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那样颇具权威。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科学中的原创性思想和发现往往不同程度地‘消失’在它们与实际活动常见内容的结合中。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没有得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技术性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在公众眼中社会科学的威望比自然科学小的原因之一。大多数有趣和有挑战性的思想正是那些最可能被应用于普通领域的思想，尽管伴随着许多不同的可能结果，我们也要再次强调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现代文明似乎完全受到自然科学的控制；社会科学与之没有什么关系，几乎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在可能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的，作为对社会活动的条件进行系统的、有知识的反思，对现代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社会科学简直不可想象”②。

我们看到，相对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他所说的反思性，主要“体现在对行动者知识性的强调上，这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具有清醒认识的表现。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突出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不是为过去所构造，而是为未来所构造上”①。这里，人的理性认知力和知识储备与知识转化能力被凸显了，尤其对于生活在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人们来讲，人的这些能力与资源存储对于开放而非常不确定的未来，更是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因为现代性社会的高风险性、风险的全域性等，使得人必须能够首先对风险有预先的判断；其次，需要有在此基础上的应对风险的合力有效措施；最后，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行动的科学性，而是取决于个体所在的社区、乃至全球的共同合作，如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就是如此。

“反思性”思想和实践意识都是吉登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思性”思想主要表现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适用于当代社会发展的能够使社会实践导向正确轨道的主体意识也是在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中丰富和完善的。对于“行动的反思性监测”这一概念，吉登斯认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人类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在其他地方我把这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我之所以使用这个短语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相关行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这个特征。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如霍夫曼最初向我们说明的那样。这并不是特意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反思性含义，尽管它构成不难看出，在这个一般模式中，行动的反思性监测具有连续不断的特征，是日常活动的惯性之一。并且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不仅涉及行动者自身，还涉及其他的人。也就是说，行动者不仅始终监控着自己的活动流，而且还有一定的意图，希望他人也对自身进行监控。除了行动的反思性监测，行动的理性化也是例行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理性并不是像通常的哲学家那样经常追问意图和理由方面的问题，它并不意味着一种以话语形式来阐明理由的能力，也就是说，即使行动者拥有行动的理性，但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对行动的具体部分以一种话语形式进行表述。而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进行表述的一般是一些难以理解，没有遵循惯例的行动，这些行动就是由动机直接激发所造成的。行动的动机按照吉登斯的表述，是行动的需求，行动的潜在可能，涉及行动的惯用样式。只有当行动偏离固有的行动样式时，动机才能直接作用于行动，为行动提供全盘计划。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大部分人的行动都遵循惯例，所以一般不需要动机的直接激发。

至于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的意外后果，则是行动者在行动时很难完全认识到的条件，总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条件对行动者的行动产生干扰性影响，在确定性愈加不稳定的今天，这种未被认识的条件会更多。而行动的意外后果则是不符合行动者预期的行为后果，当意外后果产生时，就需要行动者通过自我的反思性，来对整个行动过程进行理性的反思梳理，对于行动过程的潜功能与显功能、正功能与负功能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最终形成具有引导实践活动能力的主体意识，并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加以运用。

(二)主体意识需与现代性社会生活或组织秩序相切合

我们知道，吉登斯所指的现代性是一种关涉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因此，指导现代性社会良性发展的主体意识，首先必须切合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才能避免现代性的不良影响与消极后果，克服社会发展的断裂。吉登斯认为，关于现代性社会的一般特征和存在形式，目前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后现代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等，仅仅依靠创造一些新名词是不能真正理解现代性的，它们不可能形成正确的主体意识，因为这些新名词并不能真正揭示现代性社会制度所具有的独特性，而事实上现代性在形式上不同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只有揭示了现代性社会生活或组织秩序与以往传统秩序的断裂原因、形式表现、动力机制才能理解现代性。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①。

现代性社会意味着一种社会秩序，它是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断裂的结果。它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现代性时代变迁的程度更加迅速，变迁的领域、层面更加广泛以及现代制度组织形式的独特性。现代性制度内在蕴含着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人的生活密切而广泛地连接在了一起，这种权力形式在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以前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吉登斯讲的现代性是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民族国家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的一种秩序或者说模式。

为了更好地说明现代性社会秩序的特质，从而凝练出切合现代性社会的主体意识，吉登斯在分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Simmel)等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相关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着重从时空延展性、脱域机制及其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指出它们各自在现代性社会秩序生成中的影响、贡献和相互间的整体性关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所说的“切合的”主体意识。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一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包含在时一空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disembedding);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①。

现代性首先源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及其时空的抽离性。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时间及时间计算虽然已经是社会生活的计算基础，但时间总是和特定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但随着机械钟的出现，时间有了一种“虚化”的可能性。时间计算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促进了时间测定的一致性与时间在社会组织中的统一，这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时间的虚化”意味着“空间的虚化”可能，“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之所以空间可以被虚化与控制，是因为空间总是表征着特定的社会活动的物质环境，或者说特定的社会活动的地理经纬，这就意味着社会活动是一种在场的活动，一种地域性活动。而时空的分离，使得满足社会活动的物质环境能够穿透它原有的地域情境而再现，即社会活动的空间有了变化不定的属性，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社会活动所蕴含的社会关系也变得有距离感，甚至隐退了。只要按照时间的统一标准就可以在任何适当的场所重新组织再现一种社会体系。当然，吉登斯的社会体系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特有的时间一空间的组织与延伸的体系。

吉登斯认为时间一空间的分离极其重要。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分离首先构成了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正如他所说，“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了的、‘虚化’的尺度的形成，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被脱域了的制度极大地扩展了时一空伸延的范围，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制度还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协调。这种现象，通过突破地方习俗与实践的限制，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①,

社会体系是社会系统的秩序化。社会是以一系列系统性关系为背景而呈现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是以确定的结构性原则推动产生的跨越时空并可以明确限定的全部制度聚合。因此，社会体系的脱域又为时空的进一步延伸与抽离性结合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从而把地方性的社会体系与非地方性的因素甚至全球性的因素相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使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性与合理化组织具有了与此相应的运行机制。现代性的脱域就是现代性制度跨越它固有地点的空间移植，或者说空间嵌入，这是现代性制度的一种空间游走机制。它以时间标准化的普遍认同为前提，建构了一种跨空间组织的合理化运行机制，具有指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这正是吉登斯讲的脱域问题。“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②之后，在信任与现代性部分，吉登斯又用再嵌入概念对脱域概念做了补充说明。他说，“所谓再嵌入，我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一空条件相契合。……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与再嵌入之行动的情境发生互动，它要么维护、要么损害这些情境”①。

吉登斯认为社会体系之所以能够脱域，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系统内在的多样化进步功能，而是由于内在蕴含在现代社会制度中的两种机制，一是象征标志的产生，一是专家系统的建立。

象征标志是社会性相互交流的媒介。它可以置信息接收者的差异于不顾，将信息广泛的传播开来。为了论证这一点，吉登斯着重论述了货币具有的象征标志功能。

吉登斯在分析批判齐美尔、帕森斯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思、凯恩斯的观点，认为货币以一种延缓的方式在不能直接交换的情况下将债权与债务连接起来，这样，以货币为媒介就将产品交易从具体的交易空间或交易情境中抽离出来了，货币成了时空延展的一种手段，实现了一种时空抽离意义上的人与人的现实联系。货币具有不同于一般流通手段的社会形式，即便是权利和语言，在吉登斯看来，它们也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活动的流通手段，而货币通过连接此时与未来、在场与缺场，完成了所有权的转移。货币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在总体上，对现代经济及其社会制度的脱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货币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一种普遍性脱域能力，完全依赖于现代性社会的信任机制。

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另一个脱域机制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把社会关系从具体的地方性的社会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社会系统的延伸是大众通过应用专家系统提供的专门知识进行技术化估算来实现的。这里，大众对专家系统拥有并提供的专门知识及其服务有一种基本的社会信任。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相关。信任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抽象的、看不见的社会黏合能力。

在吉登斯看来，“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融专业知识于其中的这些体系却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①。专家系统提供的专业化知识，一方面，以理性的考量作为选择前提，帮助我们获得物质财富，组织社会生活秩序；另一方面，此种活动的结果又会进一步通过专家系统修正专门知识，进而对社会生活进行再影响。这种人类知识与社会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是人类历史的一种惯常现象，但在现代性社会中，人的反思性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经成了社会活动的固有部分，反思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根本意义上的内在要素与行为特征。

吉登斯认为“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部分正是由它的行为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①”。“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②

现代性就是这样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基础上被建构出来的。知识在被运用到社会行动时，受到权力分化、经验知识与价值估算以及结果的不可预期性的影响。因为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实践知识，使得社会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因而以专家系统为社会系统中心的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成为现代性制度与生俱来的特质。加之，以技术变革为支撑的现代经济体系，使得现代性社会成为一个与从前所有社会都不同的社会形态，因而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呈现出由于人的反思性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新形态，吉登斯称之为一种“断裂”。当然也许正是由于存在此种断裂，才为现代性的超越留下未来可能。这就是说，现代性的断裂不仅是内置于现代性社会的动力机制中的原生性断裂，而且，现代性的制度在四个维度上的共同作用又加剧了这种断裂。

吉登斯反对把现代性看成单一制度形式。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和暴力工具(军事力量)。吉登斯说资本主义是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与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建构的商品生产体系。这种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这里，我们看到吉登斯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的。吉登斯重点关注的是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体现在这种利用中的机械化不仅将生产规范化、社会化地组织起来，而且促进了人、机器和生产资料的投入、产出间的协调，因而，机械化是工业主义的关键。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结合，不仅使资本主义扩张性本质推动了持续性和普遍性的技术创新，而且消解了经济和政治的隔离，使得资本主义在它产生之际就酝酿着世界性扩张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的监督机器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则加剧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断裂。

资本主义的监督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监督的手段不仅有直接监督，还有间接监督，其重要的特征在于对信息控制的间接监督。如此一来就使得人们的行动选择、可行性等置于资本主义监督控制提供的备选之中，人真正成为韦伯所言的现代性的“囚徒”。暴力工具或者说军事力量与政治垄断使得监督成为没有缝隙的“牢笼”。现代性制度的四个维度，以抽象劳动力为原点相互影响，互为条件，共同推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制度的发展。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吉登斯现代性制度维度的分析与现代性动力机制分析间的辩证关系。动力机制蕴含着制度维度，制度维度又制约着动力机制，它们彼此依赖，互为条件不能割裂，共同铸就断裂的现代性——这一独特的社会形态。

吉登斯正是从对现代性社会的反思中揭示了其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和动力基础，从而提出了能够适合于现代生活和组织秩序的主体意识。这一主体意识可以恰当地表述为：通过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组织秩序的反思，准确理解现代性社会的时空延展性、脱域机制及其知识的反思性的一般特征，在排除从单一制度形式理解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和暴力工具(军事力量)的机械论思维方式的同时，强化从四个制度维度的整体来认识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形成能够经得起社会实践不断检验的新认识，在实践中推进现代性社会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样的主体意识才是能够切合于现代生活和组织秩序的主体意识。

(三)自觉的现代社会主体意识是突破思维和实践困境的钥匙

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社会是基于现代社会的现实背景做出的，因此，摆脱现实的思维和实践困境，必须树立自觉的主体意识，才能实现人类发展的根本性突破。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现代社会的现实背景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整体场景，它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过程中，起到难以抗拒的作用，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现代性社会，是做出现实的可行政策的背景，也使我们生活的社会组织、民族和国家发生着巨变。①这里，我们看到，吉登斯把现代社会看作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的直接力量。尽管吉登斯在解释社会历史的结构二重化理论的视域下，也看到了个人行动，包括个人日常生活行为对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影响，但就现代社会与个人的两种力量形式来看，毫无疑问，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更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裹挟式的影响。正因如此，吉登斯非常希望在区分国家、集体的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基础上，在现代社会的时代，找到一种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平衡。

现代社会极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吉登斯指出，“……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一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产生影响。”①。确实，在通信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作为影响主体意识的根本力量的信息，它的生产与广泛传播，同现代社会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一个瞬时电子通信的世界，即使是生活在最偏远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之中。现代社会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习俗和日常生活模式。现代社会在对民族国家、日常生活的影响、渗透中，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现代社会在创建那些不时打破民族一国家边界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同时，也从各个侧面渗透到社会主体的观念之中。

现代社会影响的直接后果集中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统领社会的基本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的劳动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从民族一国家统领社会的基本方式来看，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变得模糊。但民族国家并未消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推进，政府的活动范围变得更加宽泛，政府的统领作用也愈益成为富有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某些类型的行政能力或规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②比之于传统社会，现代性社会的政府的作用和功能必须相应改变，换句话说，政府的主体意识一定要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吉登斯非常详细的列举了政府主体意识应该改变的十一个方面。这一清单，深刻反映了吉登斯所说的政府的自觉的主体意识的改变对于突破思维和实践困境的重要性。这十一个方面是：一、为各种不同利益的体现提供途径；二、提供一个对这些利益的竞争性要求进行协商的场所；三、创设和保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关于政策问题的争论能够不受限制地持续开展下去；四、提供包括集体安全和福利的各种形式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公共产品；五、为公共利益而对市场进行规治，并在存在垄断威胁的情况下培育市场竞争；六、通过对暴力手段和警察机构的控制和使用，来培育社会安定；七、通过其在教育制度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来促进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发；八、维持有效的法律制度；九、作为主要的用人方，在干预宏观和微观经济以及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发挥直接的经济作用；十、比较富有争议的是，政府具有教化的目的；政府虽然体现着那些得到普遍支持的规范与价值，但是它也可以在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对这些规范与价值的塑造起到帮助作用；十一、培育区域性和国际间的联合，并寻求实现全球性目标。①不难看出，作为社会主体的政府，其主体意识改变的方略是极其广泛的，也是急迫的。

那么,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的实践意识应该如何改变呢?吉登斯主要倡导了一种以集体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意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应该树立所谓“新个人主义”的主体意识的思想。吉登斯认为，所说的新个人主义，“并不是撒切尔主义，也不是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例如，福利国家中的许多权利和对权利的授予都是为个人、而不是为家庭设置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预示着就业权。而就业权相应地意味着受教育权，而这两种权利又预示着社会流动。具备了所有的这些必要条件之后，人们就可以将他们自己建构成个人，即作为个人来规划、理解和设计自身”①。显然，吉登斯的新个人主义的主体意识，是与现代社会密切关联的新个人主义。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使得传统和习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组织中撤离出去了，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个人意识，这种意识应该体现或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团结的手段。由于传统已经在现代社会的洪流中撤离，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超国界性，国家和已有的传统已经不能充分保障社会的凝聚力，因此，当代人需要更加积极地承担我们的责任、履行我们的义务，认同在此基础上的结果并承担责任，更加自觉主动地规划和塑造自我的生活，尤其应该把它贯穿于我们的劳动和工作中。

吉登斯非常重视工作在人的生命世界中的价值和在现代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吉登斯把工作看成劳动，看成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其目的是满足人类的需要，包括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社会学》一书中，吉登斯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将工作分为有酬工作与无酬工作。有酬工作仍然是个人获得维持一个多样**所必须的资源的主要方式。工作及其变化会影响个人和家庭生活。

吉登斯指出，“进入整个劳动力行列，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工作(job),对于消除非自愿性排斥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劳动(work)可以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它为个人创造了收入，赋予个人一种稳定感和生活中的方向感，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但是，包容性这一概念的涉及面必须超越于劳动之外。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的某段时间不能进入劳动力行列，而且还因为，一个完全受劳动伦理支配的社会必定是缺乏生活吸引力的。一个包容的社会必须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还必须为人们提供多样性的生活目标”①。这里吉登斯是把社会的包容力与人的生活机会、生活选择的可能性进行了关联思考。这种社会包容，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性机制固有的特征，应该说，吉登斯的这一认识有着积极的未来指向性。

在现代社会，工作是保持一个人的自尊的重要的手段，因为工作是形塑人们心理，以及日常活动周期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工作具有如下的特征：金钱，人们用来满足自身需要的主要资源，是抵抗日常焦虑感的一种手段。活动水平，工作提供了一个人可以发挥潜力的组织化环境，可以为获得技能和经验奠定基础。多样性，工作提供了与家庭不一样的环境。时间结构，工作是日常生活节奏的规定者，为日常生活提供了方向感，避免了生活的无聊。社会接触，工作环境提供了获得友谊、参与共同生活的机会。离开工作，个体会因此而缩小或减少熟人圈子。个人认同，重视工作是因为它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认同感。①

总之，吉登斯认为，作为一种为了满足需要而付出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活动或工作，无论是有酬工作还是无酬工作，其目标是提供满足人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②是社会实践主体同外部世界、同自然与社会发生有效关联的手段，是人获得价值意义和生命尊严实现的途径。因为具有思想力和创造力的人只有通过社会性的劳动才能体现出他的主体性。

吉登斯把民族一国家和个人都看成社会发展的主体，并深入讨论了作为主体的思想意识的重塑，进而，对国家和个人都提出了重建主体意识的要求。

对于个人来说，吉登斯把主体性的人看作具有思想力与创造力的人。人来源于自然且存在于自然中，人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人的存在始终依赖于自然的供给以解决我们作为生物体的基本需求。尽管，今天人类理性的力量改变了我们从自然中获取能量的方式，但自然及其生态系统依然是人类能量的供给者。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护、维护好我们的生存，就必须保护维护好我们存在的能量系统：生态系统。这是人类理性存在的前提性认识，离开这种认识，人类就会忽略或漠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理性力量的局限性和条件性，也就必然会助长自我价值的膨胀，从而把人的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物质文明意义上的物质繁荣，而不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繁荣，人成了欲求化的存在，人的人格也随之被降低为物格。人的整体性与现实性统一，满足人的现实性存在，但又超越了人的现实性存在。既满足人的基本存在需求，又着眼于人的高级存在的需求满足。

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我们知道，过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面对相对有限的生态系统，人类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求，以求其他空间和未来时间的人类需求的满足；从人的社会性存在来讲，其最高的存在形式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是在此之上有尊严的存在，即作为社会主体人的价值被认同，与此同时能够实现自我的最大解放，如能力的释放、价值的体现、存在感的充分获得等，因此，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意识方可充分体现民族一国家本应该有的真正内涵。

事实上，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其实践活动都应该以实践效度为检验标准。选择怎样的劳动以及如何展开具体的劳动，或者说劳动的态度与效果是一个涉及每一个人存在状况的理性话题，是一种被激活的思考力的体现，应该肯定，而且应该坚持思考，只有通过思考，才能得出事物的合理与否，才会完成自我的反思和群体的反思，也才有可能回头看自己发展的脚印，才有可能看清自己的脚印，并做出修正，让接下来的步子走得更稳更好一些。所以，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应由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从社会提供机会，进一步走向主体人的主体性成熟与主体价值选择能力的成熟，为人类自我的幸福找到一种他认为的可行之路。

众所周知，人是不同于其他动物群体的，此种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基于生理性存在基础上的社会性存在、精神性存在，人追求自我价值与意义的实现，对于人的生理性存在而言，豪车别墅的物质性占有和享受是好的，因为你可能因此让自己的物质性存在时间更久，甚至对于你的社会性存在也是有一些意义的，因为可以由此证明或表达你的社会性价值，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如果不能看到拥有财富并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占有与享受，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义的符号，而是一种自我的创造性活动，并因这个创造性活动实现一种自我的超越，那么幸福就会消失，幸福的追求也就会停止。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不幸福的真实原因，也是为什么幸福没有终点的原因所在。

所以，幸福感的获得，是一种超越了生理与社会性满足之后的精神的充分满足，此种体验的前提是自我的创造性活动，是一种在创造性活动中完成的自我的超越。总之，创造性的活动，没有对自我的超越体验，自我的幸福体验就会失去土壤。因此一切活动及其活动体验是我们实现自我超越、获得幸福体验的前提。被喂养必是痛苦的，工作着、创造着才可能是幸福的!现代化是宏大的社会变迁工程，站在今天回看传统，无论其有怎样的局限、不足，它都是人类走向更高文明建设的途径，是作为主体的人摆脱物的奴役、文化的压力，走出蒙昧，走向自知、自觉、自主的必要场域。就像黑格尔所说的，意识的发展过程是意识的异化和克服异化回复到自身的过程。而意识主体的异化就是意识主体的对象化、外在化，又称为意识主体分裂为二或对立的两方面。意识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时，就会产生同主体相异化的客体思想，而文化交流过程中也会产生吞并主体的“统一标准”。在现当代，这种异化的原因并不全在于固化的社会分工与阶级属性，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人自身的主体性。如何保存自身的价值观，如何在交流中避免异化现象的发生，最终还要依靠一种主体性的复归，依靠适应现代性社会发展要求的主体意识的创造性的自我培育。如果不能改变人类主体进行自我反思的价值系统，至少是价值系统中的某些核心理念，人类对于现代性的自我理解、自我确证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建构设计等，就不可能走出高度现代性试验场的风险，进入一个新的超越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的社会中，因此，人类的自我革命就是拯救自我的必要而首要的前提。

如上关于吉登斯主体意识与反思的现代性思想的讨论，集中展示了吉登斯社会哲学中关于主体意识的现实主义的价值思想，回答了为什么说反思性实践意识是现代性社会建设的行动指南、主体意识需与现代性社会生活或组织秩序相切合，以及自觉的主体意识是突破思维和实践困境的钥匙等问题。故此，形成了对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论思想的逻辑起点的系统化理解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