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和社会生产的自识性的认识，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简单的唯象描述和事实列举，而是尝试从资本主义的制度层面切入，从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方面，看人的现实生存和生活，从而达到自识性的高度，不仅揭示了人的现实困境，而且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认识，从而为提出更加系统性的科学解释和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奠定了基础。

(一)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风险社会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是高风险社会，它给人的现实生存带来了本体性焦虑。在他看来，20世纪末期，我们处在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时期，这或许对人们来说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普通时间，但是“人们广泛地把世纪之末与迷惑和不安的感觉等同起来，其影响之广以至于人们怀疑，诸如现代性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各种的终结的谈论是否就是世纪末情绪的反应”①。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时期，现代性社会就是一种终结，现代性在发展时期内既消解了传统，又建构了传统，现代社会保存了传统社会的特性，传统有着抵御变化的延续性。在我们的时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模式产生了，社会发展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从而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带来了本体性的焦虑和不安。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风险的根源在于时一空的分离。传统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观日而辨识时间，空间与时间密不可分，当机械表出现使得计时方式不再依靠太阳，时间有了标准，跨地区的时间标准化，使得时间与空间联系减弱。现代性使得空间与地点分离，受“缺场”支配，远离了面对面互动的场景，人们要面对无法控制的陌生环境的影响。社会关系从彼此面对面的互动中脱离出来，结构单一、功能多样的社会分化成结构多层、功能逐渐专业化。其中，重要的脱域机制包括了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象征标志是“相互交流的媒介”①,不用考虑任何特定的场景，最具代表性的是货币符号，人们通过创造事物，从而创造了价值。但同时，这一创造过程又使自己与事物相分离，然后再寻求克服距离和摆脱困难的手段。这中间的困难越大，手段就越有价值，在社会生活中，货币一方面拉开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又通过“物—货币—物”的模式克服人与物之间的距离，货币作为一种黏性联系着人与人，这样的交换需要彼此相互信任。吉登斯认为，作为象征标志的货币，“作为一种流通物，货币并非与时间相关，而恰恰是通过连接当时与日后，在场与缺场而将时间托架出来的手段”②。货币使得人们不用面对面的互动，货币作为一种权威，以人们赋予的合法性为基础，这种价值使具有整体效应的群体和组织能够不依赖于亲密的接触而进行互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制度化，但是货币却对人们产生了不利影响，它使人们在接触多种多样的人的同时，却并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熟悉和交流，使得人们变得孤独。在货币的强力冲击之下，出现了拜金主义、人情淡漠等多种社会病。作为“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①的专家系统，已经变成了脱域机制的一种，它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规范在知识体系中，虽然方便了人们的学习和生活，但却把人作为机器来看待，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本体性的不安全。当人一进入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时，实际上就进入了由专家系统、脱域机制等控制下的各种不同时空情境，也就是处在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中，进入了与场域相联系的一套自我可能根本意识不到的前提预设中，从进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时无刻、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无处不在的风险。

当然，吉登斯认为，“风险”不同于“危险”,危险包含着结果的既成事实的意味；而风险则像是一个概率，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评估，如果人们提前加以筹划就有规避的可能，这与我们作为实践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分割。“风险”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含义不同。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这部著作中追溯了风险一词的起源，它最早是由西方的航海探险家们发明的，意思是航行到了未知的水域。所以，“风险”最开始主要有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的含义转向了时间方面。②

从概念分析中可以看出，风险概念蕴含的理念与未知和不稳定性是分不开的。在现代，人们对它的认知更具有科学性。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倾向于将生活中或好或坏的不确定因素归结为命运使然、上帝的安排；现代社会到来之后，这些思想虽然没有被完全消除，但日常实践和理性思维一再证明了“风险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这样的一个社会想要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会任由它走向宗教、传统或者自然界的反复无常”①。通过对风险的有效管理，人们可以控制和规范未来的走向，创造机会。因此，风险虽然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给人带来焦虑，但不同于传统社会中迷信地祷告或是完全束手无策的做法，现代社会的到来唤起的是人们积极面对风险的态度。因此，风险这个概念在现代性意义上必然与实践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

风险被吉登斯划分为两大类：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前者是自然给予人类的威胁，其为传统社会中风险的主要表现；后者多是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所导致的，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但并非在现代社会中，外部风险就不存在了，实际上是因为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人类预测和控制外部风险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而社会风险从以外部风险为主过渡到以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为主的原因在于经历了自然和传统的结束，自然的结束是指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时刻被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影响和控制，传统的结束在于生活领域内的传统和习俗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颠覆，进而被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所取代。②这些终结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造成的。

风险加剧的现象与现代性的到来密切相关。作为表现的社会断裂，从传统的亲缘关系的疏离、地域性社区的紧张、宗教宇宙观丧失以及风俗习惯的彻底改变，严重威胁到人的本体性安全。在现代社会中，地域化不再是本体性安全的充要条件，而是变成了充分条件；熟人社会的逐渐没落；逻辑、理性战胜了宗教、迷信，成了人们思维的工具；风险环境也由外部风险转变为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为主，这些转变都体现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是断裂的体现。

吉登斯强调，人总是在反思中过自己的生活。反思性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思维特征，它贯穿在人类生产与再生产的所有活动过程中，它是一种行动的惯常性联系的体现，即行动与思想互相反映，深刻影响着人的未来行动。人作为实践主体，受主观实践意识的支配，但也受着客观环境诸如社会结构的影响，促使人的实践行为与社会结构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的反思性渗透在人类参与的社会生活的全部范围内，包括对已获得的确定性知识的反思(特指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在此作用下，又没有什么知识是有绝对确定性的，因而，人会陷入困惑、恐慌、焦虑的状态。

时空分离导致空间虚化也使人陷入焦虑状态。日历在全球各地的统一和跨区域时间的标准化使得时间虚化和空间虚化，交通工具、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空间因素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了，那些“缺场”的(即不在场的)东西，甚至成为左右在场情况的根本性力量。地域性与全球性实现了交融，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已有的日常社会实践方式。脱域机制使得时间、空间分离后形成新的排列组合，促使人们日常实践的范围由“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反思性机制，虽然在人们的行动中惯常保持着与过去的联系方式，推动了社会知识的再生产、社会系统的完善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演变，但也使人们陷入焦虑的状态。正是时、空被时一空分离机制延伸，进而为脱域创设了基础条件；脱域机制将时一空条件进行了重组，使得大到社会系统、小到个人实践都置身于一个更加宽广、开放的环境；反思性机制在延续中又突破传统，不断推陈出新，使得整个社会的体系和内容都得以改变。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性犹如一匹疾驰狂奔的猛兽，从全方位、全领域推动着世界的进程，由于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高风险性，因而，这一进程也推进了高风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吉登斯认为，我们的时代，使得世界各地的社会联系得以加强，相隔千里的地域之间有了广泛的联系。社会的发展过程极具复杂性和辩证性，它是一个碎化与整合相结合的过程，这种整合使得世界甚至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因而全球的安全与风险成了无处不在、共同分担的因素。现代性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了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成了现代性环境下，风险社会加速形成的催化剂。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社会监控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化越来越强烈，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走向统一，世界平衡借助于军事秩序来实现，民族国家体系则推高了极端民族主义，风险社会不仅不会停息，而且还在继续加速发展。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它的中心是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构成了阶级领域的主要内容①。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是复杂的，它有强劲的内驱力，因而能率先打破传统社会中静态平衡的经济秩序，创造出现代性的新秩序，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激烈的竞争和野蛮的扩张，而这背后所暗含的正是普遍、持续的技术创新。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权力中心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所建立的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商业形式能够获得全球领域内的扩展机会。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资本积累的欲望是无穷的，而可获得的资源是有限的，在现代性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市场要么不触动外在事物，要么反过来扩大全球的不平等、加速财富的两极分化，这些都具有社会性的破坏作用。

工业主义是一种对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在现代环境下，生产逐渐规模化、协调化、效率化，工业主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通信技术上的变革，它让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扩张具有了可能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科学技术在世界各个地方扩散，全球性的劳动分工随之扩张。通信技术的发展也愈演愈烈，直接构成了将现代从传统中分离出来的反思与断裂机制的重要方面。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加快工业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慢性的、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这一切都在警醒着人类，对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稳定的和谐上提出了更艰巨的挑战。

现代社会中的军事力量即暴力被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契约，而汇集到了国家权威之中。而且随着军事力量的发展，规模不同的国家都拥有了先进武器，逐渐成为军事现代化的强大国家；战祸也逐渐形成了连锁效应，区域的纷争和矛盾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性战争的导火索。因此，军事力量会带来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使用一般武器的大范围的战争也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且因为科学和武器技术在持续革新，新的武器装备不断出现，而它们的可怕威力并不亚于核武器①。这种风险一旦爆发的话，就会带来诸多直接、致命的后果。

监督机制是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间接控制，监督活动直接促进了民主机制的健全和民主活动的完善，它对于所有与现代性相联系的组织来说，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国家主权应当是不断反思性地加以监测的东西，拥有了边境，也即拥有了主权。但增进民主参与也会带来风险：不同程度的极权现象的出现。因为政治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引起权力斗争，更有甚者会导致强权政治的出现、暴力冲突的产生。历史上的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等都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愈演愈烈的西方社会的风险，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经济领域中，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严重脱节。我们知道，生产是将原材料加工成产品的过程，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不断促使更高产能、高效率的机器出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之后，商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提高，在利益驱使下人们不断地开发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不加节制地排放污染物，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加剧了。虽然人们的环保意识以及环保措施逐步到位，但与此同时，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不断促使着生产的再扩大与科学技术的更新相互作用，因此，与之相关的各种风险逐渐酝酿。消费使得资本得以实现，日益扩张的生产必然要有相应的市场需求才行，因此，当生产扩大之后，商家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创造消费，使消费也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推动着现代社会走向风险加剧的泥潭。但就科学技术来说，它本身的发展带给人类的自由度与不确定性是相对平衡的，单靠它不可能导致风险社会。综上可知，由于资本关系的介入性渗透，彻底打破了实践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自由与其导致的风险之间张力的相对平衡，凸显了实践的破坏性，彰显了全球性风险社会来临的危险性。

在反思性领域，“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①之中，在现代性社会下，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的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们周围的环境与人类活动更加相关，人们用知识改造着环境，可以预测天气，预测地质灾害，建造房屋，建设宜居城市，避免很多自然风险。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金融海啸、次贷危机都对人类造成难以根除的影响。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宏观的社会层面，而且延伸到微观层面，带来自我认同的复杂性与向内的自我救助。人的信任、社会的信任急需建设性的重构。

在现代性社会下，人的本体安全遇到了最大的挑战。在吉登斯看来，人们之间的信任与本体性安全有着重要的联系。“信任”作为“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①。当我们信任某人时，主观上便对其产生了某种依赖心理，期望达成自己所期望的目标。我们在评估某事件时，心理会估量其他可能性，并力图规避这些有风险的事件，这就是怀有的信任。现代性社会中，信任与时一空的缺场有关，若某人对某件事有明确的认识，掌握了完整的信息，那就不会存在信任问题，否则就意味着有不可控的风险，就会有信任忧虑。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是建立在系统能有效运作的基础上，规避任何对其自身有害的风险，如果不能，就会因为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而造成信任缺失。

吉登斯把本体性安全看作“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②,这是对人与物的一种可靠性的感受，对自己的存在这一事实可靠的感觉，对周围的事物有真实的感觉，对自我有正确的认识。在风险社会中，人们认为外界是虚假的，外人时常要迫害自己，事物都在变化中，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人们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对恒常性产生了怀疑，这就会产生焦虑，感觉时刻处在风险中，处于自身毁灭的焦虑中。大多数普通人的安全感基于他们童年时形成的基本信任及其重要的经历，儿时“信任”的培育奠定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一个人必须学会怎样依赖外在供养者的认同或信赖，这样人才能够相信自己。儿童时期的外在供养者主要是母亲，当母亲离开婴儿时，婴儿会觉得母亲再也不回来了，会出现焦虑感，婴儿的这种依赖心理会延续到成年时期，婴儿容忍母亲在时间和空间的缺场能力值得重点关注，当婴儿认识到母亲的缺场并不意味着彻底失去时，就确立了信任，这对自我的建立有重要意义，这样一种人类的心理作为“集体记忆”逐渐延续下去，成年后的人面对现代性的脱域机制时，就能够抵抗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的心理需要，通过习惯的渗透作用与常规密切联系，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惯常性的东西，加芬克尔(Garfinkel)认为人们不只是懂得了日常生活中的常规，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基本信任的维系是通过如目光注视、身体姿势及身体语言方式完成的，但在现代性社会中，人们更多是与陌生人打交道，不再是原来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人们时时刻刻面临着焦虑。现代性社会中，专家系统提供的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在不断变化的现代性社会中，不能成为一种人们习惯的解释，不能缓解人们对未知风险的恐惧。

在专家系统中，对本体性安全的威胁更加严重。本来，现代性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家系统作为知识的象征，是化解人的困难和问题的手段，是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础；但现实中，它却成为压抑人的力量，成了社会统治的手段，成为引发人的焦虑的重要因素。吉登斯认为，专门知识是抽离性的，专门知识是适合整个社会的，并非是本地的，它所依靠的知识是可矫正的，通过反思性不断丰富，知识的积累逐渐专业化，成为解决某些问题的技能，“专门知识是没有本地附属物的”,在现代社会中，充满了风险，打破了亲属关系，需要不断与陌生人相遇，当情感不能为人提供信任时，就需要依赖外在的知识指导人类，这些因素使得专家系统成为可能，现代性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知识分子成了社会的良心，但是一旦专家的解释失去正确性，失去信任，会威胁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产生焦虑，现代性控制着人们的生活，使得大家彼此的联系变弱，变得陌生，人与人的信任受到威胁。当情境不固定时，符号更多地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符号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产物，人们通过符号标识事物，赋予其特定意义，这些符号是人们共同理解的。当有些人不理解符号时，拥有符号资本的人会享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引发冲突。当专家系统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时，普通大众会对他们失去信心，鉴于此，提倡建立规范和秩序，对风险进行控制和预测，使情境相对固定，否则面对变化，人们的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时，为了缓解由此带来的焦虑，会更倾向于去信任抽象系统，原有的传统秩序被打破，专家系统、货币符号缓解了焦虑，重新构架对“符号”的信任，但是也充满了风险，这种抽象体系容易使人们异化。

专家与传统守护者之间是命令系统的合法性联系，专家系统的权威来自于规则，对其服从是因为它的地位，人们内心或许并未真诚地服从。守护者是通过某种特殊途径获得程式真理的，这种程式真理是不可矫正的，而专家知识是不断丰富、变化的，像波普(Popper)说的建立在流沙之上，随时有瓦解的可能，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这样却使社会成了多权威的世界，会逐渐消解人们的信任，“作为专家知识的驱动力，怀疑论可能会在某些情境中或某些群体中导致专家失去魅力”①,让人们处于焦虑之中。

(二)资本主义权力暴力导致人的现实存在的非人化

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带来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上走向越来越强的全球性的市场垄断，文化上走向越来越大的世界性的文化殖民，而政治上则走向越来越不可理喻的强权，帝国主义、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其后果就是物质生产的商品社会，日常生活的消费与风险社会，政治生活则体现为极权化。现实的人就生活在这三种交互作用的高风险社会中。

吉登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一般特征整体的把握，采用经验主义的唯象描述和症候阅读，看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消费和人的日常生活的一般状况，基于此进一步描述了资本主义统治下人的政治生活的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极权本质以及人的政治生活的异化。

第一，资本主义借助工业主义与军事化的结合，从而把人类引入战争和军备竞赛的场域，使人类处于战争恐惧的状态中。

在吉登斯看来，工业主义与军事化的结合始终是资本主义推动历史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作为军事手段，战争是国家构建和改造权力关系的极端形式。战争是权力关系中断的结果，同时也是交战双方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权力关系意愿的表达。现代军事与以往战争形式的不同在于现代军事与工业主义的深度结合。大量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生产，便捷的交通和通信方式，职业化军人的产生，使陆海空协同作战成为可能。军事的工业化大大提升了战争的机动性和破坏力，两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和形式就是证明。

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首先依赖于通信技术的发展。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的信息传输成为可能，大大缩短了时一空距离，为战争的空间调度和对敌情的迅速掌握提供了可能。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武器生产和运输的能力，更增加了其破坏力。19世纪的欧洲，蒸汽动力已经被装备到了舰艇上。从这里开始，工业技术同军事目的结合起来运用于武器生产，并逐渐普及到战争的方方面面。马克思认为，战争和扩张是由于资本主义对金钱贪婪的本性使然，而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为军事工业化提供了手段，民族一国家的权力争夺才是军事工业发展的根源。战争或军事从来都是国家活动的主要权力之一，任何国家组织都在试图努力抓住或扩充它。“冷战”时期的全球格局便体现出了这一点，即使美苏两国在经济方面成就卓越，但最具威慑力的仍然是双方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核武器数量。

吉登斯分析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他认为，这三位思想家均对社会演变的动力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吉登斯也指出，即使是最权威的思想家也没有把战争在推动社会变迁方面的作用放在核心位置。吉登斯对战争史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传统战争和现代战争无论在规模还是破坏力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暴力警察的论述中早已指出，“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①。正如丘吉尔(Churchil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说的：“我们经历的大战与所有古代战争都不一样，它在密集的战斗力方面及可怕的破坏力方面与古代相异，在其战斗之极端残忍性方面，也与所有现代战争相别。一切时代的恐怖都汇合而来，不只是军队而是所有人员都投入洪流之中。”①

这种规模战役的发起依赖于职业化军人的形成。亨廷顿(Hunting-ton)指出，19世纪以前的军官团是商人和贵族子弟的逐利行为或英雄寻梦。在那时，军队尚未成为现代类型的反思性监管组织，即使有些监控技术已经在军事领域中开拓出来。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均建立了正规的训练军官的学校。②与此同时，普遍的兵役制的实行，使军队从“业余”向“职业”方向发展，普遍的职业化军人不仅提高了反思性监控，而且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先进的武器，使战争具有了现代化的色彩。

吉登斯认为，军事工业化的发展从根源上说是民族国家活动的结果。民族国家是相互承认边界和主权的权力实体。随着内部行政力量的扩张，军事暴力和政治逐步脱离，并使其职能逐步转向对外。当回顾19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时，我们发现不仅民族国家的发展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之中，而且国家之间到处都充斥着矛盾争端和利益纷争，国家组织在不断协调这些矛盾、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又必然要依赖于军事技术作为强大的后盾，哪怕是潜在的威慑力。而现代科技已经创造了高效、快捷且具有极大破坏力的武器系统，加上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军人，配备上先进的运输系统和通信设备，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战争甚为容易。吉登斯认为，从军事力量方面来考察并不存在第三世界。①由于工业基础、国家财力以及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发展水平存在着重大差别，致使人类陷入普遍的战争恐慌之中。由于现代军事力量如此强大，它对现代政治构成巨大威胁，直接影响对公民权利的消解、集中特定类型的监控活动以及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这些都暗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极权主义方面的威胁。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行政力量的全面扩张，在更深层次上压制了公民的民主权利。

吉登斯认为，行政力量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来说都是统治的必要手段。相对于传统国家，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它的行政范围正好与领土边界相对应，这是以往任何国家都不曾达到的。

行政力量的扩张也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持。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吉登斯认为，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国家体系的整合主要集中在统治的上层精英和其他行政官僚手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很少传播到下层和边缘地带，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的社会缺乏那种用以阐明普遍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同信息的系统化整合为一体的话语领域。罗素(Russell)曾在关于权力的论述中指出了人对权力的欲望，统治集团也不例外。统治阶级总是充满了维护统治和增强控制力的欲望，只是在不同国家阶段可利用的条件不同，从而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在民族国家阶段，科学的发展为行政力量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运输方式的机械化，电子媒体的发明，远距离的信息传输等现代工具的出现，提供了阶级分化社会所没有的用以急剧扩大时一空延伸范围的新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国家的行政控制力量得以渗入以往未曾达到的任何地方。这里有必要提出的一点是，行政力量和另一个权力的维度，即监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监控作为现代西方国家权力的突出特征之一，在行政力量的扩张及其他方面至关重要。

吉登斯论述了行政权力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权威性资源。他认为，权威性资源是指权力生成过程中所需的非物质资源，来源于驾驭人的活动能力，使某些行动者相对于其他行动者处于支配的地位。①行政力量通过操纵它得以产生的情景，取决于对人类行为所实施的管理和协调。行政力量的特性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改变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暴力手段在职能方面的转变来看，军事工业复合体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战争的威力，也潜藏着大规模战争的危机。自古以来，军事都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力量。但直到现代民族国家阶段，这种对内的职能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行政力量的强化是军事暴力的职能转向专职对外的直接原因。

国家机构严格地控制着财政和税收的管理，并形成一套完善的运行系统以保证国家的各项用度开支。另一方面，国家对人口实施有效的管理，并逐步建立起反思性的监控体系，可以对人口实行系统化的管理。

行政力量还体现在诸多微观的方面。紧接前面论述过的，“越轨”的产生依赖于统一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并对越轨者实施惩罚性教化。通过监狱、劳教所等诸多机构，不但缓和了暴力手段所带来的严重冲突，更使控制变得细致入微。常规治安警察的产生从根本上解放了军队，使军队从介入国内的秩序中分离出来。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控制是劳动领域中“契约”的产生。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认为，无产阶级或者劳动者之所以被牢牢地束缚在工作场所，并不断地劳作，承受资本主义的不断剥削，是因为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普通大众为了维持生计和生活，必须出卖劳动力，从而使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契约使“政治”和“经济”相分离，使“隐晦的经济压迫”和监控成为可能。

吉登斯归纳了民族国家的普遍特性，其中之一就是行政力量的急剧膨胀。吉登斯解释道：“我已经证明了民族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只有权威性资源得到了扩展，生机勃勃的现代经济所依赖的配置性资源的集中才成为可能。”民族国家高度的行政力量不仅对巩固国内统治是必要的，而且对应付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也是必要的，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合理的必要，却深深压制了公民的民主权利。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的监控越来越集中化，几乎剥夺了公民的任何隐私，体现出越来越极权化的特征。

监控是吉登斯国家权力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现代性制度维度中的一个独立丛结。①吉登斯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把“独裁权力”的产生解释为阶级之间的“势均力敌”,因此国家机器才达到强化。韦伯的科层制虽然包含了专家和专门化官员这两个方面的监控形式，但始终没有把其置于内容分析的核心位置。监控也许与阶级统治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但它绝对不是来自阶级统治。在吉登斯看来，监控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和韦伯忽视了监控在权力形成中的作用，他指出“对于监控作为权力中介的无比重要性，自由传统或者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理论都没有充分把握”①。监控不仅是其他权力产生的媒介，也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

吉登斯在论述极权主义的时候指出：“极权主义首先是监控的极端集中，大致表现在(a)国家对其管辖的人口实行的各种建档分类方式——身份证、许可证和其他官方文件，它需要所有成员照准执行，即使是最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要遵守成规；还有(b)由警察或他们的线人对这些活动进一步监视的基础。”②与传统国家不同，现代国家极权主义的监控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已日臻完备，已从单一的文本扩展到了以电子方式对信息进行储存、核计和传播。通过对社会成员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取样，建立了庞大的基因图库；知识的大众化已不同于传统的权威化，其对个体的影响更胜一筹；国家掌握的教育工具，决定着知识的生产、分类和传播。时空的分离和重组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日益改变着最为私密的个人行动与个人关系，并逐渐消融了个体的自主性选择。“在现代的、和平的国家里，信息控制连同极其迅速的通信、交通体系以及复杂的隔离技术，能够直接用于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因而产生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①当然，我们并不能把极权主义国家中的监控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监控，但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来看，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在论述传统国家权力时，吉登斯也提到了监控，但相比于现代国家，这种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民族国家在监控的最大化方面与传统国家有着根本的差别，监控的最大化与国内绥靖一道创造了一个拥有确定边界的行政统一体。②

联系现代性国家权力的前两个特征会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暴力工具职能的转化，还是行政力量的扩张，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监控的发展。吉登斯在论及西方现代国家极权主义的起源时认为，“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特殊现象，若要理解其起源，就要分析政治的巩固，而这种巩固产生于监控技术与工业化战争技术的合流发展”③。由此可以看出，监控和暴力工具以及行政力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任何一项均不能还原为其他两种方式。

监控在现代国家具有普遍性，并和公民权利的实现联系在了一起。吉登斯分析马歇尔(Marshall)对公民权利的划分时把公民权利同不同的监控形式联系起来。他认为，马歇尔所指出的权利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权力斗争的三个舞台。公民权利相对于政治方面的监控，政治权利相对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反思性监管方面的监控，经济权利相对于生产“管理”方面的监控。从考察民生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方面来讲，监控是实现群众权利的有效途径。它通过对公民信息的系统性掌握和控制，使国家意识渗入人民的生活领域，改变了个体生活的私密空间。但同时也隐含着对大众自由的威胁，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理性的批判一样，如果一切都运用理性去衡量，那么生活从此也就失去了光彩。对于监控来说，如果人的一切行为都纳入了国家权力的监控范围，那么人的一切权利将从此消失。

第四，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使人的政治生活完全陷入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同时也造就了一个非正义、不公平的社会。

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的极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权阶层或权力阶层无限制的扩展和权利的集中。权力阶层掌握着权力的使用权(这种权力有时代表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时又与之相对),这种权力通常是以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组织便是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关于这一点，国家发展的历史已经给予了证明。现代民族一国家从不同方面操纵着国家最有力的权力机构和部门，并左右着社会的发展。尤其这些权力组织和权力阶层之间的不断联合，使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体的生活之中，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在现代性理论中，吉登斯曾归纳了现代性的不同维度，并论述了相应的后果。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现代性的后果。实际上，当我们从源头上细细考量现代性的后果时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些层面来讲，他们都离不开国家组织对权力的运用，或者和权力运用有着莫大的关联。现代性国家权力的延伸使人类生活的一切几乎全部纳入了权力监管和运作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间接意义上)。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如果一切都纳入权力的范畴，那么人的权利将不复存在，更何况有很多风险是我们个人根本无法驾驭和逃避的。

吉登斯指出，由于存在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特性，影响了我们对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认识。历史的发展并不能被掌握，也不会遵循人类所设定的目标或方向。但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却不能因此而陷入悲观和绝望。正如辩证法所带来的启示，面对现代国家在权力的无节制运用方面所带来的风险性后果，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发现驾驭风险的方式和途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或者我们能够)放弃驾驭那头猛兽的努力。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低点，超越了所有的价值和所有相互排斥的权力分化。”①

吉登斯在论述军事工业化时，特别提到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战争的威慑力和破坏力。暴力工具与工业主义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联，这使得军事组织与武器之间能任意地渗透。“战争的工业化”急剧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核战争时代。我们知道，军事权力从来都是国家组织的重要权力之一，尤其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掌握了军事力量的支配权。回顾20世纪的战争灾难，我们不得不对军事力量在未来的发展担忧。不同区域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超级大国之间为了权力的制衡所进行的源源不断的武器输出，为争取地区资源而进行的局部战争，并由此带来的恐怖主义的蔓延。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军事武器和强权政治结合的威力，也是当今世界的特征之一。

极权主义对生活于20世纪早期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有一大部分人经历并参与到了其中。英国哲学家波普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限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主张，认为过度的干预有极大的危险，它可能导致国家和官僚权力的膨胀。①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也是一位对政治保持高度敏感性的政治哲学家。他曾总结了极权主义统治的特征：党对政治活动的垄断；变为国家的官方真理，并使党具有一种绝对权威的意识形态；对传媒工具及暴力工具的全面控制；政治、经济间的界限被取消，经济与职业活动的统一与意识形态的确定的、由党来实现的各项目标；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社会的“一般观念”的重建。②我们无意对现代西方国家极权主义的起源做深入的探讨。在吉登斯看来，极权主义的威胁主要源于行政力量的极度扩张，而监控技术与军事工业化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条件。

吉登斯认为，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于控制力方面，“国界”取代了“边陲”。这就意味着行政力量延伸到了国家的边缘地带，政治意识渗透到了边远地区的民众当中。随着这种权力的不断渗透和加强，产生了两个非常明显的后果：极权统治的兴起和自我认同的危机。后者将在稍后加以论述。吉登斯认为极权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具有普遍的倾向，正如他指出的“在当代世界没有哪个民族一国家能与潜在的极权统治完全绝缘”①。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核心。20世纪的经济发展证明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的巨大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复苏，并跨入强国的行列，这体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即使是马克思也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对社会进步所作的重要贡献，他看到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力极大释放的现实性。人类谋求美好未来的畅想似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得到了验证，再加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更是让一些盲目乐观的西方学者欢呼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呼喊。然而，吉登斯深刻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体系所具有的弊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社会大众带来普遍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繁荣，反而使阶级对立更加尖锐，贫富分化更加悬殊(体现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阶层),局部冲突不断。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产品不仅仅是“商品”表现的唯一形式，劳动力也是商品的一种类型。大量的劳动力在市场中被交易，劳动力商品化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的商品生产发展成为同一过程。人们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劳动契约则使这种交易具有了不断发展的惯性。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商品市场的极大丰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束缚在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和劳动者自由权力的丧失并没有使工人阶级感到多少幸福。

同时，资本追求利润的特性和商品经济的扩张使社会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陷入了危机。现代资本主义大型企业的扩张往往伴随着资本的大量转移，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哪里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有利可图，可以获得最大利润，他们便选择去哪里投资。但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性矛盾日趋激烈，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如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就被称为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成为可能，这在带来大量的信息交流和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使全球有可能卷入普遍的金融危机和风险之中。

资本主义极权化的另一个典型后果是个体自我认同的危机。个人认同的危机同行政力量的渗透有关，也是监控的直接后果。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的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生于经过抽象系统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行政力量愈扩张，也愈加消解着传统的认识。依据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生活方式选择中进行讨价还价。①现代性在人类事务和社会生活中的导入，伴随着信任机制和风险环境的变迁，摧毁了人们已有的安全系统，现代性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成为折磨这个时代与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的强迫力量。

资本主义的极权化进一步强化了人的生存的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在吉登斯看来，本体性安全是时间上的连续和有序，这包括那些并非在个体感知环境中的感受。实践意识是本体性安全感的认知和情感依托，而本体性安全感又是所有文化中大部分人类的特点。存在性焦虑是有关人的生活以及物质世界的基本存在维度的问题，是对存在问题的普遍担忧，这是所有人在他们日常生活活动情境下都要“回答”的问题。本体安全感的缺失与存在的忧虑正是个人认同与归属感缺失的标志。

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以监控为媒介，把个体活动的一切都纳入其中，从而引发了权利的危机。极权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强权，但除此之外，吉登斯还联系监控区分了几种权利，即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现代西方国家的监控运作在某些方面是公民权利的实现所不可缺少的，然而，监控的扩大又将千辛万苦赢来的权利置于威胁之下。”①因而全面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必然对极权主义的监控形成约束。公民权利的争取与强化必然是自由、公正与正义等民生目标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途径；公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形式，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强大的国家权力的迫害；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基础，国家权力的运行不能损害公民权利。现代性充分彰显了主体意识，然而主体的完全膨胀却又使其陷入了自身设置的陷阱之中，从而使国家权力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三)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活的异化

对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吉登斯从多方面做了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和描述，最终落脚到人的现实生活中。在吉登斯看来，人的现实生存的各种威胁，不仅通过人的生活世界的变化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个体生活中得到体现，其结果就是个人生活的全面异化，包括个人身体、自我以及共同体生活的灾难。

吉登斯是从现代性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高度结合的视角，从唯物史观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立场出发，对人的身体给予关注。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个人身体不仅仅体现为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体现为身体自身的异化。吉登斯不仅仅把身体看作思想和行为的载负者，而且还是政治权利、知识文化、话语传统等复杂社会关系的携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身体的理解，不仅仅是社会学、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更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对象。

吉登斯认为，“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①。在反思的现代性中，身体是第一个被感知的对象，如何把身体在感觉中重构起来，与身体的存在场域和人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吉登斯列举儿童认识世界的过程来说明对身体感知的重要性。儿童刚开始感知世界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身体的，他们通过与客体世界和成人的实践性参与活动来觉知身体的存在。也就是说，儿童在认识自己身体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身体是应付外在情景和事件的“实体”。比如吃饭、穿衣、行走、工作、学习等惯常行为，都是通过身体这个“实体”来完成的社会实践活动。

对身体的觉知，也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的。“身体在时间中创造出恒定，使过去的开端与预期的将来相连接。在所有社会中，个人身份的维系以及个人身份与更广泛的社会身份的联系是本体性安全的基本要素。”①个体是通过对身体的稳定性、恒常性和连续性的内在诉求的觉知活动来获得本体生存的安全感的。因为在熟悉的、惯常的生活情景中，个体可以大致预测明天或者更久远的未来事件，可控的“明天”给人一种安全感。反之，变幻莫测的生活情景，会使人们失去正确掌控未来的依据，引发人的内心恐惧和焦虑，从而萌发出本体性的关于生存的不安全感。显然，作为人们预测和掌控明天的重要依据的传统、习俗、习惯、仪式、惯常的规则以及各种形式的制度，使人们获得了本体性安全，同样，它们也是导致本体性不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一个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传统、改变了习惯规则和已经形成的商品化生产、消费至上、风险横生以及极权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所拥有的经验已经被封存了，变动不居的现代**情景使人们的身体无所适从。生活世界中身体所依照的传统经验，稳定的时空情景，按惯有的时空占据方式去生活已不可能，身体处于那种可掌控的、稳定的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安全感，早已成为过去。吉登斯认为，在高度反思性的现代性社会里，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专家系统和象征符号的共同作用，使传统常规的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那些稳定的、可预见的生活世界已经支离破碎，身体在这种变幻莫测的社会场景中，充满了恐惧和焦虑。

在吉登斯看来，身体的恐惧和焦虑只是人的本体性不安全的初始阶段，更可怕的是人的“自我”的丧失和精神的颓废。人的自我是与身体休戚相关的，具有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与身体的物理特性的联系，还包括与身体反思性特征的联系。自我通过身体的这两个特性以自我认同的方式来体现。而自我认同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①。这就是说，人的自我作为一种认同活动，不仅是个体在实践中连续性活动的结果，还是个体在反思性思维支配下，依据传统经验创造出的某种东西。人的自我认同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维系和个人行为的掌控是特别重要的，它与自我感分裂相对应。

通常而言，自我感分裂的个体的行为是混乱的。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实践经验的断裂，造成个体的无存在感，即个体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存在，不能获得关于生命持续性的信息支持。这种情感会导致个体产生毁灭性的焦虑、不安和恐惧。面对变化多端的现实世界，个体会对其生存的外部环境产生巨大的担忧，并且这种忧虑会左右个体的实践活动。如果个体没有能力处理外部环境冲击的危险，焦虑的个体会选择逃避的方式以达到与环境融合，因而自我被完全抑制。由于自我感分裂的个体缺乏自我关注的热情，在道德上产生空虚感，他不能在现实环境中建信任。自我分裂的这些特征导致自我认同丧失殆尽，人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体。正常的自我认同感的特征与分裂的自我感的特征截然相反。合理稳固的自我认同感使个体通过反思性可以掌握其实践活动的连续性，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与他人沟通交流。而且信任关系的确立，给个体设立安全防护系统，自动过滤掉那些威胁自我完整性的外部因素。这样自我的自主性就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进而建立自我认同感。稳定的自我认同感是本体性安全的重要因素，其稳定性体现为，在个体实践活动中，自我认同感可以足够安全和稳固地维系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冲击与压迫。

然而，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自我分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恶果。现实社会中人的自我是如此脆弱、如此不稳定，如果我们允许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那必然是人类的灾难。

人的身体的焦虑和恐惧，自我的分裂和认同度的降低，为人的共同体生活带来史无前例的困难和问题。吉登斯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促进了共同体的形成，构造了人类生活活动的现实载体。通常，人们最容易觉察到的变化，是那些与我们的生活和生活载体紧密联系的事情。如身体、人际关系、家庭、工作等等。现代性的到来带来了变革，我们自身以及与他人的关系都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依据地域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在这个现代性风险社会里，利益多一些还是问题多一些。比如共同体的最初级、最普遍的形式——家庭的变化。传统家庭中，婚姻意味着女性正式成为其丈夫的合法财富。传统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女性是其丈夫或者父亲合法、恒定的财产。女性的作用就是传宗接代、服务男性。传统家庭中没有权力和地位的不仅仅是女性，还有孩子。现代性社会里，上述不平等的现象(即家庭制度)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今天，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规章制度上，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的组建也倾向于尊重女性的意见。对女性来说，离婚不再是一种羞耻的行为。女性可以依据法律保护自己，摆脱被男性奴役的困境。婚姻关系的变化影响了家庭稳定性，也影响了婚姻中每一个人稳定而持续的心理需要的满足。吉登斯通过诸如婚姻、人的基本信任的建立与培育等事实性描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即便是在最亲密的关系中都不能保障的他者信任的现实画卷，人要想获得存在的安宁，只能求助于人类的主体性转向，从自身内部去寻找、发现意义，通过发现自我、发掘自我，进而获得一种现代性下的积极信任，克服生存焦虑，维护自我同一性的稳定。

综上所述，吉登斯秉持“知识以经验为基础，……经验被定义为正常情况下所观察到的事物与普通习语中描写的人人皆知的事物总和”①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对现代性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生产、生存和生活困境，在唯象层面做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尤其是对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所引发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可回避的深层次问题。其中，他关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品化生产社会、消费与风险社会以及极权化社会的思考，真实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关于经济上市场垄断的帝国主义、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以及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阐释，清晰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正是这些重大的关涉人的现实生存、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重大问题，对人的本体性安全、人的自由生活和全面发展、对人类的解放构成巨大的威胁，引发了不可避免的人的身体的焦虑和恐惧、自我的分裂和共同体的灾难，使人陷入全面的非人化的、异化的状态。吉登斯除了深入讨论了商品化生产、消费与风险以及极权化控制等问题外，还广泛地讨论了生态、气候、土地、温室效应、社会的两极分化等诸多问题，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现实状况的图景，借助于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社会现状的自识，为他在认识论上进一步做出科学认识，在价值论和实践论上探寻人类理性的发展方向，奠定了本体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