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众多话语形式中，从“商品化”入手来理解现代性概念及其特征，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现实状况，吉登斯不仅是最早的思想家，而且也是最有成果的学者之一。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所谓现代性问题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①。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构成吉登斯一生学术思想的核心，其思想被誉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②吉登斯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自己理论探索的基础性思想源泉，尤其是马克思的“两种商品化”思想，更是构成他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起点和指导性纲领。他自认为一生完成了社会理论的三部曲，“所关注的均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世界之间的关联”。“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影响现代世界之塑造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至关重要。”③事实上，在他于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这部对其思想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著作中，就是从解读马克思的商品化思想入手的。吉登斯从马克思的商品化思想入手，总结、概括和提炼马克思的思想，并与现代性问题密切关联，从而形成他自己对资本主义本质和现实的认识。
(一)“两种商品化”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思想基点
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特别重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者注),认为它有两个重要性，其一是它“在马克思整个著作体系中具有突出重要性”,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批判的最早尝试。①其二是马克思在那里明确处理了一些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不再成为直接关注对象的问题，如宗教分析和异化等。吉登斯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相对于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批判这一最高目标而言，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圆满解决”。吉登斯把异化问题作为马克思《手稿》的“核心”,认为“尽管异化概念很少出现在1844年以后的著作中，但它无疑是成熟著作的根基。在这以后，马克思把《手稿》中异化概念所包含的各条线索分别树立出来。异化概念，由于它所具有的马克思不愿再卷入的抽象和哲学性质，从而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然而，《手稿》对异化所做的直接研究提供了一条宝贵线索，它使我们能够窥透潜蛰在马克思后期思想中的最重要主题”②。考虑到马克思后期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揭示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著作中，很显然，吉登斯不仅把异化问题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把它作为成熟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基石，因为在他看来，“所有对马克思著作做精确划分的做法都是主观的”,“实际上，在对黑格尔的批判、1844年的《手稿》和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连贯线索”。③这样一来，吉登斯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就自然地开始于对异化问题的理解。
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的《手稿》从对当时流行的国民经济学的两个错误的批判入手，从而使他能够在关于政治经济的中心论题上发表看法。
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错误是“假设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条件可以适应于所有经济形式”,“利己主义和追逐利润是每个人的天性”;其二是“假设经济关系是纯粹抽象的关系”。关于第一点，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生产制度，它也不会是最后一种；对于第二种错误，马克思认为“资本”"商品""价格"等等并不是独立于人的媒介之外的存在，而是在特定经济关系中存在。吉登斯非常同意马克思的看法，指出“每一种经济的现象同时也就是一种社会的现象，特定类型的经济同时预设了特定类型社会的存在”①。
马克思的批判直接引发了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国民经济学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找到了这个原因，即他们“把工人视为资本家的成本，因此也就等同于其他成本开支。国民经济学声称把社会中的人作为分析对象的观点是不合适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经济学家得以掩蔽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释中的实质性的东西；资本主义建立在以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基础之上。在工业生产的成果分配方面，两个阶级处于根深蒂固的斗争之中”②,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中异化现象的研究，以一个当前的经济事实作为出发点：资本主义越向前发展，工人就变得越贫困。这一出发点同样是其阐述的主题，而后在《资本论》中得到详尽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都被土地和资本所有者所占有。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并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剥削的问题”①。通过对马克思所分析的产品与劳动者分离思想的研究，吉登斯满有把握地说：“马克思研究所关注的基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动者一样被同等对待。”诚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有商品，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②。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马克思的两种商品化的思想或理论，即产品的商品化和劳动者的商品化，吉登斯把它看成马克思研究活动的基点，同样也成为吉登斯理解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点。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讨论，确实是从“商品化”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现象入手的，涉及劳动积累与资本积累、扩大分工与劳动力的市场化、工人之间的竞争与劳动力价格的贬值、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工资的提高与工人自身精神和肉体摧残等。马克思的结论是：“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长、增进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然而，这种正在增长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③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表达的两个商品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其后期的作品，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从商品开始讨论问题，以此为切入口，在作为商品的产品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关系中理解在经济关系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
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是所谓现代性的社会存在的状态，“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①。由于马克思早已确立了资本主义是商品化的经济与社会的思想，就此而论，吉登斯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为其形成现代化社会是商品交换社会的总体思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认识论基础。诚如陈炳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所说的那样，吉登斯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分析，作为理解现代社会巨大转变的理论核心。②
(二)“两种商品化”理论体现了资本主义劳动的必然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劳动被赋予了人的现实存在的本质规定。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劳动以及在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语言是确立人的地位的根本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充分肯定了劳动对于人的根本性意义，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而且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①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存在的基本规定，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却被异化了，被扭曲了，这意味着人的存在本质被扭曲了。异化劳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基本特征。关于这一点，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解决了对资本主义劳动本质特征的认识，解决过程正是在讨论两种商品化中实现的。
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两种商品化”作为资本主义劳动的基本形式，对资本主义存在特征的表现，首先在于特殊的生产过程的对象化，体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的形式。吉登斯认可马克思的观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劳动者的生产能力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而不断提高，但劳动者却越来越不能控制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时，异化现象也就产生了。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以及宗教等领域，也形成相应的异化。“工人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的对象化与异化是一回事，它是资本主义劳动所具有的必然特征，都涉及将劳动力置换到它所创造出来的对象上去。换言之，劳动产品外在于工人，不仅是就其本体论意义而言，而且还有更深层、更特定的意义，即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①,“两种商品化”体现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即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用来交换，作为商品的产品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都体现出交换的特征。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的交换和分配完全受自由市场的支配，工人也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买卖，他当然无权决定其产品的命运。“市场的运作就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提高资本家的收益。”②这意味着劳动者不仅无权处置其产品，他生产的产品都为别人所占有，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
劳动或工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异化劳动的状态下，劳动的产品只是以外化的形式存在，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劳动状况中，劳动者在劳动或工作本身中被异化。工作并不会使工人产生内在的满足感，使工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劳动仅仅被外在的环境所强加。如同马克思所说，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
两种商品化的结果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被化约为市场机制，货币成了衡量社会关系的准则。吉登斯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做出的推论是“既然所有经济关系同时也就是社会关系，那么,劳动的异化也就必然带来直接的社会后果”。“这直接印证了货币在人类关系中所具有的意义，货币促进了人类关系的理性化，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抽象的准则，使那些即使性质完全不相同的东西都可以进行比较，或相互化约。”①这意味着以两种商品化为基点的资本主义劳动把一切关系都货币化了，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不仅如此，在商品生产的驱使下，对象化的活动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疏离，自然也被商品化了。吉登斯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与自然界积极交互的关系当中，技术和文化既是这种交互关系的结果和表现，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异化劳动把人类的生产活动降格为一种适应性行为，而不是一种积极主动地征服自然的行为。这使个体与其类存在相分离，与作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生命相分离”②。吉登斯非常赞赏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从人的具体存在性上、从人类劳动的全面性和积极主动性上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批评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化性，批评资本主义劳动对人性的蔑视。
吉登斯坚持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社会存在的看法，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以各种特定的方式与赋予他们人性的社会形成疏离”①。其表现首先是异化劳动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其次是“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表达的是人与其类存在异化的含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这种异化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异化效应透过阶级结构而表现出来，为无产阶级所集中体验”②。同时，马克思不认为异化仅仅只限于雇用劳动者身上，从私有财产和金钱支配了其自身的存在这一规律而言，资本家自身也受役于资本。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社会关系完全被异化了，这是资本主义商品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两种商品化”理论蕴含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本质
在吉登斯思想发展的高峰，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之关系的揭示引发了广泛的思想争论，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吉登斯的这一理论被称作新左派的国家理论，意欲阐明“资本主义会被未来社会转型之唯一目标的社会主义所超越”③的可能性。
吉登斯推进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述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思想，提出社会关系体现权力关系的看法。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成民族一国家，其“基点在于行政集中以及由此而来的业经改变的控制所具有的辩证法特性”①。吉登斯认为，人是能动的存在，“要成为人就意味着成为能动者，而要成为能动者也就要掌握权力。在这种高度抽象的意义上，‘权力’即指‘改造能力’,……是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②,只有把权力与资源联系起来才能认清权力本身。“资源是能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事务而在其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它们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③所谓行政控制在本质上是对资源进行控制，资源包括配置性和权威性两种。配置性资源是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予以利用的自然力；权威性资源则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④权力就是对资源的支配和控制。
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构成以及对社会变迁所做的解释中，配置性资源被赋予首要地位，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是一贯的。配置性资源控制物质生产活动，其实就是对商品化生产的控制，这是传统资本主义权力控制的核心。尽管吉登斯并不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对配置性资源的控制起决定性作用，而是要在社会体系的构成和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中考察两种资源的各种关系，但配置性资源控制仍然处于核心位置上。换句话说，对商品生产过程的控制仍然是基本的。
诚如吉登斯所说，就资本主义而言，动力源泉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企业通过生产由市场出售的商品来追求利润，追求足以保证充分的再投资所需的利润，就是经济转型和扩张的长期动力。“这种动力源泉恰恰是现代性的不连贯性的主要特征之一。”①吉登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对配置性资源的控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体制的基础。在以往的阶级统治中，剥削阶级的形式是占有‘剩余’产品。”②在这一状况下，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对其生存手段的直接控制权，劳动者的劳动处于企业主或管理者的直接监管之下。“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商品化不仅使得，而且也需要‘劳动力成为顺应于雇佣者组织指令的’抽象劳动。”③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社会权力的核心在于监管，包括了多样性的监管形式，但目标本身还在劳动产品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方面。
在现代社会中，监控措施的发展并不限于资本主义的工作地点，它的起源也不限于此。由于独立的经济领域为其他领域注入了动力，监控在工作地点的扩大和巩固强烈地左右着其他地点所发生的事件。吉登斯认为，“资料足以证明，这与劳动力的商品化有关”④。吉登斯充分肯定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权利监控相关联的思想，认为“马克思对产品的商品化(集中体现为货币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商品化(集中体现为抽象劳动)所做的分析，揭示了制度之间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体制的核心”①。基于马克思的商品化思想，吉登斯进一步推论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财产将契约自由权和资本的全面转化能力统合于商品和劳动力的买卖之中，而这正是现代货币经济与众不同的特征。商品和劳动力的买卖，包含了最大的利益对抗和长期的斗争，这些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固有成分，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成分。②从工作地点的监控而扩大的社会控制形式，以模式化的方式，发展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一项主要特征。监控是权力的媒介，不管这种权力同私有产权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它都并非直接源于监控。吉登斯的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对暴力工具的控制。
在社会发展理论方面，吉登斯以其现代化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著称。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扩张与现代国家的巩固之间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连续的阶段给予估价。第一阶段为16世纪至18世纪晚期，它牵涉绝对主义的发展和工业以及资本主义企业的早期传播问题。第二阶段就是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得以联合的阶段。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成熟过程，一方面包括土地和产品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包括劳动力的商品化。尽管这两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但第一方面主要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交织在一起，而第二方面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民族一国家的形成”①。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吉登斯看来，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典型形式，民族一国家包含了复杂的权力结构，“它存在于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阶级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的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得以维护”②。这种以权力控制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既产生于早期对土地、产品和劳动力的商品化的维护过程中，同时也是对现实的商品化活动的监控和对其制度的坚持。权力关系扎根于经济和社会关系之中，而其基础是产品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关系。
吉登斯曾多次强调，他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是基于对深刻影响了当代学术思想的几位重要学者的思想加以研究、总结、概括和提升，同时又密切联系现代性社会现实状况的结果，主要包括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人，其中马克思不仅排在第一位，而且是理解和研究其他几位学者思想的基础。这说明马克思的思想财富并不在于随历史话语的改变而转换其形式，而在于其思想与现实的内在关联，尤其在于展现其思想精髓。因此，并不存在马克思思想过时的问题，只存在能否把其学术思想同当代发展有机结合的问题。吉登斯的马克思情结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吉登斯从马克思的“两种商品化”思想入手，一方面以此为线条来全面释读马克思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以此为切入口，研究和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揭示其基本矛盾和本质，这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独树一帜，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吉登斯关于马克思的“两种商品化”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思想基点，它体现出资本主义劳动的必然特征以及“两种商品化”理论蕴含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本质等看法，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启发性的总结，有利于我们在当代意义上理解和认识马克思的思想。确实，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两种商品化的思想源自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缘起和特征的解释，从人的生产劳动到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的一些著作中，马克思更多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讨论问题，似乎不再关心商品化问题了，这显然是一个误解。其实，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就是商品。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揭示商品的意蕴内涵，其首要性就不难理解。显然，吉登斯从商品以及商品生产入手，而不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入手来理解马克思，理解现代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思想的内在统一性上，吉登斯也提供了新的思考。吉登斯从整体性视角看待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演进过程及其内在的一致性。与许多人的观点不同，他不认为存在两个马克思，尤其不认同存在本质上完全不一致的两个马克思，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看法上。他认为《手稿》提供了一个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框架，它已真正包含了马克思所有重要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发展，①他尤其推崇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表达的一些思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除了我们在本文特别讨论的“两种商品化”理论外，吉登斯还特别认可马克思关于人的“类存在”问题、人类渐进性地自我创造的概念、多样性的异化概念、国家与权力的思想、社会结构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冲突思想、革命的实践以及共产主义的学术思想等。尽管是一家之言，但他讲出了许多让人信服的道理，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有启发意义的。吉登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达到一种理性信仰的高度，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未来形式是社会主义。他批评那些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是从抽象意义上来理解人的思想，认为情况正好相反，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的未来发展成为可能。异化劳动所表明的并不是自然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张力，而是资本主义所蕴含的潜力与这种潜力实现之不可能性之间的张力。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的劳动与社会的分离问题。
吉登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关注与吸收，似乎印证了德里达(Derrida)的话：“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们，不论愿意与否，甚至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②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亮先生于2012年就在《江海学刊》上发表了《作为马克思‘继承人’的吉登斯》的文章。在文中，张亮教授分析说，“在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出身的当代西方理论家中，或许没有谁能比安东尼·吉登斯更能称得上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他不仅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的理论，而且选择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理论，并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保持着长期的对话关系。吉登斯显然更关注并愿意吸收那些与个体、心理、微观有关的理论成果，而对某些宏观的社会科学成果特别是经济学成果关注不够。正是这种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他在事实上未能对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变革及其社会效应形成完整准确的理解，容易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仅仅在此时此地才具有重要性的社会因素所吸引，从而忽略被这些因素所覆盖、遮蔽起来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之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而马克思以降的思想史表明，经济学在研究、把握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基础性地位”①。我们认为，吉登斯的分析是值得尊重的，但由于他对商品等问题的分析，过多停留在了一般社会的层面，而未能在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像马克思那样给出彻底的科学分析。因此，吉登斯的思想虽然体现了关注实践、关注现实、关注人的生活等特质，但又总在这些认识上看似辩证地保持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