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现代性社会毫无疑问是具有进步属性的，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当然，由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也使得它同时携带着致命风险，造成人的普遍焦虑和生态危机等。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人的发展与存在危机的悖论性、矛盾性的现实社会中，主体的人较之前的社会而言，被大大释放了主体性，因而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具有主体反思性建构力的社会，是人类理性最具参与性、干预力的社会。现代性打破、解构了人类历史已有的传统秩序，通过专家系统、脱域机制等人类重新制定了新的制度策略，故此，现代性社会表现出了与以往传统社会不同的特征，其社会风险更是凸显了人的反思性结果的异化。

(一)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般特征

吉登斯从现实的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入手，阐述他反思的现代性理论的事实基础和思想基点。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者工业文明的一种缩略语，它不仅具有宏观性，更是一种制度性，是一种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模式，其中包括了从世界观、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的一套完整的架构。“现代性”思想起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18、19世纪之交的时候形成基本概念，进入20世纪以后，才逐步产生了一些分析性的理论，20世纪中叶以后，工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导致西方世界整体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得人类社会在以文化为核心的多个方面都必然面临转型与重构，对现代性的认识也因此向复杂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吉登斯以外，哈贝马斯等人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人类事业，需要进行新的更完善的设计，用一种新的模式和标准取代传统的模式和标准，以帮助人类能够进入一种新的社会时代。福柯等人则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度，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说，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时间概念。与福柯不同，吉登斯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①。吉登斯把现代性看成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①,把“现代性”看成一种需要走向后传统的秩序的社会②等的看法，都集中体现了他关于现代性社会是一种制度化的秩序的思想。这一认识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现代性社会的实质。吉登斯反复强调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来理解现代性的思想，则把现代性社会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更有利于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历史地看，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有三个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思想家关于现代性思想的批判与吸收。吉登斯曾明确指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③。“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④现代性“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⑤。从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多种不同表达中，可以看出，吉登斯首先强调现代性是一个时空概念，它总是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最早产生于欧洲，后来逐步扩展到全世界，它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组织模式，现代性是同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这些理解，具有较强的独特性，总体上体现出他对现代性的一般见解，对于他形成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和自识，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反思性”的社会制度，是高度发展了的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点，因此，现代性亦是反思性的现代性制度，它囊括了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一系列社会组织模式，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些具体的制度。现代性制度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宏观的把握和一套对现代性社会的高度架构。这种“反思性”现代性制度，具有很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和性质，现代性制度的动力机制问题就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制度具有三大动力机制，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促使现代性制度在更广的范围内获得了时空延伸的条件，并且为人们准确区分出时一空区域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进而使现代性制度下人类社会从整体结构和运行到个人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而推进了现代性的全球扩展。时空分离也为现代性第二、第三动力机制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它也是这三大动力中的基础以及其他动力的前提。二是脱域机制的发展，时空分离的前提下，时间和空间分别被虚化，人们不再被限定在一定的时间或者固定的场所内，在现代性制度里人们的很多社会行动能够从固定的场域中“脱离出来”,并获得重新的组合可能。吉登斯用“脱域”和“再嵌入”两个概念相互补充，详细说明现代性的脱域机制及其功能。“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①“所谓再嵌入，我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一空条件相契合。……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与再嵌入之行动的情境发生互动，它要么维护要么损害这些情境。”②而脱域机制则主要指的是由“专家系统”和“象征性标志”组成的一个抽象系统。这一动力在现代性制度的运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知识的反思性。以上也提到过，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就是“反思性”的制度，所以，知识的反思性这一动力也是现代性制度一个较为明显和基本的特点。以上这三点不仅仅是现代性制度的动力，是现代性制度的三个特点和本质属性，更是吉登斯系统的现代性思想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登斯不同于大多数的社会学家所采用的化约论式的方法，对现代性只是进行单一性的解释，而是从四个制度性维度对现代性进行分析，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第一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是指包含有产品市场和商品化过程的一种生产体系。第二个制度性维度是工业主义。对非生命资源在商品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利用是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而且这一利用也体现了工业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即机械化的充分使用。但是，工业主义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必然有人的出现，因此还体现为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一种社会关系。工业主义中物质力量的利用是现代性社会的自然轴，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是社会轴，两个轴都是现代性制度的“组织类型”。第三个维度是监控。他借用了福柯的监控概念，认为监控是进行社会控制、保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这里，吉登斯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持续有效的监控。此外，还有第四个制度性的维度也即军事力量(暴力工具)的控制，或军事力量的工业化发展与政治适用。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性社会中，中央政府不能对自身所拥有的军事力量进行永久性的控制，由此常常会引发一些国家内部的动乱。因此，在现代性社会，国家对军事力量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而且在现代性制度中，工业主义的发展逐步向军事力量渗透，军事力量也不断涉足工业领域，军事的工业化使得战争的性质发生改变。

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以三大动力为基础，通过四个维度的制度层面实现发展。现代性制度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各有特点，它们各自在现代性制度中分别发挥着自身拥有的独特功能，起着不可相互代替的作用，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是绝对独立或者可以等同的。同时，它们还是一个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四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而重要的关系，他们共同促进现代性制度的运行与发展。在现代性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是变革的重要动力，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确立促进了现代性的出现和现代性制度的产生。工业主义对物质资源的利用使其成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轴线，而且在经济发展中与资本主义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主义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与工业主义关系更加紧密和特殊，工业发展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在军事力量中得到发展和深度渗透，致使军事工业化的发展同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得整个世界进入核战争时代。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监督的作用，监督不仅成为国家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它在现代性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管理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以及社会的普遍监督这四个方面，在相互作用中，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四个制度性的维度。

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以及社会监督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性社会的现实状况表现为保守主义正在走向激进，而左派正在走向保守，“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①了，这意味着现代性社会正在反转，正在走向社会结构的调整。这种反转和调整正是现代性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表现，是产生新的社会秩序的前奏。之所以有这些意识方面的改变，是因为现实社会发生了三大变化。

首先，对吉登斯来说，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它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它不应该被等同于出现了一个“世界体系”。现代社会的特征是远距离行动，它与最近几年得到强化的即时的全球通信和大规模运输工具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社会不仅仅是大规模体系的产生，还是社会体验的本土化以及个人环境的转变。我们日复一日的活动日益受到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事情的影响，本土的生活方式习惯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国际分工和生态体系发生了改变。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了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相对立的现代社会的力量交织在一起。

其次，后传统社会秩序的出现。①吉登斯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秩序的社会，这种社会秩序不是传统消失的秩序，而是传统的地位发生了改变的秩序。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吉登斯的后传统社会就是对他一直强调并始终关注的现代性社会的超越，因为“世界的现代性，即什么是具有现代特征，这恰恰是当代社会的社会安排，这个世界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习俗、习惯、惯例、期望和信念所禁锢。现代性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它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②。即使是“民族一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borders),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持有的那种模糊边疆(frontiers),边界是地图上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中”①。当然，吉登斯并没有说传统至此消解了，而是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传统的世界，因为“数不清的传统、信念和习俗相互混合。……没有任何单一的传统可望左右大局，也没有任何单独的习俗性行动方式能够成为人们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代情况下生活的基础。……因此，现代的世界并没有带来传统的消亡，而是赋予传统以新的地位和环境，使之成为决策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环境”②。就是说作为人类行为经验概括或理念抽象的传统，相较现代性社会的权威——科学来讲，仍然会发挥作用，只是传统不再是绝对的唯一的权威，它的权威性要依赖于理性认识的考量，只有那些合理和合法的传统才具有生命力，因此，传统必须自我解释，公开接受质问或对话。例如在现代社会早期，传统的影响依然强劲，对传统的重新关注在实现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像民族主义或宗教这样的大传统被创造或重新创造出来。而与现代社会早期不同的是，科学成了当下的一种“权威”,借助它可以用相对没有疑问的方式来应付困境或者解决问题。在一个文化上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社会中，传统被迫采用开放的观点：必须为它们提供存在的理由和证明。这是因为，在吉登斯看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为不确定性的世界，其中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的风险完全不同，新型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二是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三是其中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整个人类的存在。①言外之意，新型风险的化解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科学的路径；另一条是能自我证明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传统。

最后，社会的反思性得到扩展。吉登斯认为，在后传统的社会中，个人必须习惯过滤所有和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关的信息，并且有条理地根据信息的过滤过程来行动，其结果首先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社会行为，包括婚姻、性习惯和认同，而且这些已经现实地发生了改变，人们比以前要求更多的生活自主。由于社会反思性的增加推动了知识与控制的分离，使得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在后传统秩序中，如果个人要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去的话，就或多或少必须参与到更广阔的世界。②这里，吉登斯潜在地强调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性及其所固有的理性力量。因为专家(包括科学知识)制造的信息不再能完全局限在特定的团体中，相反，普通人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习惯性地对它加以诠释并作为行动的依据。社会反思性的发展是几乎没有任何共性的多种变化出现的关键因素。而且，它也深刻地影响到工业生产、社会管理、官僚体制和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国家不再能够随意把自己的公民当作“臣民”来对待。对政治重构、消除腐败的要求以及对正统的政治机制的广泛不满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已经增加的社会反思性。①早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他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是最早提出反思的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如果说，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更多地聚焦在社会的主体——人，倡导人的理性认知和理性行为的重要性，那么,他的反射性现代化则是指向了社会变迁的客体特征，换言之，现代性社会的反射性指的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我们的行动也反过来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风险和机遇，或对其提出挑战。……过去制约社会行动的‘极限’,现在却充斥着这种行动的后果”②。在这里，吉登斯说明了反思性与反射性现代化的相互影响，提出了看似相悖但却内在一致的看法，特别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责任，因此，社会的反射性越来越成为我们反思的核心焦点，而这是吉登斯所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反思的现代性就主体而言体现为对自我行为的理性解释，反射性现代化是就行为对象的结果而言的，是主体人对自我行为意义与价值解释的行为结果，也许可以简单表述为：行为的解释和解释的行为。

吉登斯认为，现实社会的这些根本性改变，必然会在人们的生活和国家制度中反映出来，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分的制度设计和思想理念已经不复存在，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才能拯救人类社会和秩序。正是基于现实的经验分析，使吉登斯捕捉到了现代性面临的那些影响其发展的根本问题。

(二)现代性社会是对传统的颠覆和重塑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①。现代性社会秩序是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断裂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的形态。它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现代性时代变迁的程度更加神速，变迁的领域、层面更加全面广泛以及现代性动力机制和制度组织形式的独特性。

现代性社会是对传统的颠覆与对立，传统是具有标志性的人的反思性成果，传统不仅凝聚着人类世世代代的智慧经验，而且传统的形成与再创造本身就是人类反思性的结果。“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一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抗拒变迁。”②

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的反思性仍然更多地局限于对传统的解释中，过去仍然比现在、未来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在现代性社会中，人的反思更多地渗透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的基础环节中，使得人的思想和行动始终处于一种连续的彼此相互反映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传统的反思性只有被证明具有合理性时才具有价值，也就是说，传统只有参与到现代性的反思实践中才能被认同，并因此而具有价值。吉登斯说，“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是由它的行为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①。现代性与传统的这种对立性差异的认识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定义。

然而，传统在现代性中的持续影响力仍然未被了解。现代性在其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地重建传统。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存留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②我们知道，传统是社会生活的理性选择，是一种文化意义或价值的选择与坚持。最直接也是最基础的选择标准就是之于生活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为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传统的发明》中说："‘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①霍布斯鲍姆是说，传统是运用已有的旧形势的形式化、外在化的可见形式，回应一种变化了的新形势的要求，它力图通过强制性的形式重复，使自己能够在过去和现在的连接中找到位置或价值所在，“传统在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②.

传统通过与过去的关联，使得自己具有连续性和合法性，也就是获得一种来自历史事实的身份认同和证明。霍布斯鲍姆依据传统的功能或作用对传统进行了分类，认为传统一般会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使各个团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到确立的那些象征化传统；第二，使制度、身份或权力关系得以确立的合法化的传统；第三，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的传统。③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也是对传统具有的社会秩序化、人的认同实现等作用的说明。正是由于传统具有这样一些功能，传统在现代社会以来，越来越成为一种被发明的社会存在，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越来越成为一种人的反思性活动需要的存在。所以越是由于社会转型使得旧传统不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或旧的传统及其与之相应的载体不再拥有充分的灵活性，甚至旧传统已经消失时，传统便越会以一种人的创造性新形式或新面貌出现。换句话说，传统的存留始终是和社会的整体环境与社会的需要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传统都是社会的需要或拒绝，而社会就是静态的历史化。

传统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秩序性往往会表现为社会群体特有的一种文化认同的情感活动和培养方式的文化模式。而文化模式依据英国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哲学家威廉斯的观点，就是“各种兴趣和行动的选择及构型，对它们的一种详细评价，一个独特组织的产生，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几乎不需要表达的经验集合”。威廉斯(Williams)认为，由文本或实践所体现的所谓“绝对价值”和由历史与社会所确定的习俗产物一样，只有在一个传统或社会的现行“情感结构”中才有意义。而情感结构是由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①生成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传统是一种文化模式中最核心部分的代际传承，是社会秩序的底线规则和最高规则的规定，表现为传统是审美(品位批判)判断的生活转化。

霍布斯鲍姆、威廉斯等人的相关思想主张，在我们看来，其核心观点与吉登斯的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在个别方面是对吉登斯思想的进一步说明或补充。当传统与传统文化不能再给我们提供安全的时候，在吉登斯看来，我们似乎很难理解，或者充分地理解自己的存在，但准确地理解是人类好的存在的必须。

吉登斯认为，当今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是一个后传统秩序的社会，“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②。现代性社会是一种正在形成新的传统的社会。吉登斯着重强调现代性的后传统属性，而不是在一般传统意义上进行的。在他看来，现代性社会中的现代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modernity,而是在前边加了high,因此，吉登斯视域中的此种现代性社会应该被称作“高度现代性”,或者“高度发展了的现代性”“高度现代性化了”的社会。

吉登斯的传统思想，更多是在高度现代性社会的语境和事实中去分析传统，是相较于传统来讨论传统的，即相较于现代性社会以前以及现代性社会的初始阶段的传统来讲这个传统的。虽然我们说吉登斯是研究现代性的集大成者，涉及诸多领域，他讲的现代性总是和传统相对立来谈的，认为现代性是和传统相对而言的一种社会状态，是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讲的，这似乎是一种共识。但是，吉登斯所认为的传统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持续影响力并没有被人们充分的了解。传统对现代性社会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是否真的终结了?或者说传统在现代性社会中是否被彻底消解了?吉登斯的答案是否定的。

吉登斯在分析了传统的断裂性消解后，反复强调了传统的重构。他认为，传统的重构和再造是现代性社会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现代性社会中不是没有传统，只不过这个传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而是经过消解之后对传统的一种再构。吉登斯对重构传统的论证，事实上是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即现代性社会为什么要消解传统，为什么能够消解传统的回答。

吉登斯从超越现代性社会制度的需要出发，论证了激进现代性社会秩序建设中的传统重构，说明重构传统是为了服务于现代性社会的权力的合法化。吉登斯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认为，社会科学的新议程包括两个直接相关的转变领域，而这两个领域分别对应着两个变化过程。这两个变化过程起源于现代性发展的初期，但在现在便显得尤为激烈。这就是现代制度向外的不断拓展，并通过经济全球化过程实现普遍化和现代制度不断指向内部的变化过程，这些内部变化就是传统的撤离(evacuation)过程，是对传统的发掘并使之问题化。①其中，基于现代制度向外的拓展，吉登斯指向的是一种资本主义扩张的模式问题。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扩张。现代性社会及其组织方式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虽然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流动性，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用来组织我们社会生活的方式。这种社会生活方式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呢?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对外扩张导致的。对外扩张是指向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各个民族、各个领域的扩张而实现的一种普遍化，使得现代性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

吉登斯讲的第二个变化是指向内部的变化，即传统的撤离。这里他更多地指向的是组织社会生活的各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制度。吉登斯所讲的是指向资本主义自身内部各个领域的一种不断的、变革的制度形式、文化形式，比如法律。当制度指向人，指向内部的时候就会涉及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当指向这些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理念和措施就不适应现在的社会目标和需求，就需要变革。

吉登斯认为，当指向内部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的传统撤离的过程，撤离是什么?撤离并非完全不存在，而是中心的、主要的、对社会秩序的建构和控制的角色的撤离过程，是传统逐渐从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对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约束的主要角色中撤离出来的过程。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来自社会的共有的基本约束力，而传统是过往发生所沿袭下来的，需要在撤离过程中，对传统进行发掘。发掘可解释为发现和挖掘，是传统撤离的过程，是对传统发掘并使之问题化的过程。通过发现和挖掘，使传统问题化，也正因为这样，传统才能逃离进而被重构。吉登斯认为，一个指向外部，具有普遍化；一个指向内部、具有深刻性。我们认为，吉登斯这里所讲的这两个方面，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彼此关联的。所以我们说，现代制度向外扩张实则是指向内部的制度本身，把在内部社会变革中形成的那套理念、做法、体系逐渐推向外，因为认为它们是有效的，所以就不断推向外，这也就是他讲的脱域机制与反思性等共同推动下的现代性的结果。

这里体现了吉登斯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制度合法化的基础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支撑它的社会力量在哪儿?第二个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是如何被建构的?是基于传统的解构和重构。资本主义对内的制度的变革，换句话说，是对内的、传统的一种再构，促进了对外的一种扩张，只是暗含了这一种关系，如果没有对内的传统的重构的有效性，就很难去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反性。

自反性即资本主义认为的制度的有效性，进而用这样的有效性去推动对外扩张①,必然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吉登斯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其特征是遥远的世界力量、遥远的社会事件对地方性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吉登斯举例说，你消费一件产品，可能就会保住另外一些工人的工作。你消费什么,你和遥远的地方生产什么的人产生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都不消费，工厂就会倒闭。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个人日常生活活动的一个全球性的彼此依赖的关系，这个关系影响地球另外一边的人。

吉登斯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工人的工作问题，还关系到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强度。个人消费什么,实际上会涉及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又是和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整个人类都相关的问题。吉登斯认为，个人日常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这个全球性的后果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的日常决策。比如空调，会对自然资源造成一些消耗，产生一些负面问题，当你遇到这些问题，你会不会考虑继续使用它，或者减少使用次数、频率和强度。毫无疑问，这是知识反思性运用后的行为选择的预设。这在事实层面回应了吉登斯个人日常活动具有的全球性意义和价值，日常决策和后果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加强的判断。由于全球性的秩序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安排和选择，为此吉登斯特别强调生活政治。

过去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知识越多，越容易产生人们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的局面，从而进行积极的社会创造活动，然后把人类的幸福指向我们想要的方向上。但是，在吉登斯看来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控制自然和控制社会的知识虽然具有指向人类幸福的可能性，但由于知识本身具有的开放性以及偶然性特征，使得我们积累的关于我们自身以及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不仅不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幸福，而且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风险。因此，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机遇与风险是均等的①,是由于人类所积累的知识即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带来的。吉登斯和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就分开了，正如经典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但并不是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力量，在吉登斯那里有可能是埋葬我们的力量。为什么?就是他特别强调的实践意识以及人的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他特别强调，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人类行为的反思性和社会的反射性(有时也称自反性)的辩证关系的不确定性。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怎么导致的?是知识在主体与人实践意识的结合中产生的。

吉登斯认为，当我们人类越来越想去开拓未来，我们的实践活动指向未知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越有可能更多地去面对意外以及一些意外的结果，尤其是当人类的社会化入侵自然甚至终结自然的时候，传统消解了，新兴的不可计算性风险出现了，传统的消解是指我们利用那个传统所建构起来的人类社会秩序抵抗可确定的风险的状态不存在了。过去的传统社会或者现代性社会初期，传统通过提供一套社会的秩序化的东西，能够抵御人类行为可预期的确定性结果，哪怕这个结果是负面的，但是能够对风险做出确定性计量。所以说，传统是能够用来化解确定性风险的，当人类社会化入侵自然，甚至消解了自然的时候，确定性的风险就不存在了，我们面对的就是不可计算的新的风险。此时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设想和猜想，各种各样的基于我们理性认识的、知识判断基础上的对风险的认知。

吉登斯通过气候变化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对于气候变化，有人说这个是温室效应的问题，还有人说现在是小冰川时代，一个说是气候越来越暖，一个说不仅变暖还有可能变冷，面对这两种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应对的方案就不一样。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制度化社会，而制度本身具有自反性，当一个制度认同了前者的时候，它的设计就是要减少温室效应，比如说减少碳排放，如果认同后者，就会有其他措施。结合前边所讲的两个变化，这种新兴的不确定风险和制度的自反性结合在一起就会更复杂。资本主义化的现代制度在全球的拓展，当新兴风险出现的时候，它和资本主义现代制度相结合，制度的自反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成分，这种设想情形会更加复杂，因此，现代性具有实验的性质，甚至是全球实验的性质。①

现代性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日常生活的重构过程，传统作为一种无需考虑的机械的仪式，是较为简单的社会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很明显，在现代性社会，尤其是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不让传统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实验，是一场把人类卷入其中的大实验。

在吉登斯看来，传统是对现代有重大影响的力量。传统是再构或重构了的传统，解释就是对传统再造的过程，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对过往事件和行为的记录。记录是一种主体性干预，因而，历史总留有人的主体性倾向，纯客观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解释与被解释是历史性的行动。因此，回忆不等于记忆，记忆中需要回忆。文化的向前发展，就是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的，传统是浓缩的指向人的未来需求的东西，是把人类自我连接起来的人的反思性活动的创造物。

传统之所以对现在有影响力，是因为虽然传统是指向过去的，但它却能够通过现在对未来施加影响。它为什么能对现在施加影响呢?我们可以去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当我们回答传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传统是基于过往的历史活动以及历史活动的有效性经验建构起来的一种认知，一套行为规范，一套做事的机制，甚至是一种集体情感。

当我们在吉登斯对传统的解释中进行这样一种回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传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看到传统包含了历史，而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对事件的描述和记录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对吉登斯所讲的历史性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吉登斯说历史性可以被定义为“利用过去以帮助构筑现在，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尊重。相反，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未来被看成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未来有赖于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反事实性条件，即未来受制于人们依据心目中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所采取的行动的过程。这是时一空‘延伸’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性的种种条件使得这种时—空延伸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未来学’,即对未来如何是可能的、可信的和可能得到的说明，变得比对过去的说明更加重要”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强调的是现代性脱域机制与传统之间的某种关联，作为历史积淀的传统与具有合理性开创未来的脱域机制的微妙结合，使传统更多地指向过去的特质，具有了走向未来的现代价值。

历史和历史性是有差异的，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往往借助于历史性的解释。事件本身是客观的，但对事件的描述带有主观性，在记忆的过程中人不是简单的对事件进行记录，而是对事件的整体以及这个事件和事件发生的整体性的关联做一个抽离性的总结。而这个总结是不断地被人类社会的过往类似的事件和行为证明是有效的，所以它才慢慢地固化为一种有效的理念，一套有效的行为规则、行为机制。当我们去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思考传统、事件和记忆，尤其是集体的记忆，而不仅仅是个体的记忆。传统是一套做事的行为机制，这个机制不仅仅是个人的，它是个人所在的群体普遍认可的、共有的集体记忆。所以传统是属于集体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传统具有地方性，或者说传统具有本地性。

吉登斯说，他理解的传统是与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包含仪式；传统与真理联系在一起；传统有守护者；传统有别于习俗，含有道德和情感的约束力。①

吉登斯说程式概念本身是具有真理性的，而传统是具有真理性的，因为传统总是和它联系在一起。传统的权威性是和程式性概念的真理性密切相关的，如果离开这个，传统就不具有权威。而且，吉登斯认为传统和传统的守护者具有相关性。谁具有对程式概念的解释，那么,它就拥有对传统的权威。任何一个传统都有守护者，而守护者才是程式概念真正的真理性的解释者。在传统社会里，传统的守护者是长辈、智者，无论是长者还是智者，他们都有一个统称——主人，他们是这群人的统治者。这个统治者称号是根据传统的规则获得传统的地位之后所拥有的。传统不是有明确规则的规则，但却有约束力，这个约束力来自传统本身真理性的力量，而这个真理性的力量是传统的守护者赋予它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讲的传统通过道德和情感发挥约束力。这里，吉登斯看到了传统的价值倾向，认为传统是一种价值的力量。很多人会把情感视为一种非理性的东西，似乎它和价值判断无关，但事实上任何人的情感都具有价值倾向性，因为情感的养成、情感的培养是基于人过往的理性认知，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而道德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认为，道德是关于善恶美丑的一种判断，当我们说什么东西是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做了一种价值判断。

吉登斯认为，传统不完全等同于习俗，它是含有道德和情感的约束力的。这里，吉登斯强调了传统的价值特征。传统是有价值特征的，或者说是有价值倾向的，吉登斯为什么费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传统，实际上他是研究一个现实的人、一个社会中的人的价值倾向、价值情感是如何慢慢地通过生命历程被培养起来的，被建构起来的。通过对传统的记忆，这样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我们不断地生产出蕴含于传统中的对过去的事件或状态的解释，实现了传统的完整延续，并把与此相关的道德和情感所具有的约束力培养起来。这样的话，传统就通过一种集体记忆的动态过程，以及在时间上不断地阐释，发挥了一种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在一起的作用。

如果说传统在培养社会人的基本的价值态度、价值立场、价值倾向性上有这样的一种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作用的媒介是什么,换句话说它的载体是什么,就是仪式。仪式是和传统所具有的真理性的约束力联系起来的，因此，传统被重构的过程也是仪式会发生变化的过程。但是，无论仪式怎么变化，它总是和人们当下的行动诉求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使仪式发生变化的是人们当下的行动诉求。因为传统的约束力是通过仪式发挥出来的，体现传统的价值立场、价值倾向以及价值诉求。

每一个个体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历史化的生成和传统发挥它的作用的历程是同步的、吻合的，因此，我们要去改变传统的时候，我们只能根据人的现实的行动诉求和传统的价值诉求之间可能的弹性来进行结合。所以仪式的调整对接的是当下的行为，或者说是当下的行动诉求。如果说完全遵从仪式所具有的传统的价值作用，那它和当下的价值诉求是无法发生关联的，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通过仪式的不断重构，重构了传统的核心理念。

仪式通过证据式参与，使传统对社会生活的建构力体现出来。不去参加仪式化活动，意味着对集体文化所认同了的真理性的东西的背叛。所以说，传统是通过仪式不断地被重构而具有了一种权威性的。传统就是这样不断地被重复，通过重复不断地被解释，不断地进行仪式的演化、重构，不断地被传播。可以看到，传统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联结过去现在的功能，是因为它和道德、情感有关系，所以传统体现的不仅是这个社会做了什么,还是这个社会应该做什么。而这些都源于传统的守护者的解释活动。传统是如何对现在发挥影响作用的，通过解释、仪式的不断重构，通过它所具有的道德和情感的力量体现出来的价值倾向和态度，对社会发出秩序化的指令。因此，传统所具有的功能，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权威者的功能。什么是权威者，权威者就是能够发布约束性命令的资格，或者是对某种知识的控制(真理性的拥有者),二者有时是分开的，有时是合二为一的，所以权威具有意识形态，或者是权力的非人格化手段的作用。所以，权威是一个非人格化力量的手段，它是抽象的。

到了现代性社会，传统被逐渐解构了，过往事件的印痕记忆**，在身份建构和社会规范的意义上也变得不确定。印痕记忆**，吉登斯在这里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事件本身的客观的、真实的记载更加接近事件本身；另一方面的含义是越来越个体化，而不是变成一个群体性的。在过去，传统是我们解释事件的框架，传统是一套理念，一套行为规则，一套机制，这个机制给我们提供了稳定的、统一的认知框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共有这套框架，所以它有确定性，有统一性，大家都会统一到传统所具有的核心的价值诉求中去。而到了现代性社会，尤其是到了高度现代性社会的时候，传统被逐渐的解构了，专家系统出现了，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被充分激活了，这个时候如何认识事件的认知模式就发生了变化，就是解释的框架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统一的框架。所以吉登斯说，科学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理性，将取代无思考能力的传统的规则。传统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它作为统一的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价值倾向的建构能力，这个时候个人的知识、责任变得重要了。就是说对发生了的事件如何进行解释，传统不能给人提供太多的帮助，这个时候需要个人理性的积极参与。

传统给我们所提供的解释框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本体性的安全。吉登斯一再地讲本体性安全，因为本体性安全意味着我们克服了我们的焦虑。而现代性社会，鲍曼(Bouman)讲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灾难性的东西就是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情感和心理上的焦虑。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知到。传统解决的是一个确定性问题，确定性是一种信任，对环境，对世界，对过去、当下、未来的信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需要重构我们的认知，要进行一场认知革命。

综上所述，传统通过仪式使自己能够存留发展，而且通过仪式这样一种保证存留的手段把过去的不断重构与人的实际行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中使传统卷入到现在。同时，仪式还通过提供文化社群共享的证据，即参与仪式代表了某种日后难以背弃的公开承诺。①

总之，传统就是重复，它预设着一种与理性探索相对立的真理。传统对现在的影响首先诉诸情感。因为在吉登斯看来，从弗洛伊德以降，现代状况的困境被看作如何克服我们早期生活中所内置的编程。因为传统的道德本质与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阐述过程密切相关。传统所体现的不仅是一个社会做了什么,而且体现了这个社会应该做什么,而这都源于守护者的解释活动或者说解释行为。传统具有的控制力，通过传统为坚持者提供的一定程度的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而发挥效力，也正因如此，传统的行为模式和信仰提供了一种克服人的焦虑的情感机制。传统居于信任的中心地位，是信任的导向机制。

吉登斯同意权威具有双重含义的看法。认为权威既指个人或集团所拥有的对其他人的权威，即拥有发布约束性命令的资格，也指知识的控制。有时两者合二为一，成为意识形态或权力的非人格化手段。权威属于守护者的领域，权威拥有者更像是主人(传统规则、传统地位确定的主人),传统规则很少有明确规定，主人拥有对规则广阔的自由解释空间。科学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理性将取代被认为无思考能力的传统和风俗的戒律，认知观被重构了，但传统的情感特性却基本上未受影响。因此，现代性的认知革命的另一面是强迫。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强迫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它表现为不同的形式。①而强迫性是凝固的信任，是没有对象却永存不废的信奉。②这种强迫性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它是隐藏的，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强迫性的社会。吉登斯讲现代性社会是一个权威的社会，这样一个权威的社会不同于传统的权威的社会，这个现代性社会的权威是专家系统所具有的。专家系统之所以拥有现代性权威，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权威依赖的是理性合法权威。理性合法权威的基础是对颁布规则的合法性的信任，以及对据此规则选拔出来的权威所拥有的发布命令的权力的信任。

在这里，吉登斯并没有明确指出现代性社会秩序依据的是专家系统和抽象体系，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普遍性态度。它包含两个基本点：第一个基本点是规则的合法性。现代性社会是一个规则化了的社会，但是规则本身有没有合法性以及合法性的强弱，影响着我们对它的遵从。所以法律规则要百分之百遵从，而对道德规则的遵从却有大的差异。第二个基本点，是根据规则选拔出来的人所拥有的权力的信任，这就是合法性权威。

因此，他说权威的基础是这两个，机构就是官僚体制。吉登斯所强调的权威的基础是合法性的、规则的信任，以及根据规则选拔出来的权威的拥有者的信任。所以他说约束和管制是官员和机构行为的总特征，应该说约束人、控制人是官僚机构的总特征①。约束、控制本身就是强迫性，现代性社会运行的普遍的机制就是官僚制，而官僚制本身是有强迫性的。任何一个官僚机构是有目标指向的，它的结构设置是为了完成机构的目标，人在某一个机构的位置是承担这个组织机构总的目标，谁占据这个位置，就是最能够保证这个位置的目标充分实现的那个，所以机构承认的是人承担这个结构位置的能力，而不是这个人。在现代性社会高度发展的前提下，社会成员的教育和专业技能被普遍地提高了，所以占据组织中同一个结构位置的候选人越来越多，究竟谁占有这一位置，是根据能够完成结构位置能力的大小以及和其他结构位置的合作的能力来确定的。所以，吉登斯说，工作是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今天我们首先获得生存资源的基本手段和基本条件，不去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就不能体面地生活。我们认为，即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也是需要劳动的，所以马克思才讲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为什么劳动是第一需要，因为是人成就自我生命的需要，那时的劳动已成为生命实现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手段。

吉登斯讲官僚机构的总特征是控制和约束。他说在官僚机构里承担管理岗位的是官员。官员就是广义上的专家。但是紧接着吉登斯又说，专门知识是比官职更普遍的一种现象，这就意味着人必须充分履职，去履行好约束和管制职能，才能持久或相对稳定地占据那个位置。他说专家是能成功占有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但专家是相对而言的，在行动的具体情景中，技能和信息的失衡使得一个人相较于另一个人来讲成了权威，就是说专家是否具有权威性，是相比较而言是不是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所以吉登斯讲的专家的权威性具有不确定性，是相比较而言的。可见，专家具有的权威是不同于传统权威的，因为专家拥有的专门知识是抽离性的(专门知识从根本上说是非本地性的),专门知识依靠的不是程式真理，而是对知识的可矫正性信念，专家的知识积累包含着内在的专业化过程，正是专门知识与日益发展的制度的自反性的相互影响，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技能和知识不断地损耗并被重新配置。①

总之，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越来越受到来自地方性和全球**互作用的影响，生活与社会活动的组织越来越处在不断的重构之中，个体需要在专门知识、抽象系统提供的多样性方案中对自我的生活方式选择进行估算或者说进行价值评估，反思和断裂将现代从传统秩序的连续性中分离了出来，现代性脱域的未来，把人类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风险中，而给人提供连续性、稳定性、同一性秩序定位的传统，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正在逐渐被消解，传统的控制功能也愈益丧失，印痕记忆更加**，身份建构和社会规范的意义也变得更加不确定。因而，传统提供的对过去的重构变为更加明显的个人责任——甚至是个人的迫切需要。②个体的同一性获得被打破了，本体性安全日益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