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启蒙思想曾受惠于明治日本，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学术界迄今未予重视，未曾展开讨论，基本上处于各说各的状态之下。
笔者以为，就如何看待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这个问题来说，首先须处理好日本因素与其他思想资源的关系。在梁启超思想研究中，学术界长期来重视西学因素和中国传统因素，以及两者在梁启超思想中的紧张感，比较忽视日本因素，的确有其局限性。但有些学者走向另一极端，只讲日本因素，同样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无助于对梁启超思想的全面把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明治日本固然是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绝非唯一的来源，同时也有中国传统思想因素和梁启超通过明治日本之外所获得的有关西学知识，诸如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报纸杂志所介绍的西学知识，严译西学名著,以及梁启超本人亲自游历美洲、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的观感，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的影响，等等。此外，其他一些非思想因素，尤其是国际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也对梁启超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时所应注意的。
以20世纪初的梁启超新民说理论来说，虽然如《东学背景》和其他学者所说，是受了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日本思想家和著作的影响，但将梁启超的新民说完全归诸明治日本思想影响的结果，未免失诸简单。众所周知，“新民”是戊戌时期即已提出的一个口号，其中又以严复的阐述最为透彻。而严复当时提倡“新民”说，迄今没有资料表明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响，其理论根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此外，当时西方人士对中国民族性的讨论也唤醒了戊戌维新思想家们对“新民”重要性的认识。①戊戌时期梁启超虽然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活动，但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也是完全认同的，他本人在发表《变法通议》之后，就曾有意“集天下通人宏着，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批评社会上的通人魁儒对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②虽然梁启超当时所说的“新民”,与他流亡日本之后所讲的新民有不同内涵，但两者之间显然有着继承关系。
并且，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除了是戊戌时期“新民”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之外，也即受严复和西方社会有机体论思想的影响外，其实与林毓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①也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人心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所说的“修齐治平”“人存政举”,便是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它们与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人所提倡的学习西方文明之精神以及“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主张，分明有着相通之处。事实上，梁启超本人在宣传新民理论时，也明确将中国这一传统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在他发表的《论新民为今日
中国第一急务》一文中，梁启超便将《孟子》所说“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的古训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而他所说的“新民”一词，则直接取于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警句。在他所著《新民说》的各篇文章中，梁启超除大量引用西方和日本的历史事例以及思想家的言论外，也常常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摘引相关言论或历史故事，以阐发他所提倡的新民理想的意义。例如在《新民说·论自尊》一文中，为宣传福泽谕吉“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思想，梁启超就援引了伊尹、孟子、庄子、杜甫等人的相关言论。所有这些事例，无不表明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有着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此外，就非思想因素来说，20世纪初梁启超之所以热衷于新民说理论，又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自上而下的改革遭破灭，梁启超成为一名纯粹的启蒙宣传家，新民理论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宣传主题，正如梁启超本人在1903年为他宣传新民说所做的辩护中所说：“吾以为新闻记者之责任，其必在于新民也已。”②我们看到，随着梁启超的兴趣重新转向实际政治活动，在1903年游美归来之后，他对宣传新民理论的热情便大为减弱，到1906年立宪运动开始后，便完全放弃新民理论的宣传，在《新民丛报》第72号发表《论民气》一文之后，终止了《新民说》的写作。笔者以为，日本因素在梁启超新民说理论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了梁启超原有的新民思想；二是为梁启超所要塑造的“新民”形象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料，如果没有“东学”背景，梁启超当时要写出那部脍炙人口的《新民说》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对专门探讨梁启超与日本关系的学者来说，他们在研究中将重点放在日本方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但倘若在论证或表述过程中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完全归诸日本因素，不对其他因素予以适当的关照，这就将梁启超的思想简单化了，并且其所建立的关于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的那种单向的紧密关系也很难令人信服。就此来说，《东学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再者，在处理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东学背景》和其他一些学者采用近似“学案体”的方法，将梁启超思想与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亦须谨慎为之。事实上，对于如饥似渴汲取新知识的梁启超来说，其思想不可能只简单地受某一具体思想家或某部著作的影响。以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思想关系来说，后者无疑在文明论方面对前者产生过影响，但同时正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指出的那样，文明论是当时日本思想界和舆论界的一个共同话题，梁启超所置身的世纪之交的日本已不再是福泽谕吉《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所标榜的“文明之精神”时代，而是早已经过加藤弘之、陆羯南、德富苏峰等“社会进化论”“国民主义”“国权主义”“帝国主义论”等各种理论和学说过滤的时代，因此，对梁启超的文明论产生影响的，自然不限于福泽谕吉一人，并且，梁启超的文明论自然还会与福泽谕吉有所区别。①同时，《东学背景》在探讨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启蒙思想关系时，只讲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方面对梁启超的影响，又会存在可能忽视梁启超在其他方面也受过福泽谕吉影响的危险。这在作者讨论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与梁启超思想关系的时候，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再如，《东学背景》和一些日本学者都注意到梁启超20世纪初所做的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论文，大多以中兆江民《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将梁启超此类文章都归诸《理学沿革史》,可能又会疏忽其他日文著作的影响。至少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明确表示该文的写作除了参考中兆江民的《理学沿革史》之外，另参考了陆奥宗光译的《利学正宗》、边沁的Theory of Legislation、纲岛荣一郎的《西洋伦理学史》和《主乐派之伦理说》、山边知春译的《伦理学说批判》、竹内楠三的《伦理学》、田中泰磨译的《西洋哲学者略传》、杉山藤次郎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小野梓的《国宪泛论》、冈村司的《法学通论》和有贺长雄的《政体论》。①梁启超所列的参考书可能有标榜的成分，但他所写的文章和思想不只受某一日本思想家或日文著作的影响，却可能是真实的，值得认真对待。
并且，除了受日本思想家和日文著作的影响之外，梁启超日常所接触的明治日本社会及其风尚，也必然给他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例如当时的日文报纸杂志，便是梁启超吸取相关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梁启超在1899年12月所写的《汗漫录》中就提到他初到日本，通过阅读报纸，接触了解日本的情景，自谓“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②。后来，在他所写的《双涛阁日记》里，梁启超也将“读报纸”列入他每天的功课之一。此外，梁启超在文章中也常提到明治日本社会风尚对他的影响，他后来曾这样描述对日本社会风尚的感受：“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蹴蹋，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③
因此，在考察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兆江民、加藤弘之等日本思想家及其著作与梁启超启蒙思想之间关系的同时，适当关照日本思想界其他一些人物和著作乃至当时日文报纸杂志以及当时日本社会和风尚对梁启超思想的交叉影响，这不但使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日本关系的研究更有立体感，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弄清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真正来源，或许还会有新的意外发现。
需要指出的是，对梁启超受众多明治日本思想家和明治日本社会风尚的交叉影响，《东学背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在考察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时，作者常常提醒读者注意，此时梁启超同时也受到其他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响，但可惜未做具体分析。
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将梁启超视为明治日本思想的简单的抄袭者或被动的接受者，还是将他看作一位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家。有些学者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与日本的关系时，由于片面强调日本因素，忽视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其他思想来源，往往单向考察明治日本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将梁启超看作一个简单的被动的受体，而比较忽视反向考察梁启超作为一名思想家所做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狭间直树教授在研究中似乎就持这一观点，他曾在《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共同报告》的日文本的序言中这样强调：“在此，我想提及的是，与其说是梁启超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摄取明治时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倒不如说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培养’了梁启超。”
笔者以为，将梁启超说成明治日本思想的被动受体者或抄袭者，这是对梁启超思想的进一步简单化，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这一研究的思想和学术意义。事实上，梁启超本人的文章和一些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梁启超作为一名启蒙宣传家和思想家，他在摄取日本明治思想过程中，无论是抄袭，还是客观的介绍，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和需要，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知识背景加以取舍，甚至进行刻意的修改和创造性的阐发。
例如，尽管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系抄袭平田的《国家论》或吾妻的《国家学》,但在抄袭过程中梁启超却对译本做了大量的取舍：对日译本著作中中国人可能不感兴趣的有关叙述欧洲立宪制度演变历史的第三卷第四章和第四卷第三章以及第五卷《国家与教会》删去未译；对日译本著作中第二卷《国民与国土》有关民族与国民、国民与社会部分的内容，也因为梁启超当时认为“nation”(族民)与“volk”(国民)的区别没有意义，反而会引起混乱而被删去；同时因为当时梁启超在政体选择上尚犹豫不决，因而有关对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共和制的分析也被删去；而在1903年梁启超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后，许多被删去的内容又在他发表的《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重新出现。①又如当梁启超翻译明治日本政治小说时，它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过时，介绍明治日本政治小说主要是为梁启超提供了一种新的宣传工具；并且，在翻译日本人柴四郎的《佳人奇遇》时，梁启超除了在康有为的压力之下，将小说中体现反清思想的文字删去之外，还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其中宣传大日本侵略主义思想和有辱中国的文字做了重大的修改。
再如，根据日本学者松尾洋二的研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大量西洋人物史传，诸如《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
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虽然几乎是相关日文著作的翻译，但这些史传经梁启超的翻译和加工之后，“简直就成为一部思想性著作”②。根据台湾学者黄克武的研究，梁启超笔下的康德虽然以中江兆民所译法国学者Alfred Fouillee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也非后者的简单复述，不但译介的内容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且还充满梁启超个人所做的阐释，既有康德、Alfred Fouillee、中江兆民等人的影子，也有佛学、儒学等思想因素，呈现出各种理念交杂、互释的景象。①根据学者蒋俊的研究，梁启超的《新史学》虽然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影响，但同时也非简单地摘取其中的某些观点或移译个别章节，而是着重于融会、改造和创新，进而为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辟出一条蹊径。②
不但如此，即使对文章中出现的一些日语词汇或术语，梁启超也有所鉴别、批判和创新。例如为避免日语“经济”一词与中国传统典籍中“经世济民”“经世济俗”含义相混淆，梁启超在文章中便曾以“富国学”“资生学”“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等取代日语中的“经济”一词③;梁启超在文章中采用日语“论理学”(logic)一词，则是他在比较中国旧译“辨学”和严译“名学”的优劣之后所做的一个择善而从的选择④;梁启超文章中所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词，系为他在综合日译和西文原意基础上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创新，梁启超曾解释道：“此派之学说，日本或译为功利派或译为利用派；西文原意则利益之义也。吾今檗括本派之梗概定为今名。”⑤至于梁启超文章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表述，又为他对社会学术语中日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和严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做的一个综合⑥;对于日语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梁启超更是从自己的政治主张出发，曾发表有名的《释革》一文，批评日语中的“革命”一词未能正确地传达近代西方所说的“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而与中国古代所谓的以暴易暴的易姓革命相混淆，主张以“变革”一词取代日语中的“革命”一词。①
总之，梁启超文章受到明治日本思想影响的事实，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宣传家，或为丝毫没有个人创见的思想家；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代“舆论界之骄子”,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有关明治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研究，实际上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受体的梁启超在哪些方面接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二是作为主体的梁启超在摄取过程中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术界主要侧重第一层面的研究，对第二层面则未予足够重视。《东学背景》对梁启超的主体性一面虽然有所关照，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梁启超在摄取东学过程中所做的一些有选择性地取舍或修改，但总体来说，主要还是以考察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为主，对梁启超的主体性一面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分析。
最后，在考察梁启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学过程中，似有必要进一步将其放到近代东亚文明转型的角度予以思考和把握，而不仅仅局限于就梁启超论梁启超。东亚各国的历史和国情虽然不尽相同，但相对于欧美西方文明，大体又有着相似或相近的道德和价值取向，构成与西方文明有别的东亚文明共同圈。因此，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糅合西学、中国传统和日本东学，创造新学的过程，不只是梁启超的个人思想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为世界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东亚文明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回应，以及东亚文明向近代的转型，深刻揭示了世界近代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梁启超在重建近代中国价值和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就有很强烈、很明确的东亚文明意识。他流亡日本之后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清议报》的宗旨，除了激发中国“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说”之外，便是要“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①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明不只是中国一国的文明，也是东亚文明的代表和象征。梁启超曾这样明确宣称：“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②同时，在他当时对“黄色人种”“白色人种”亚洲与欧洲之大势所做的大量表述中——不管这些表述是祖述当时日本人的观点，还是直接受当时西方学术的影响，我们都可感受到梁启超对东亚文明和东亚国家历史命运的深沉关切和他的世界意识。因此，在考察梁启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学知识、重建近代中国价值和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还应思考梁启超当年所做的工作对近代东亚文明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启示，从而也可引申出我们对明治日本思想文化进行深沉的反思，而不再拘泥于单向考察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总之，倘若我们能将东亚文明意识自觉地带入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研究之中，必将使这一研究更有思想性，也更有价值。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