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界关系的著作，《东学背景》除了选题有价值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研究内容充实，有相当深度，具有以往国内这方面研究所没有的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由于《东学背景》的作者曾在日本留学10年，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本身就有很深的“东学背景”,因此，《东学背景》在将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思想进行链接的过程中，不同于以往国内学者所采用的格义附会的平行比较研究，代之于以已有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①,将梁启超的文章与日文著作进行缜密的对勘和比较，从而揭示梁启超到底在哪些方面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具体又是受了哪些日本思想家和日文或日译著作的影响，以及在摄取过程中梁启超本人做了哪些选择和修改。

通过对勘和比较，作者发现梁启超当年以西方文明为终极目标的一元化近代化理论和在摄取西洋文明方式上的精神文明优先论，以及“新民”的立国主张，深受有“东方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的《文明三界之别》实际上只是祖述福泽谕吉的观点，同时将福泽谕吉的文明、半开化、野蛮三阶段论纳入其“三世说”的理论框架之中。反映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新民说》和《自由书》一方面摄取了明治时期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中村正直的思想和他所译《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著作中的内容，但在如何改造民众、树立新民问题上，梁启超并不接受中村正直所强调的儒家敬天爱人和西方基督教精神的作用，在引用中村正直的文章时，特意对体现这一思想的文字做了篡改。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民约论矩之卢梭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文章，大部分是以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同时，梁启超有关“文明之自由""野蛮之自由”“思想之自由”的论述，很大程度也为中江兆民自由观的翻版。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和《论教育当定宗旨》等文中所表达的有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见解，直接受明治昭和时期教育家、政治家高田早苗的《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和日本政治学者浮田和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的影响，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纯属防范与自卫性质，并不具有明治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所具有的那种进攻性和侵略性。梁启超放弃卢梭天赋人权说，宣传强权论，基本上又只是祖述日本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加藤弘之的观点，稍有不同的是梁启超又用他所熟悉的公羊“三世”说理论，描述加藤弘之有关强权经由“偏颇的进步”向“遍通的进步”,最后形成“宇内统一国”的发展过程。

《东学背景》所做的这一研究，具体而微地揭示了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明治日本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前国内学者单纯依靠中文资料进行研究所不能企及的。就此来说，《东学背景》堪称一部可与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接轨的学术著作。

《东学背景》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将梁启超的文章与日文或日译著作进行细致而艰苦的对勘研究外，还以近乎一半的篇幅，对作为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诸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启蒙思想家的生平、著作、思想渊源和地位，以及明治时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和国家主义思潮的演变等，做了深入的梳理和论述。阅读《东学背景》这一部分内容，令人有一种在读一部明治日本思想史的感受，我们从中可对构成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的思想脉络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对梁启超启蒙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福泽谕吉是一位倡导“脱亚”论的明治启蒙思想家，除了受幕末“丰后学”这一派学术的影响之外，其西学渊源主要来自他几次对欧美的访问，其中《西洋事情》为福泽谕吉访问欧美的一个总结，《文明论之概略》来源于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和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Cuizot)的《欧洲文明史》,《劝学篇》则以韦兰德(Way-land)的《伦理学原理》为蓝本编写而成。中村正直则是一位主张“古今中西道德一致”论的启蒙思想家，其西学知识直接来源于他在英国的留学经历，他的两部对日本思想界和梁启超思想产生影响的日译著作《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均为19世纪英国思想家的著作，前者译自英国人斯迈尔斯(Samuwl Smiles)的《自助论》,后者译自英国人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论》。中江兆民系为明治时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一位代表人物，其西学知识主要来源于他在法国的留学经验，他也因此以宣传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式自由主义为己任，有“东洋卢梭”之美名。加藤弘之系为明治、大正时期的政治学家和教育学家，其思想演变以1881年为界，经历了由服膺卢梭天赋人权说到服膺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的转变过程。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则经历了明治之前“国富”派与“国强”派的分野到明治初年“国权”派与“内治”派的分野，以致后来演变为主张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改进党”派和主张欧陆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派以及倾向国家主义的“帝政党”三派的分野。明治时代的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更是五花八门，首先是在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启蒙思想家中即埋藏有日本亚洲优越论和主导论的思想，至中日甲午战争后，则有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山路爱山的适者生存论、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以及望月小太郎、高田早苗、泫本诚一等所提倡的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论。

《东学背景》所做的这一工作，不但表明作者在日本历史尤其明治日本思想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更为重要的是，鉴于梁启超启蒙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东学，因此《东学背景》对明治日本思想的溯源，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梁启超启蒙思想的溯源，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是很有裨益的。

例如，《东学背景》对明治日本西学来源的考察，就有助于我们弄清梁启超在接受西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变异到底是他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还是由于明治日本思想家的过滤，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于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中将穆勒《自由论》中一再讨论的“社会”与“个人”对立的问题转变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问题，从而抽去穆勒《自由论》中限制社会暴虐、确保个人自由的主题，黄宗智在研究中最先发现，并认为这一曲解主要出于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关怀，同时也是因为受了明治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①而《东学背景》在追溯明治日本西学知识的来源时，则根据日本学者土屋英雄的研究，发现梁启超的这一曲解实际上另有所源，其始作俑者为中村正直，他在明治五年将穆勒《自由论》翻译成日文著作《自由之理》时，便将“个人”(individual)译成“人民”,将“社会”(society)译成“政府”。虽然根据这一发现，我们尚不能完全断定梁启超对穆勒自由主义思想的曲解是阅读中村正直《自由之理》的结果，但它无疑为我们解释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再如，《东学背景》在追溯“东学”的西学来源时还发现，明治日本在输入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学理论时也有所曲解，他们有意淡化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反对君主专制统治、主张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等带有进步性的内容，将其主张国家至上的保守性一面加以发扬和利用，以为明治政府建立一个国权优于民权的国家服务，明治日本所做的这一取舍，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梁启超对伯伦知理思想的摄取，致使梁启超将国家至上的干涉主义思想奉为圭臬。同样，在接受卢梭的自由观上，由于受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过滤，梁启超也将自由的最终目标放在“向上以求宪法”“排外以伸国权”上。《东学背景》所揭示的近代中日两国启蒙思想家在摄取西洋思想中的选择和再创造，也深刻揭示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差异和近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此外，《东学背景》所勾勒的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的复杂图景，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初年梁启超言论的多变和自相矛盾，也不无帮助。从作者所勾勒的明治日本思想图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思想光谱组成的。在这些思想光谱中，既有近代西洋思想，也有传统儒学资源；而在近代西洋思想中，又有英吉利功利主义学派、法兰西自由主义学派和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之分；从对摄取西洋思想的态度来说，则有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突出中西文化之差异的“脱亚入欧”论，也有以中村正直为代表的强调中西道德同构的“东西文明融合”论。明乎此，我们对当年梁启超在积极将明治日本思想介绍到国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言论上的矛盾，也就不必过于惊讶，或做一些无端的臆测。

《东学背景》的第三个值得称道的显著特点，是“忠实于资料”的精神。思想史研究最忌不读原典，断章取义，投机取巧，作无稽之谈。《东学背景》虽然吸收了前人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但其研究则无不建立在大量阅读原典、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其对梁启超文章与日文著作所进行的对勘比较研究，自不待言，即使对明治日本思想的梳理，作者也阅读和引用了不少日文原典。为说明作者在收集资料上的用功之深，以及这种基于资料基础上的研究对推进学术的贡献，兹举一例。对于发表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横滨《清议报》上的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法国巴斯蒂和日本狭间直树教授都专门发表过文章，他们的共同结论是1899年6月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并非梁启超所译，1903年10月发表在《新民丛

报》第38～39号上署名梁启超的文章《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其实也非梁启超本人的作品，它们都是抄袭了1899年日本12月东京出版的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但《东学背景》并不囿于两位大牌教授的研究，为弄清梁启超所译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论》出自的日译著作，作者广泛搜集不同版本，发现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横滨《清议报》发表伯伦知理《国家论》译文之前，该书的日译本多达6种：明治五年至十二年版的加藤弘之的《国法泛论》、明治十三年版的石津可辅的《国会泛论》,明治十四年版的平田东助的《国家论》、明治十五年版的平田东助的《国家论》、明治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版的平田东助的《国法泛论》、明治二十二年平田东助和平冢定二郎合译的《国家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对这些不同版本进行对勘、比较，进而发现平田东助和平冢定二郎合译的《国家论》是当时日本较为全面和准确介绍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译本，1899年12月13日东京善邻译书馆、国光社出版的吾妻兵治的《国家学》实际上为平田本的直译，两者不但卷数和章节完全一致，而且遣词造句也十分相近。鉴于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伯伦知理《国家论》时吾妻兵治的《国家学》尚未公开出版，以及平田本早在1896年即被康有为收录在《日本书目志》第五卷的政治门中，我们在阅读《东学背景》对有关伯伦知理《国家论》日译本所做的介绍之后，就有理由对此前巴斯蒂和狭间直树两位教授提出的《清议报》发表的伯伦知理《国家论》系为吾妻本的直译这一观点表示怀疑，而倾向于更有可能是平田本的直译。①此外，《东学背景》第一章对戊戌时期梁启超了解东学的途径及其初到日本时与日本政界的关系所做的梳理，也是目前国内论述得最为详尽的。

总之，《东学背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忠实于资料”“十年磨一剑”的学术追求，是十分突出的，它也因此深得有关学者的推许。如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即称赞《东学背景》“这种研究，与那种随意性的‘断章取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的忠实贯彻，无论在什么时代，学术研究才能常常显示出它的本来意义。”(见该书“序”二，第2页)耿云志教授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匡民君此书，确是有关此一课题的最新的、最扎实和最可信的研究成果。今后凡做此项研究的学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不能不参考、借鉴这本书。这就是此书的成功和它的价值所在。”(见该书“序”一，第2～3页)这些学人的推许，实际上肯定了《东学背景》是梁启超思想研究中一部难得的原创性学术著作。

当然，如同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一样，《东学背景》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第一，《东学背景》虽然较为尊重前人的研究，对他所参考过并认为有价值的相关成果，都做了脚注，但遗憾的是未能对其所探讨的问题进行很好的学术回顾和总结。如前所述，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的关系，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多，也最有深度，倘若作者以日本学界为中心，同时兼顾欧美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对以往的成果做一系统的清理，不但更符合学术要求，而且还可以使作者所做的研究更为有的放矢；并且，作者也是最有资格做这项工作的学人之一。

其次，梁启超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史学、宗教等众多领域；从时间跨度来说，日本思想界对梁启超的影响虽然以他流亡日本初期最大，但又不只限于这一时期，事实上直至梁启超晚年的一些著作，也有日本的思想资源。如此繁富的内容，显然不是《东学背景》一书所能覆盖，并且我们也不能做此要求，但《东学背景》既然取名为“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似有必要对该书所要探讨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纬度和经度加以限定，并做适当的说明；否则，也易留下受人攻击的口柄。①

再者，在如何看待和估价梁启超启蒙思想中的日本思想资源上，《东学背景》也有可议之处。鉴于这是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笔者属意留待下文专门讨论。自然，下文的讨论也就不全针对《东学背景》,希请各位读者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