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评三部著作，大体反映了近50年来海外梁启超思想研究的现状。具体说来，李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冲击—回应”和“传统一近代”研究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张灏的《过渡》一书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海外一些学者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黄克武的《选择》则深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形成的“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梁启超思想研究在海外学者中有着如此持久的吸引力，这是非同寻常的，它充分表明梁启超作为中国过渡时代的典型人物，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而海外学者在梁启超思想研究中存在的歧见，又表明要理解梁启超的思想，远比弄清他的活动来得困难，同时它还表明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远未走到尽头，尚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笔者以为，就海外的梁启超思想研究来说，以下两个问题是今后研究中应加以注意的。

第一，如何把思想家的哲学思辨与史学家的求实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结合。重视研究方法，善于提出问题，富有时代感，这是海外学者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点。但在研究梁启超思想中，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必须经受史实的检验，切不可先入为主，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六经注我，借梁启超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可以假设，可以大胆地进行逻辑推理，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作为一个思想史家，他就必须将思想家的哲学思辨与史学家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不但要合乎逻辑，更要合乎历史，诚若美国学者柯文所说：“每种理论取向都有自己的逻辑。但是，如果说数学家只需为其逻辑的本身是否严密而操心，历史学家则除此之外还得操心其取向的逻辑是否和确实发生过的往事相互吻合。如果史家不能使自己的逻辑经受与史实是否吻合的考验，而相反地把自己的逻辑强加在史实上，他就用合理性代替了真实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就要遭殃”①。

第二，如何走出李文森的阴影，开拓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新领域。海外学者尽管撰写了多本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但重点主要集中在他的中西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他们的关注点不同程度地被框在李文森所探讨的问题之内，这对全面了解和认识梁启超是很不利的。事实上，除中西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之外，至少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和学术思想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在寻求国家近代化过程中，梁启超曾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财政、货币、引进外资等问题都做过深入认真的思考，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并力图将自己的经济思想付诸实施。至于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其重要性更不在政治思想之下，他一生所著的学术史论著远在政论文之上，尽管他的学术史研究相对于王国维、陈垣、汤用彤、陈寅恪、顾颉刚等专家来说，或许有务广而疏、好博而浅的缺陷，并常常将自己的政治意图掺入他的学术史研究中，但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用新眼光、新方法系统整理中国旧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学术史研究，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都是值得总结与反思的。此外，对梁启超的研究也不应停留在他的前期思想上，而应加强梁启超晚年思想的研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一生以善变和多变著称，自戊戌以来他始终不曾丧失在思想界的影响力，始终“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语),因此，只有对梁启超的一生思想做完整的研究，才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梁启超。总之，海外的梁启超思想研究到了该超越李文森，撰写一部涵盖梁启超一生各个方面思想的著作的时候了。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