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发动宫廷政变，将支持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大肆通缉和拘捕变法维新人士。梁启超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领导人，在政变爆发当日即逃入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寻求避难。9月26日，在日本公使馆的安排下，梁启超化装潜往天津，登上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大岛”号。10月11日启程前往日本，20日抵达东京。

在获得日本政府的营救和庇护之后，梁启超进一步产生亲日和依赖日本的心理，将日本看成是中国的唇齿相依之国，希望日本帮助中国改革，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在逃往日本途中，他就曾写了一首《去国行》的长诗，很不恰当地把他此次东渡日本与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说动秦国发兵救楚的故事相提并论，称日本政府决不会像春秋时宋国那样，不明事理，对中国的事情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祸及自身；指出日本是“种族文教咸我同”的“君子国”,在抵制沙俄势力东侵上，中日两国患难相通，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②10月26、27两日，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限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的笔谈中，梁启超正式建议日本政府出兵营救光绪皇帝复政，推行改革，使中国走上富强之道，说道：“敝邦此次政变，非徒敝邦之忧，实牵动地球全局，而贵邦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主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此情事之最易见者，无待仆言也。……故仆等之意，深望贵邦助我皇上复权也。”①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梁启超也大谈中日“同文同种”,极力宣传中日提携，提倡“大亚洲主义”,宣称中国是“亚洲之中坚也，亚洲之境壤，当亚洲自治之，非他种人之所得攘也”。呼吁日本实行“保亚洲独立主义”,劝导清政府，“使其实行改革，以振起国势，杜欧势之东渐”。②1899年创办《清议报》,梁启超就把“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和“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作为该报的两个宗旨。③

为实现中日提携，梁启超极力提倡中国人学习日语，为将来中日合邦之局奠定基础，指出：“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珍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④在经济上，他还建议在日本的中国商会“与日本通人志士联络，以保东方之大局”,指出“日本人知东方之危，故与中国提携之心甚盛，朝野上下多持此论，而于商务尤拳拳留意焉”。⑤同时，他也呼吁日本有识之士“念同种之义，一视同仁”,给予中国商人与西方国家同等待遇，实行“与支那商人为切实亲密联络”主义，“如此则无损贵邦之商界，无害两国之感情，无损大国国民之器量，无坏黄种全部之资格”。⑥

在接下来旅居日本的12年里，梁启超希望日本帮助光绪皇帝复政和中日提携的愿望虽然完全落空，但对他所称的“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和亚洲“创行立宪政体之第一先进国”的日本始终充满认同感，直将日本看作第二故乡。他在到日本440天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吾居于日本，真有第二故乡之感。盖故乡云者，不必其生长之地为然耳。生长之地，所以为故乡者何?以其于己身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也。然则凡地之于己身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皆可作故乡观也。”他表示自己来日本之后，“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①梁启超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吉田晋”的日本名字，给在日本读书的长女也取名“吉田静子”,表达他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敬仰之情。对于梁启超

将日本当作他的第二故乡，当时中国国内一些报纸指责他数典忘祖，背叛祖国，“不知曾念及先人庐墓否”②。

从亲日立场和“大亚洲主义”思想出发，梁启超这一时期在看待东亚国际政治问题时对日本也多加偏袒。例如，对于20世纪初日本侵略朝鲜，梁启超虽然曾写过一系列文章，具体叙述日本吞并朝鲜的过程，以观“日本谋人家国之术”,但对日本的行为并未加谴责，相反，对日本多有崇敬之情，认为朝鲜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如在《日本吞并朝鲜记》一文中，梁启超对日本最终从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国手中吞并朝鲜多表钦佩之情，指出日本成功的秘籍在于：(1)朝鲜政策数十年一以贯之；(2)具有忍辱负重，百折不回的精神；(3)见机至敏；(4)敢于冒险；(5)对朝鲜的渗透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一切为其所用；(6)注意培植和利用民众舆论势力；(7)注意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并进；(8)国内人民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最后评论说：“夫国必自伐然后人伐。朝鲜苟非自亡，则无人能亡之者。理固然也。”①当时，国内报纸批评他在朝鲜问题上“专责韩人，而不及日人”。但梁启超依然从弱肉强食理论为日本吞并朝鲜辩护，坚持日本无可指责，责在朝鲜自身，声称：“生存竞争之世，则安有人道者?虎狼食人，而人将与之评理乎?人食鸡鸭，而鸡鸭亦将与人评理乎?强食弱而弱见食于强，即今世界上所谓最高之德义也。谓日本可责，日本则有何可责者?人之爱国，谁不如我?”②

同样，对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渗透和侵略，梁启超也不加谴责，反而采取默认态度，对清政府方面为抵制日、俄两国的侵略而采取的外交活动都予以否定。如清政府为反制日、俄的侵略而有意与美国、德国结盟，梁启超就撰文斥责“中美同盟论中德同盟论，皆亡国之言也”,认为中国作为弱国，在列强的竞争中，以不加入任何一方为上策，国家“非恃同盟以图存”,中国与美、德结盟并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于中国有害，“同盟之结果，除敬赠同盟国以种种特权，且附赠同盟以外诸国以种种特权外，更何所得也存在?”指出“彼日俄两国牺牲数百兆金钱，数十万民命所得之权利，我且历历以条约承认之者，而谓以

第三国之抗议，能使其放弃乎?”③他还批评清政府与美国签订锦瑗铁路借款合同及接受美国提出的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是“徒为此独坐穷山引虎自卫之计”,比日俄控制为害更大，将造成各国“共同一致以制我死命也”。④梁启超甚至建议中国放弃维护东三省主权，指出：“满洲已成难收之覆水，已碎之坠瓯，欲策满洲外交，宜在十年以前，今则晚矣。今日如有良外交家，惟当殚诚竭虑，沈几善变，求使无复有第二满洲出现，则我国民受赐多矣。”①

尽管梁启超本人在发表这些言论时一再声称他的这些主张并非因为自己受日本保护而讨好日本，出卖中国利益，谓：“读者慎勿疑吾之为日俄国左袒也，城下之盟，会稽之耻，苟有血气，曷云能忘。吾独非赤县之氓耶?”②但鉴于他的这些观点十分迎合当时日本方面的愿望，以及梁启超归国后对日本侵略政策所持的激烈批评态度，他在日本期间发表的这些袒日言论，不能不说与他当时受到日本政府的庇护有关。

对于流亡海外时期他对日本的感受，梁启超晚年与学生谈到这段历史时，仍感情奔放，不能自己，他说：“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蹦蹋，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