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接触到有关日本的知识，是在1891年师从康有为就读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期间。据梁启超所说，他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康有为就向他讲解过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但梁启超真正开始关注和研究日本还是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甲午战争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此前，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手中虽然已屡战屡败，但在亚洲国家中还抱有一些优越感，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同光中兴”仍寄予很大希望。而甲午一役，中国被同属东方文明的邻国日本打败，彻底击碎了中国人残存的一丝优越心理和“同光中兴”的梦幻，将中国的虚弱暴露无遗。因此，甲午战争给当时中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迫使中国朝野上下对中国的富强之道进行全面反思，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①这样一场对当时中国人造成巨大心理震撼的战争，自然也促使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人对战胜国日本进行重新认识。

在战败之初，梁启超与当时中国国内许多爱国人士一样，对日本在和约谈判中向中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义愤填膺，在北京动员应试举人联名上奏朝廷，反对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但在中日互换和约、尘埃落定之后，梁启超对日本并无恶感，在此后投身变法运动过程中并没有继续进行反日宣传。相反，对日本充满敬意，称赞日本为“今之雄国”“豪杰之国”。②他甚至将日本与美国相提并论，称赞日本是东方的新兴国家，认为“西方全盛之国，莫美国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③。

在称赞日本的同时，梁启超还强调日本与中国文化、语言相近，明确提出中国要以日本为师，他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中这样写道：“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④而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一文中，梁启超说得更加具体，指出：“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钜。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①

在经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奇耻大辱之后，梁启超对日本有如此心态，化干戈为玉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与日本方面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有意改善与清政府的关系，与中国朝野联络，改变日本在中国的形象有直接关系。张之洞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张之洞是一个主战派，主张联俄制日，但在日本方面与他联络之后，他便转向联日制俄。同样，在日本方面的“示好”之下，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在外交上转向亲日，主张“联日”“联英”以“御俄”。

其二，与梁启超当时文化主义和天下主义思想有直接关系。戊戌时期，梁启超尽管已有近代国家观念、主权意识，但他当时依然是一个传统文化主义者。传统文化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不是从近代国家观念看待国际关系，而是从政俗和行事方式等文化方面寻找认同，并以文化认同取代国家认同。根据传统文化主义的观点，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治天下，天下为公，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标准不是民族和地域，而是政俗和行事方式，也就是文化。凡是文化符合儒家标准的即为中国，即使是夷狄，也是君子，应向他们好好学习；凡是文化不合儒家标准者，虽中国而仍然为夷狄。中国与夷狄，本无定名。梁启超当时所撰《春秋中国夷狄辨序》就持这一观点。

其三，与当时中国和日本思想界出现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有密切关系。“大亚洲主义”思想认为，中日两国，乃至亚洲其他弱小国家，同为黄色人种，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西方白种人的侵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中国人都有这种思想，梁启超也多次表达过这种思想。

其四，与梁启超秉持当时思想界反求诸己的思维方式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关。从反求诸己的思维方式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出发，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以及此前遭受欧美国家的欺侮，责任在于自己，不在别国。因此，对于中国的落后挨打，他们并不迁怒日本及欧美等国家，而是号召中国奋发图强，推行改革，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出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以与各国展开生存竞争。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