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他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到中国，他对日本第二故乡的感情很快烟消云散，并走向反日、憎日道路。
1914年9月，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宣布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山东青岛和胶济铁路。对此，梁启超在10月2日参政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就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袁世凯就山东问题答复。1915年年初，在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梁启超公开宣传反日。他在杂志上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文，揭露日本政府所谓的“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出兵中国，无非是乘欧美无暇东顾之时，独占中国，“谋蹙我于死地”①,警告袁世凯政府不要承诺日本的要求，指出：“今日若以此许日本，将来他国提出同等之要求，何辞以拒。试问我中国有几个南满，有几个山东，有几个福建，有几个警察权，有几个顾问席，指顾之间，全躯糜碎耳。夫此岂惟亡我祖国，亦且祸延世界。愿我外交当局慎思之，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②这与他几年前默认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判若两人。
梁启超回国后的反日言论很快就引来日本方面的不满，日本许多报纸指责他“忘恩负义”,说他为德国人金钱收买而作“袒德”之论。但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决不会因受日本政府十多年的庇护而背叛祖国，放弃对于国家之责任，指出当初日本保护他，因为他是一名爱国政治犯，根据国际法惯例加以保护；现在，他因爱国而反日，也是日本无可指责的。他反问说：“若谓吾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③对于日本报纸的造谣、中伤，梁启超则反击日本的这些做法乃“妾妇之道”,不值一辩，泰然表示“小鬼含沙之射，吾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终不能禁吾不言也”。④他流亡日本时期的那种亲日感情已**然无存。
在接下来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中，梁启超虽然又寻求日本的帮助，1916年1月写信给犬养毅，请求日本方面予以支持。同时，在上海还与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数度晤谈接触。此外，他本人得以安全潜离天津、南下上海，以及从上海潜往广西南宁，在南方发动护国战争，也都得益于日本方面一路暗中严密保护。但是，日本方面的帮助，不但没有增进他对日本的感情，相反，日本势力深入中国各地的情况，更让梁启超感到日本的可怕，令他“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得出“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倭人也”。①因此，护国战争之后，梁启超继续持反日立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便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资格前往巴黎，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撰文批评日本的无理，指出：“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不能借口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②在应邀参加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梁启超还当着5名日本记者的面宣告，“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公敌”③。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又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工厂殴毙华工，实为此次事变原因之一”,要求将租界内的日本工厂置于中国的法律管理之下，指出“各国工厂既不受各该本国法律之拘束，又不受中国法律之拘束，以致厂主虐待工人，屡惹事变”④。1927年夏，济南惨案发生前夕，有不少日本官员和新闻记者到他家拜访，争取他的言论支持，但梁启超多不愿接待。每次通报有日本客人来访，他都冠带相迎，以示冷淡，并与家人说“讨厌讨厌，又来保卫我了；可怕可怕”⑤。
随着走上反日道路，梁启超这一时期也放弃了戊戌以来以日为师的主张，重新看待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强国道路，并对它做了否定评价。他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一文的最后对比中日两国的道路时这样说道：“你看近五十年来的日本，不是跑得飞快吗?可惜走歪了路，恐怕跑得越发远，越发回不过头来。我们现在所走的，却是往后新世界平平坦坦的一条大路。”①
对于他本人回国后对日本感情的变化，梁启超晚年说过这样一段话：“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②
综上所述，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过程。并且，值得指出的是，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中国仁人志士，如孙中山、章太炎等，也都曾有过相近的认知经历。它深刻揭示了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至20世纪一二十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是很值得令人深思的。
原载《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