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载入中国近代史册，影响深远，不只在于它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而且还在于它是一场奠定现代中国文化基础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梁启超也紧跟时代潮流，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我们看到，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梁启超的进退即与之形影相随。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而梁启超则于是年1月出任由中华书局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大中华》杂志的主任撰述，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第一次公开宣布脱离政治，致力于思想文化工作。梁启超晚年思想文化的基本主张和立场是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相一致的。

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揭集的一面旗帜。梁启超晚年的民主观与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民主观虽然有不合拍的地方(如他思想中残存的“贤人政治”思想),但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者，梁启超反对封建、拥护民主的立场始终是坚定的。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半年前，梁启超就与思想界出现的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潮展开斗争。1915年1月在《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梁启超刊载进步党人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抨击袁世凯政府提倡孔教、奖劝忠孝节义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稍后，他本人在《大中华》杂志第2、7期先后发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和《复古思潮平议》,反对将孔教奉为国教，断言“此种尊孔之法，无益而有害”,揭露复古主义是与政治上的反动联系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全归咎新学新政，“挫新学新政之焰”,借旧道德以压新道德，借旧制度以否定民主共和制度，从而为恢复专制主义张本。①在接着的护国战争和张勋复辟事件中，梁启超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被人们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梁启超对西方社会存在的弊端有所批判，但他对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并没有动摇。在他看来，欧洲文明出了许多毛病，但没有像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那样就此灭绝，原因就在于“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的，“是全靠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月创造出来”的，“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的。②欧洲游学归来后，梁启超提倡国民运动，目的也是要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和能力。他认为，民国之所以徒有虚名，原因就在于“这中华民国的建设，并非由全国民认识共和政治之价值，协同努力去建设他，不过极少数人用‘催生符’的方法，勉强得这意外的结果”③。尽管国民运动走的仍是改良的道路，没能走通，但梁启超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则是一以贯之的。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科学，梁启超虽然嘲笑过西方做了科学万能的梦，但他并不反对科学、菲薄科学。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种以为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的“唯科学主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那段著名的嘲笑西方科学破产的话，仔细读来，并不是对科学本身抱有什么偏见，实际上批评的是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因此，他在那段科学破灭的话之后，特意加上自注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④而事实也确如梁启超本人所说，他对科学是持拥护态度的。

1922年8月，梁启超在南通中国科学社年会上作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化》的演讲，就大力呼吁吸收西方的科学精神，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梁启超批评中国人科学落后，首先在于对科学的态度不对：其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将科学看作形而下的东西，“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其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①1923年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梁启超一方面反对科学万能，但同时申言“人生问题，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年初当协和医院的大夫为他做错了手术，社会上对协和多有责言的时候，梁启超却担心因此损害协和的名声，影响其他人对现代医学和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应，特意在1926年6月4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和协和医院》一文，详述自己此次手术的经过，替协和医院辩解，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称自己的病“比未受手术以前的确好了许多”,以实际行动维护科学的威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梁启超还支持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这场文体革命中，梁启超早年所创的新文体，实开中国近代文体革命的先河，他本人也因此被五四新文学的倡导人之一钱玄同称作“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③。1917年文学革命兴起后，梁启超又积极响应。是年初，他在教育部的演说中，即批评文言文妨碍科学进步，阻碍教育发展，提出“鄙人以为及早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诚目前非常重要之事”④。1920年胡适的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梁启超又极表欢迎。他在读了《尝试集》后，写信对胡适说：“《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⑤同年，在为晚清两大家诗抄所写的《题辞》中，梁启超也明确表示“我并不反对白话诗……其实白话诗在中国并不算什么稀奇”,批评“那些老先生忽然把它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指出白话诗的创作虽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①梁启超对白话文的这一态度，气得当时主张文言文的章士钊公开发表文章，讽刺他追随白话文是爱虚荣，赶时髦，甘附骥尾。②

在文学思想方面，梁启超的主张也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并行不悖。与早期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文学救国论”不同，晚年梁启超则是一方面将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和灵魂，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文学的感情净化力量，将文学看作“表情之具”,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③,只要“把自己真情表现在里头，就算不朽之作”④。但另一方面，梁启超也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指出“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他要求艺术家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重大，“为功为罪，间不容发”,注意自身高洁情操和美好情感的培养，只有“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⑤梁启超认为，文学既有自身的审美功能，也有其社会教育功能，既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为人生而艺术。他说：“依我之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就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⑥因此，梁启超在文学创作中反对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之作，提倡创作“专玩味自然之美”和“专描写社会实状”的作品；指出往后的新诗家，“专从自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①。梁启超的上述文艺主张，与“五四”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无疑是一致的。

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取法西方文学，引进域外文学，梁启超也深表赞成。在这场“拿来主义”运动中，梁启超本人虽不如早年，没有译介过一本外国作品，但他曾明确表态：“文学是无国界的。研究文学，自然不当限于本国，何况近代以来，欧洲文化，好像万流齐奔，万花齐茁，我们侥幸生在今日，正应该多预备‘敬领谢’的帖子，将世界各派的文学尽量输入。就这点看来，研究外国文学，实在是比研究本国的趣味更大，益处更多。”②他建议，输入外国文学，一是要把他们的好著作，用本国语言翻译出来；二是要吸收外国文学的精神，造出本国的新文学。对于他本人晚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梁启超解释说，这是因为文学不同于别的学问，要想学习外国文学，务必要对本国的文学有相当的修养，因为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只有善用语言这一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术，而有精良的技术，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传达出来，创造出好作品。③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导言中，梁启超也表示，他研究这一题目，是为了知己知彼，通过和西洋文学做一比较，“看看我们的情感，比人家谁丰富，谁寒俭，谁浓挚，谁浅薄，谁高远，谁卑近。我们文学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哪几种。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去补救他，才配说发挥民族的长处，这是我演讲的深意。”④总之，梁启超晚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为更好地引进域外文学服务的。

在中西文化观这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上，梁启超也有其独特的见解和立场。一方面，他既不属于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属于东方文化派，他始终坚持的是中西文化的融会和贯通。用梁启超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①。从这一宏远的中西文化观出发，梁启超晚年既致力于整理国故，弘扬传统文化，同时又热心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1920年欧洲游学归来后，梁启超即与张东荪、蔡元培等人一起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资助留学生，兴办图书馆，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②同时又成立讲学社，邀请国外名哲来华讲学。“五四”时期几份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如《解放与改造》、《晨报》及副刊、《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等，都与梁启超关系密切。

另一方面，梁启超在整理国故时，对旧学也始终持一种进取的批判精神。他曾多次表示，他研究旧学，无论是先秦思想，还是清代学术；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还是印度佛学，都是为了使国人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使之更好地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变。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中这样说道：“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以餍人心者以代之。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惰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信如是也，则我国过去政治思想，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甚无价值者，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③这就是说，他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是为移植新思想服务的。正因此，梁启超的旧学研究，并不被当时的文化保守派引为同道，反而遭他们的排斥，如学衡派人物胡先辅、吴宓等就曾毫不客气地讽刺梁启超所讲的老子思想，“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攻击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抄袭日本学者的研究，“完全背离客观的学者态度”,说他“治学术感情有余而理智不足”等，不一而足。①

总之，就各个方面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梁启超并不是一个过时人物，而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紧跟时代潮流的“壮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