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让予日本。而梁启超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十分关心我国山东的命运。1914年9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我国山东，并侵击“战区之外”的潍县车站。10月2日，梁启超在参政院第十五次会议上率先就此提出“紧急动议”,揭露日军在山东的军事行动，破坏我国的“中立”立场，目的绝非占领胶州一地，而是要把山东全省变为“第二之东三省”。他强烈要求袁世凯政府必须就山东最新形势的发展与日本进行交涉，切实保护山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中国主权。①在梁启超的倡议下，会议最后通过了由梁启超和陈国祥、熊希龄、王家襄、宝熙五人起草的质问书，警告袁世凯政府“如不能以国权切实之保障明示吾民，则疑愤所集，万一激成度外之举动，将何求以善其后?”①

1915年年初，日本军国主义者进一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又不顾日方的利诱威逼和造谣中伤，在杂志上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交涉乎?命令乎?》等文，揭露日本政府所谓的“维护东亚之和平”,出兵中国，无非是乘欧美无暇东顾之际，独占中国，“谋蹙我于死地”。他奉劝日本政府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履行战前宣言，归还青岛和胶济铁路，指出夺人国者到头来必然以失败告终。同时，梁启超也告诫袁世凯政府勿为国家罪人，承诺日本的侵略要求，指出：“吾以为我政府若承诺日本此次之要求，则当承诺之日，即为我国国际上地位动摇之时。”②1917年年初，围绕参战问题，梁启超坚决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绝交、宣战，以便中国战后能够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指出，参战是中国跻身国际社会、增强国际地位的一个大好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将来的命运，大半取决于在和平会议上的席位，我国将来列席和平会议，能多大程度保全中国主权虽不能确定，但如不参战，则战后中国必被排除在和平会议之外，完全由他国处置决定，后果不堪设想。③为此，梁启超不顾反对党的攻击，再度卷入政治，与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合作，力促中国参战，为段祺瑞起草对德宣战书，并在1917年8月14日的宣战书上署名。

需要指出的是，在参战问题上，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当时极力反对，后来一般论者对梁启超主张参战大多也持否定态度。④事实上，就参战问题本身来说，梁启超主张参战，主要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并非如反对党派指责的那样，是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展势力，消灭异己。在当时，社会上不少民主人士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主张与德绝交、对德宣战，他们认为"日攻青岛以来，吾国已非中立，今仍欲骑墙，祸更不可测”①。就参战的动机而言，梁启超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和交通系官僚是有本质区别的。对此，当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在其书中就曾指出：尽管以曹汝霖、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参战问题上都支持段祺瑞，但他们“彼此又是对立的”,“梁启超先生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理论家，虽然日本人长期对他以朋友的态度相待，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准备利用日本人的援助，但决不愿放弃国家的一切基本权利”。②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梁启超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参战的确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虽已退出政坛，但仍不忘爱国。经活动，他由北京政府提供6万元公款，另自筹4万元，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资格，于12月28日前往欧洲，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外交后援。行前，他一面为北京政府在和会上所提各项要求献计献策，提出中国在这次和会上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打破势力范围，“不使中国为日后战争之媒”;第二，“中国应有自由发展之权利”。③梁启超还建议国内报界在宣传上也要紧密配合，统一意见，突出重点，“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④。同时，他遍访英、美、法、日公使，劝说各国放弃在华特权，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在与日本代理公使宫泽的谈话中，梁启超直率地提出日本应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他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①

在巴黎和会上，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在争回山东权益问题上也确实起到了中国外交代表不能起的作用。1919年2月，他甫抵巴黎，即将途中所作的《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译成英、法文，广为散布，阐述中国的基本要求是：(1)胶州湾及青岛应与山东路矿一并由德国交回中国；(2)1915年5月及1918年9月中日两国的密约应归无效；(3)修正关税；(4)取消庚子赔款；(5)渐次撤废各国租界；(6)统一铁路外资；(7)各国放弃在华特权。他指出，以上所提条件，“非皆与此次议和有直接关系，然于中国民族之自由发展，实有莫大之影响，即世界永久平和之局系焉”②。此后，围绕山东问题，梁启超在许多场合重申中方立场，争取欧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针对日本在和会上以对德作战有所牺牲为借口占据山东，梁启超3月9日在巴黎《时报》发表文章，批驳日本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说：“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回中国，日本不能借口有所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③梁启超再次呼吁西方国家应公正地解决中国问题，给中国以正当自由的生存权，只有这样，世界和平真正才有可言。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梁启超又就山东问题慷慨陈词，当着世界各国记者和五位日本记者的面，宣告：“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公敌。”④

除在巴黎申述中方的正义要求外，梁启超还与国内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将和会情况报告国内，鼓动国内人士敦促北京政府在争回山东主权问题上坚定立场，支持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斗争。3月11日，梁启超将段祺瑞政府1918年9月与日本私订密约，致使中国代表在山东主权交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致电国内外交委员汪大燮、林长民等，要求采取补救行动，取消密约，“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①。在梁启超的授意下，汪大燮、林长民很快联合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致电巴黎和会和中国代表，强烈要求青岛一切权利须直接交还中国，取消1915年中日条约和1918年关于山东铁道密约。②4月5日，国民外交协会又特电梁启超，邀他为本会代表，负责向巴黎和会的请愿活动。梁启超接到电报后，当仁不让，毅然表示：此次欧洲之旅，虽为私人考察，“然苟可以为国家雪耻复权者，不敢辞匹夫之责。山东问题，国命所关，痛陈疾呼不待言矣。他若南满洲、高徐顺济诸路当如何规复，关税领事裁判权诸大问题当如何贯彻，仆鼓吹舆论，惟力是视”。并再次指示国内同志除要求政府废除与日密约外，另宜督促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同心协力，交流意见，“对外一意鼓勇进行”。③4月24日，在巴黎和会正式决定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前6天，梁启超又将这一消息报告国内，倡议发起拒签和约运动。他在致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文中写道：“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④林长民在30日接到电报后，即根据梁启超的意思，起草了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5月2日在《晨报》头条位置以代论形式发表，敲响“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警钟，并特别提到“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这篇文章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产生了很大影响，林长民本人也因此遭到日方的抗议和指责，不久被迫辞去外交委员及事务主任职务。①

巴黎和会失败后，梁启超与国内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放弃和会前对美、英、法等列强所抱的幻想，谴责巴黎和会是一次分赃会议。失望之余，他还进一步探讨中国在和会上失败的原因，号召国民从中吸取教训。他认为，补救办法，只有国民“当知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之原则”,自强自立，决不自甘灭亡，“敌而谋我者，占领可也，以条约承认其权利不可也；我力不敌，宁可听敌人占领我全国，不能以条约承认尺土寸地为其所有权”。②1920年春回到国内后，梁启超仍十分关心山东问题。针对当时国内流行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说法，他在上海下船后就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决不可与日本直接谈判，指出：“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③3月22日，梁启超又致书总统徐世昌，劝其释放仍被关押的青年学生，指出：“学生运动过去之陈迹，启超越在海外，靡悉其详，要其出于爱国之愚诚，实天下所共见。至其举措，容或过当，此自血气方刚之少年所万不能免。政府若诚以父师自居，而爱之如子弟，则充其量不过收二物之威，断无取绳以三尺之法。此数十学子者，即云有咎，拘絷经岁，示惩己愈其量，前尘影事，情过景迁，春序方始，树艺维宜，正可释令宁家，驱之就傅，何必更扬汤止沸，平地掀波?”④5月4日，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梁启超在《晨报》上撰文纪念，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称五四运动“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⑤。

综上所述，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1919年5月4日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实则他与五四运动爆发的每一环节都有密切关系，并自始至终站在反帝一边，与广大爱国青年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