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另一重大意义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虽然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保持一段距离，有些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但很难据此就说梁启超是一个对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动分子。

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梁启超并无恶意。欧洲游学期间，梁启超不但对欧美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多有肯定的评论。如他根据对战后欧洲各种社会矛盾的分析，断言“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②。并认为社会革命对欧洲国家来说未尝不是好事，或许能开辟新的前途。他说：“劳工问题，我想不出数年，这个问题定要告一段落，或是社会党柄政，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气象自然一新；或是有些国家，竟自继俄国之后，做一番社会革命，虽一时大伤元气，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未可定。”③而难能可贵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百般谩骂诋毁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梁启超却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认为不管将来苏维埃政权的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①。由此，梁启超对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也十分崇敬，称“以人格论，在现代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②。把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言论看作是一种“伪装”,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折服的。

其次，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梁启超也并非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必要性。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上，梁启超所持的态度即是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所说：对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方法，以及采用的程度，则要根据各国国情而定，“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③这就是说，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是赞成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始终也是有条件的。1921年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梁启超尽管坚持目前中国应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委诸国内的资本家，但同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④1927年，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再次表示：“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⑤

从梁启超当时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来看，他否定中国存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认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中国社会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区分，这一判断显然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社会当时已出现了一支新兴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梁启超本人后来反对工农运动，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使中产阶级不能生存。这也就是说，他承认中国存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因此，梁启超以中国未经工业革命，产业不发达，在新式企业里劳动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为理由，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梁启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矛盾，是中国四万万人民与外国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以与外国资本家竞争，因而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应对本国资本家实行保护，“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指出若实行社会主义，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必妨害本国生产，徒使外国资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碍劳动阶级之发生”。①他的这一认识是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的，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执行的一项政策。对此，毛泽东曾做过多次论述，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②他还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③因此，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张保护发展民族资本，就更不能说是反动的。

此外，梁启超认为中国目前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宣称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实行国有化，必然导致腐败，“为蠹国之徒资利用”,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①。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也不是毫无道理和事实根据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与政治民主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遇到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在革命年代，这个问题被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不能再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予以认真的总结。事实上，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也正是在不断地探讨和争论中深化的。

再者，细加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对工农运动也不是一概敌视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工人运动，他始终承认其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认为“欧美社会截然分为有产无产两阶级，其无产阶级都是天天在工场商场做工有正当职业的人，他们拥护职业上勤劳所得或救济失业起而斗争，所以斗争是正当的，有意义的”。梁启超称五一国际劳动日的意义就在于“代表无产阶级——即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和那些剥夺他们利益的阶级斗争”②。对于国内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梁启超当时虽持敌视态度，但主要是抱怨它破坏社会生产力。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社会并不存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区别；所谓工农运动，实则多是一些无业的流氓无产者，社会恶劣分子；他们的活动不但使中产阶级不能生存，而且也使真正的工人、农民失业，从而破坏生产力。此外，当时新闻界对工农运动所做的各种歪曲报道，如说某地因工农运动饿死多少人，某地农民运动拿地主家属进行**游行等，也加深了梁启超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误解。③对工人、农民本身，梁启超并无特别的阶级偏见，在发表的文章中，他公开称工人、农民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讽刺那些不劳而获的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以及他们的太太、奶奶和小姐们，自以为高贵，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下贱的人，是一群“全靠人养活”的“骗子”和“强盗”。①因此，对于工人、农民起来打倒封建军阀，梁启超始终持拥护态度。1927年年初，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谈到国内形势时表示：“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②在另一封信中，梁启超也提到“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③。由此可见，梁启超当时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主要是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共产党缺乏真切的了解，这与当时反共的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是有本质区别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要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上，梁启超既反对社会主义，又不完全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态度如同他在文化上主张融合中西文化之长一样，在政治上他试图在综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