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为什么支持传教和保教，梁启超本人做过许多解释。如在1897年写给严复的信中，他解释之所以宣传孔教，目的在于固结人心、统一士人思想，“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从而达到“人易信而事易成”。③1899年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梁启超提出立孔教为国教，是为了达到改造国民思想的目的，声称：“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识力；欲增进国民之识力，不可不谋转变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故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④就此来说，梁启超宣传保教目的是要为当时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根据。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当时支持保教除了政治动机之外，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具体言之，有以下三个动机。

第一，抵制西方基督教的侵蚀与冲击。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①。他在宣传保教主张时，就对西方基督教之兴盛与儒教之式微深感忧虑，强调“彼教之挟国力以相陵，非所畏也，在吾之能自立而已”②,认为“佛教耶教之所以行于东土者，有传教之人也；吾教之微，无传教之人也”③。在为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所做的辩解中，梁启超更坦言并非要与考据家争一日之长短，而是因为“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其事益悍，其机益危，先生以为孔教之不立，由于孔学之不明，锄去非种，嘉榖必茂，**涤雾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④。正是出于对基督教侵入的抵制，梁启超虽然宣传汲取西方文化，但对基督教与传教士的评价则甚低，多有贬词，认为西学与西方宗教无关，指出“近日士夫多有因言西学，并袒西教者，慑于富强之威，而尽弃其所据，亦由前此于中国书，未经读有心得也。亡友陈君通父著有《耶稣教平说》一书，未

成而卒。其第四篇曰泰西政事原于罗马与耶稣无关考。其第五篇曰泰西艺学原于希腊与耶稣无关考，可谓持平之论矣”⑤。主张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不宜以传教士为师，断言旅华传教士“不学无术，亦乌足以为人师也?即或能之，而言语不通，情意不达，乌在其能传授也?”⑥同时，梁启超对他本人与传教士的关系也讳莫如深。尽管他在1895年年底与1896年年初与传教士李提摩太有过共事的经历，担任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⑦,但梁启超在文章中尽量避免提及，只是在应传教士李佳白之请而作的《记尚贤堂》一文中被迫提到自己与李提摩太有过交往，“昔在强学会，习与余想见”。而有意思的是，在这篇唯一反映他与传教士关系的文章中，梁启超写得十分矜持与冷淡，不但惜墨如金，通篇只有175个字(为《饮冰室合集》所收最短的一篇文章),并且一开头就言明此篇系应李佳白的乞请而作，与李佳白保持距离。对于李佳白筹设尚贤堂，举办藏书楼、博物院等计划，梁启超也没有表现出像对其他一些维新活动那样大的热情，反而表示伤感，认为此事不由中国人自办，反而由旅居中国的西方人越俎代庖，“抑亦中国之羞也”①。

第二，维护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对自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并有着举人功名的梁启超来说，他虽然受民族危机的刺激，意识到中国要生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但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尤其是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初期，必然产生文化认同问题，遇到如何维护文化自信心和自尊心的问题。梁启超在宣传保教过程中曾一再表露出这种内在需求，反复强调在学习西学过程中切不可妄自菲薄，轻视或抛弃中学，沦为“洋行买办”或“通事之西奴”,“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之文字，悉附之一炬”;宣称“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呼吁广大士人必须承担起复兴儒学赓续传统文化的责任，指出“方今四彝交侵，中国微矣。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恫，三千年之宗教有坠地之惧，存亡绝续，在此数年，学者不以此自任，则颠覆惨毒，宁有幸乎!”②出于同一需求，梁启超对西方舆论将中国说成是一个劣等民族也极为反感，撰文予以反驳，指出“西方其毋尔，中国非印度、土耳其之比也”③。他认为中国现在虽然落后于西方，但这仅仅是发展先后的差别，并无“低昂”之别，"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因此“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④他在《论中国之将强》一文中大谈中国土地之肥沃，物产之丰盛，人种之聪慧，宗教之开明与人道，人民之勤俭以及富于殖民精神，号召中国人不必丧失自尊心和自信心，坚信“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①。梁启超的保教主张，即是维护这种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的一个外在体现。

第三，梁启超提倡保教和传教，一部分也是出于实现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虽然致力于“保国”“保种”的救亡运动，但他同时仍保留传统的天下主义思想，对老师康有为仍秘不示人的大同思想也是津津乐道。在梁启超发表的《春秋中国夷狄辨序》和《说群序》等文中，他大谈《春秋》“三世”理论和治天下思想，提倡“天下群”,宣称“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指出所谓大同，即《易经》所说“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所说“太平之世，天下远近若一”,《礼记》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批评欧美等国“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眈眈相视，掎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②,认为“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③,明确主张应破除“国界”,指出“彼天下亦一大国也，妄生分别，自生蟊贼，故国与国之界限不破，则财政终莫得而理，天下终莫得而平”④。针对当时康门内部对于传教和救亡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梁启超明确表示“传教”较诸救国更为重要，建议应暂且放弃政治活动，专门从事学问，然后再出来传教，指出“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批评反对这一主张的同志失误在于“不知我辈宗旨乃在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①在为湖南时务学堂所订的教学大纲有关传教部分的内容中，梁启超也强调实现治天下为传教之最终目的，宣称“孔子之教，非治一国，乃以治天下。……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志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为学之究竟也”②。

暂且撇开保教思想存在的诸多局限，就梁启超主张保教的上述三个文化动机来说，如果不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立场上，则不能完全说是保守的，而毋宁说有很大的合理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在学习和引进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的过程中，如何维护固有的文化认同，保持文化自信心和自尊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合理的思考，而不应简单地斥之为有悖理智的感情冲动。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也依然面临着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维护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至于梁启超保教主张所提倡的天下大同理想，固然有悖近代中国救亡御侮的时代主题，但就文化角度来说，它无疑超越了近代西方的现代国家观念，体现了对人类的关怀，具有永恒的价值。再者，梁启超的保教主张虽有抵制西方基督教侵蚀的动机，但在宣传将孔教尊奉为国教的过程中，梁启超并没有对其他宗教采取完全排拒的态度，而是主张汲取各教之精华，创一新教，明确指出“非通群教，不能通一教，故外教之书，亦不可不读”③。梁启超保教思想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雍容大度、海纳百川的气度，是其他宗教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