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放弃保教，这在梁启超早期思想发展中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它标志着梁启超宗教观念的重大转变和发展。在保教主张中，梁启超所理解的宗教与一般的思想和学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而与佛教典籍中所说的“宗教”二字的含义十分接近①,即崇奉佛陀及其弟子的教诲，“教”指佛陀所说，“宗”指佛陀弟子所传，“宗”乃“教”之分派，二者合为佛教教理。这在梁启超的保教宣传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谈到有关宗教问题的时候，梁启超有时提到佛教、景教、耶教、回教等这样一些具体的宗教派别，但丝毫没有意识到他所要创立的孔教与世界上几大宗教的本质区别。在需要使用“宗教”二字的地方，梁启超更多使用“教”“教宗”等字眼来加以表达。在梁启超当时发表的文章中，“教”一字除了“教育”“教学”等意思之外，凡是用来表达宗教意思的，其含义都是指孔子学说，所谓“保教”“传教”云云，即是要传播、弘扬和崇奉孔子学说；“宗”则指孔子弟子所传思想。可以说，梁启超当时使用的“教宗”一词，与佛教所说的“宗教”一词的含义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将“教”置于“宗”之前。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一文中，梁启超虽然使用了“宗教”一词②,但其意思也与他当时所用“教宗”和佛教典籍中所说的“宗教”二字的含义一致，而与西方“religion”一词毫无关系。总之，戊戌时期梁启超的保教思想，就其宗教意义来说，既不涉及对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以及对来世的关怀，也没有经历过一些宗教家——包括中国近代的洪秀全和康有为都有过的那种与神灵直接感通的宗教体验，它仅仅是将经康有为改造的孔子学说或思想奉为教理，作为信仰的对象，赋予孔子教主的地位，是一种无神的宗教。①而在1902年否定保教思想中，梁启超的宗教观念则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宗教的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开始接受西方“religion”一词的含义，明确将宗教与一般的思想和学说区别开来，将宗教仅仅局限在对神道的信仰上，指出：“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②换言之，宗教离不开对神灵等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对来世的关怀和相应的宗教仪式与组织等三个要素。正是从西方“religion”这一概念出发，梁启超对保教主张做了自我否定，指出孔子与教主不同，他是“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既没有“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也没有“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批评保教的根本失误在于“不知宗教之为何物”,“误解宗教之界说”。③由此，梁启超在宗教观念上实现了从无神宗教到有神宗教的转变，或者说实现了从佛教典籍中所说的“宗教”观念到近代西方“religion”观念的转变。

其次，放弃保教也是梁启超价值取向的一次重大转变。如前所述，保教主张显然是以文化主义为价值取向的。而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梁启超则完全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从近代国家观念出发，将“保国”当作唯一目标，对戊戌时期提出的“保国”“保种”和“保教”口号重新检讨，认为“保种”和“保教”都不是目前所提倡的，今日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在国与教的关系上，梁启超一改先前保教重于保国的主张，强调保国重于保教，指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因此国家必须恃人力加以保护，而教则不然，它作为一种文化，应听其优胜劣败，优则生存，劣则消亡，不应被人保护，而应保护人。他指出今日中国之所以不宜提倡保教，这是因为保教主张不但不足以抵制西方国家利用宗教侵犯中国主权，并且还在许多方面为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其一，保教主张束缚国民思想，不利于国家的强盛；其二，保教主张有违信教自由，易引起中国国内的纷争，“为国民分裂之厉阶”;其三，保教主张必然助长民教之争，威胁国家安全，“万一以我之叫嚣，引来他人之叫嚣，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县之头；如胶州之案，以两教士而失百里之地丧一省之权；如义和之案，以数十西人之命，而动十一国之兵，偿五万万之币者，则为国家忧”。①可以说，梁启超当时否定保教主张，除了基于他对宗教问题的认识有所加深外，主要还是出于对国家理性的关注；从先前的强调保教到1902年否定保教，充分体现了梁启超从文化主义到国家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变。

再者，放弃保教也是梁启超思想趋于成熟、由追随康有为到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一个标志。众所周知，戊戌时期康有为创立孔教，不但是他的社会哲学基础和变法的理论根据，同时也是康门学派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在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之后，梁启超即认识到这是背叛师门之举，事关重大，为避免因自己的言论导致外界对康门学派的误解，他就此专门写信给康有为，建议在《新民丛报》上专门安排发表一些阐发先生之宗旨的文章，以释“外人之疑”,“知先生非如行辈者流，好为急激之言矣”。②同时，放弃保教主张也预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三年之后所学到的西学知识，已足以使他有能力摆脱“好依傍”古人的思想痼疾。梁启超于戊戌时期之所以提倡保教，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些动机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当时西学知识有限，缺乏思想独创性，只能从传统的思想文化中挖掘资源，只能唯老师康有为马首是瞻。1901年年底梁启超在《南海先生传》中即表示正是流亡日本之后西学知识的长进，促使他对老师康有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产生疑问，指出：“吾自从学以来，悉受斯义，及今既阅十余年，骛心末学，久缺研究，而浏览泰西学说以后，所受者颇繁杂，自有所别择，于先生前者考案各义，盖不能无异同。”①后来，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也强调1902年放弃保教主张是他个人思想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指出：“此诸论者，我虽专为一问题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②总之，通过放弃保教思想，梁启超既摆脱了老师康有为的思想窠臼，也跳出了好依傍古人的思想痼疾，从而实现了他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原载《史林》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