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教，也即奉孔子为“教主”“圣人”,立孔学为国教，是戊戌期间康有为倡导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和社会哲学基础。对于梁启超与保教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梁启超对立孔学为国教从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反对。②或说梁启超对把孔子奉为宗教的先知和把儒教作为国教没有热情，宗教体系全然不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关怀之列。③揆诸事实，这些说法与梁启超的实际思想不相符合。
1890年秋，梁启超经陈千秋引见，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今文经学，阐发孔子教义的时期。在师从康有为之后，梁启超起初虽由于阅世过浅，对康有为所授佛学"不能多受",但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和其所阐发的孔子教义则从一开始就大为折服，“决然舍去旧学”。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梁启超不但参与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奠基之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而且与陈千秋最早得闻康有为当时还秘不示人的《大同书》,不顾老师的反对，便在同门弟子中广为宣传，致使“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②。1894年他手写《读书分月课程》,向同门弟子介绍万木草堂的读书方法，并建议从今文经著作《公羊》和《春秋繁露》两书读起。
1895年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保教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和提倡者。在他发表的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梁启超便将“保教”与“保国”“保种”一道看作变法所要实现的目标，指出：“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③。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一文中，梁启超则阐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的观点，明确要求将孔子奉为教主，强调通过读经，“当知孔子之为教主”,“当知六经皆孔子所作”,“当知孔子之前有旧教，如佛之前有婆罗门”,“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当知七十子后学，皆以传教为事”,“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孽派”,“当知孔子口说，皆在传记，汉儒治经，皆以经世”,“当知东汉古文经，刘歆所伪造”,“当知伪经多撼拾旧教遗文”,“当知伪经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当知训诂名物，为二千年经学之大蠹，其源皆出于刘歆”,“当知宋学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义”;通过阅读诸子之书，“当知周秦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当知非孔教之诸子，皆欲改制创教”,“当知非孔教之诸子，其学派实皆本于六经”;通过读史，“当知太史公为孔教嫡派”,“当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当知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宣称“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①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甚至认为钻研和传播孔教比维新运动更为重要，建议“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②。
进入1897年，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不但招致顽固派的攻击，而且也引起许多主张变法维新人士的非议。在要不要保教问题上，梁启超虽然因黄遵宪等人的劝说，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一度“依违未定”③。是年春，他在写给严复的一封信中甚至对严复提出的“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观点表示苟同，指出“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并认为保教主张阻碍学术和思想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此时已对保教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就在写给严复的同一封信中，梁启超仍为保教主张辩解，认为保教在当时中国仍有其必要性，指出：“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④在其他场合，梁启超更是不遗余力地捍卫师说，公开宣传保教。就在写信与严复讨论保教问题前后，梁启超便在时务报馆因倡言保教、奉康有为为教皇而与章太炎发生严重冲突，致使后者离开报馆。①在与另一位友人讨论保教问题时，梁启超也一改矜持态度，大谈《春秋》三世之义，极言保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声称“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也”,呼吁仿照西方保国公会，成立“保教公会”。②更有甚者，为宣传保教主张，梁启超还不顾大局，违背一年前初入时务报馆时许下的不在报上宣传老师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承诺，坚持要在报上宣传师说，在办报宗旨上与《时务报》总理发生公开冲突，扬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子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③,对《时务报》采取杯葛行动，于10月辞去《时务报》总笔之职离开时务报馆，前往长沙主讲时务学堂。
在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期间，梁启超继续大力宣传保教，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并加序文，提出“爱同类及异类，推孔教以仁万国”④。另撰《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两文，宣传“《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⑤,推崇孟子为孔教传人，声称“孟子于六经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保民为孟子经世宗旨”,井田为“大同之纲领”,性善为“大同之极致”,尧、舜、文王是“大同之名号”,王霸是“大同、小康之辨”,孟子所说，即“孔子之言”。⑥在梁启超手订的《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和《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他都将“传教”作为其教学的一项主要内容，强调“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课也”,“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①结果，他的保教宣传招来保守士绅的猛烈抨击。湘中士绅叶德辉甚至认为梁启超的保教言论较诸他宣传自由平等之说更为有害，指出：“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词，反复推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苟非博观彼新旧之书，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②
从保教立场出发，梁启超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持赞同态度。1896年年底，他在写给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即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举行礼拜活动，指出：“西国之人，各奉一教，则莫不尊事其教主，崇丽其教堂，七日休沐，则咸聚其堂而顶礼，而听讲。……今中国之人，号称奉圣教，而农工商贾，终身未登夫子庙堂，不知圣教为何物。故西人谓我为半教之国，良不诬也。今宜倡义劝捐，凡华市繁盛之地，皆设建孔庙，立主陈器，使华工每值西人礼拜日，咸诣堂瞻仰拜谒，并听讲圣经大义，然后安息，则观感有资，薰陶自易，民日迁善而不自知。”③对于德国兵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内的孔孟塑像，梁启超认为这是“灭我圣教”之举，事关“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于1898年4月29日与麦孟华、林旭等12人发布公启，呼吁士人联名上书，查办毁像之人，声言“凡我同人，读孔子书，受孔子教，苟忍坐视圣教沦亡，则是自外衣冠之种族”④。经过多日的联络，5月6日梁启超又与麦孟华一道领衔，动员830名举人，署名上书都察院，谴责德国兵的行为“蔑我圣教，视我无人”,认为其危害较诸割让胶州半岛有过之而无不及，“割胶不过失一方之土地，毁像则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圣教，事之重大，未有过此”,要求清政府必须就此向德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责令德方查办毁像之人，并勒令赔偿，只有如此，“庶可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①梁启超当时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危言耸听，应该说不只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出于“为变法制造舆论”②,而是与梁启超这一时期的保教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梁启超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并非偶然，正是保教思想使然。
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也没有立刻放弃保教思想。1899年5月在日本哲学会作题为《论支那宗教改革》的演讲中，梁启超仍奉孔教为中国人的宗教，并对孔教做了更为现代的解释，宣扬孔教之本旨为“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强立主义非文弱主义""博包主义(亦谓之相容无碍主义)非单狭主义”“重魄主义非爱身主义”。③同年，梁启超还在《清议报》上重新发表他在戊戌年所作的《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两文，并发表《纪年公理》一文，建议以孔子生卒年为中国纪年，指出“要之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苟犹自立，则纪年必归于一。一者何?必一于教主也”④。直至1902年2月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梁启超才公开宣布放弃保教主张，提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⑤。同时，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也明确反对劝设孔庙，认为此举“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矣”。⑥其看法与几年前劝设孔庙判若两人。
事实上，对于戊戌前后自己提倡保教思想，梁启超一直公认不讳。
在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时，梁启超就承认自己也曾是力主保教的人物之一，称“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并在该文的附识中写道：“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①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其戊戌时期与老师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虽然不无夸大之处，但并不否认他本人曾是今文学派的“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只是到三十岁以后“才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②总之，那种认为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对保教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观点与梁启超思想是不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