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期间，汪康年到底是洋务派人物，还是维新派的一员，这是确定汪康年与《时务报》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笔者认为，汪康年虽然是张之洞的幕僚，做过张之洞孙子的“业师”,在办报期间与洋务派仍保持着各种关系，但就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行为来看，汪康年应是维新派的一员，他与洋务派在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和矛盾。

首先，在要不要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要不要提倡民权的问题上，汪康年与洋务派张之洞等势不两立。在这个问题上，洋务派与封建顽固派的看法完全一致，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攻击“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④而汪康年却第一个在《时务报》上倡导民权学说，在《中国自强策》一文中，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害得全国之人都沾染上“徇私”“恶直”“崇虚”“耽逸”的恶习；明确指出：“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祟公理而已”。其具体办法是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立法与行政分离，既立上下议院，又设相臣，下辖户部、刑部、商部、农部、外部、兵部、工部、民部、海部、教部、邮政等十一部，取代军机处行使政府职权，各部大臣及各省督抚的任免，均由议院投票裁决，做到职责分明，“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权；事外之人，有监察之权”,彻底治愈封建制度下的“官邪”习气。①其文一出，立即招来洋务派同僚的督责。但汪康年并不为所动，在《时务报》第9期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大谈实行民权有三大好处：一有助于行君权，二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三可以民权抵御西方列强的要挟，论证实行君民共治，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存在洋务派和顽固派所说的“患权之下移”“豪强横行，乱且未已”的问题，断言“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断断然者”。

其次，在要不要发展民族资本以及如何发展民族资本的问题上，汪康年的主张也与洋务派对立。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他们并不鼓励民族资本的发展，对近代企业多实行封建性的官办和官督商办政策。而汪康年则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猛烈抨击清朝政府对民族资本的种种束缚和限制，揭露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政策摧残民族资本的发展，是“以中国之官权，行西国之商法，官本则昂物价以抵除，而莫或过问也；商本则暂以微利羁縻，而莫敢与闻也。遂以倾诈阴险之才，行笼络捭阖之术，尽取天下之利权，而归之一己。”呼吁清朝政府改弦易辙，在提高货物质量、降低成本、方便交通、扩大销路等四方面，给民族工商业者创造条件，提供便利。②

再者，汪康年对变法维新的态度也与张之洞迥然不同。张之洞参与维新派的变法活动，目的是利用和操纵维新派的活动，而汪康年与康梁维新派的接近，则是出于政治立场的一致。他主持《时务报》期间，虽然与黄遵宪、梁启超存在矛盾，但在政治立场上始终站在维新派一边，在梁启超脱离报馆之前，汪康年因发表梁启超宣传康有为“三世”改制理论和抨击当权洋务派和顽固派官僚的文章，一再遭到张之洞幕僚的严厉督责。如梁鼎芬责问汪康年“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①张之洞的另一幕僚缪荃荪则因此拒收《时务报》,责备汪康年“意欲何为耶?”指责汪康年既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推卸责任，那么就“不能名曰总理矣”。②至于张之洞本人，除下达“停发”饬令外，对汪康年的所作所为十分失望，只好另组《鄂学报《经世报《实学报》等，与《时务报》对抗，“专驳《时务报》之言论”,汪康年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内外压力。③在此期间，汪康年还积极参与各项维新活动，与维新派一道发起蒙学会，发行《蒙学报》,资助创刊《农学报》,设立上海女学堂，倡设“东文学社”,招生肄习日文，组织人员编译出版英、法文书籍，等等，俨然一位活跃的社会维新活动家。汪康年以往的同僚指责他“处华夷纷杂之区，耳目已淆，品类尤夥”,要他“坚守初心，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④1898年年初，在梁启超辞去《时务报》主笔、汪梁二人矛盾激化之后，汪康年也没有因此改变对维新变法运动的态度。他不但在《时务报》上继续发表文章，宣传变法图强，指出“今日之患，不在外侮，而在内治；不在草野，而在政府”⑤。并且还于5月1日创办《时务日报》,开拓又一维新宣传阵地。该报除采译西报，报道国际时事外，还报道国内新闻，刊登时论，呼吁光绪皇帝乾纲独断，变革人事制度，彻底清除军机六部中“颜预畏蒽伴食之人”,擢用新人，否则，“虽仓公复生，不能奏其功”。⑥百日维新开始后，汪康年又在两大刊物上热烈欢呼新政的每一成果。如在读了光绪帝废科举的上谕后，汪康年“喜极而涕”,当即在《时务日报》上发表《强国兆》一文，将光绪帝的这一改革看成是强国之兆，“以告普天下之儒生”。①接着，他又在《时务日报》上连续五日刊载《科举私议》一文，揭露那些敌视科举改革的人，只是为了保住个人的官位和私利，“系恋爵者万不得已之苦衷”,宣传只有彻底废除科举制，设立学堂，才能克服科举制带来的种种弊端，做到人才辈出，不但“庠序之风，期年可以丕变”,而且“剥极则复之喜，岂特人才独蒙其福”。②戊戌变法失败后，张之洞一反前一时期利用和拉拢的态度，大力镇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而汪康年却因政治立场的一致，不计前嫌，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重新接近，参与1900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勤王事件。后虽因此事几受株连，但汪康年仍不听同僚劝说，表示不愿就此“养晦”③,他在自己主办的《中外日报》(由《时务日报》改名)上继续针砭时弊，致使张之洞不悦，“颇以《日报》为不然”,汪康年以前的同僚也指责他“有损于己，无益于人，甚无谓也”。④而梁启超则在海外对汪康年的敢作敢为十分钦佩，对《中外日报》的“嫜直”,写信表示“惊服”,称“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⑤

纵观汪康年戊戌期间及此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他无疑是维新派的一员。因此，说汪康年是张之洞在《时务报》的代理人，于张之洞来说，确有这层意图，但对汪康年本人来说，则不尽为然，他与张之洞之间有明显的政治界限，不可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