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务报》时代总理汪康年与主笔梁启超之间的矛盾，学术界从汪康年是张之洞在上海的代理人这一前提出发，将这一矛盾的性质看成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场政治搏斗。但笔者认为，汪梁之争仍然属于维新派内部之间的矛盾，这不仅因为汪康年是维新派的一员，而且是基于对他们争论内容所做的客观分析。

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报馆的管理上。梁启超从参与筹备报馆工作开始，在报馆的管理问题上，便与黄遵宪意见一致，主张模仿西方国家政体、立法与行政分离的原则，设立董事会，由总董拟定办事规章，然后交馆中人员执行。但汪康年不愿接受这一意见，以总理身份独揽报馆大权，事无巨细，必自躬问。黄遵宪、梁启超对汪康年的管理方式极为不满，与汪康年一起工作的梁启超尤其感到压抑，“当其愤愤之时，则辄自言：‘人既不与我商量，则我亦不愿干预’”①,对馆务采取消极态度。1897年年初，梁启超省亲归来后，听同门弟子梁启勋和韩云台说汪康年对他们两人多有薄待，心里极不高兴，在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因而“不免多说几句”②。而生性耿直的黄遵宪接信后，便立刻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设立董事问题，并要汪康年辞去总理一职，只任总董，由吴铁樵或康有为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这就导致了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上一度出现各种猜测，纷传“时务报馆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之说”③。许多关心《时务报》的维新派人士，如谭嗣同、张元济、夏曾佑、吴德潇等纷纷来函询问，多劝他们俩不要因为正常的意见分歧“贻误大局”,为守旧之徒“所笑”。④在众人的调和之下，汪康年与梁启超之间的冲突很快和解，梁启超主动与汪康年相约，“所以起意见之由，既已言明”,“乃弟自今日起誓灭意见”,共同办好《时务报》。⑤然而，报馆的管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介石”也没有就此冰消全释。是年8月，黄遵宪路过上海，因讨论总董问题，与汪康年再起冲突，梁启超自然站在黄遵宪一边，要汪康年无论或依或否，都应就此事当面向黄遵宪“解释妥当为是”,指出“《时务报》非公度不有今日，草创时一切皆与共之，彼亦极以此事自鸣得意，今骤然置之不问，亦殊非人情，万一有他举动，则贻天下笑矣”。①两个月后，梁启超本人也为了避免与汪康年产生正面冲突，应黄遵宪等人之邀，离开报馆，前往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同时兼任报馆主笔。但梁启超到湖南后，又对汪康年未经商量便延用报馆人员有意见，认为汪康年如此做法是将报馆当作“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置自己于“雇用工人”地位，不愿再为《时务报》撰写文章，“屡愆期无以应命”。1898年3月3日，梁启超致函汪康年，与他摊牌，提出要汪康年辞去总理，由他接办，不然，“弟即告辞”。②由于汪康年不同意让出总理职务，梁启超也就此辞去主笔一职，与《时务报》彻底脱离关系。

从汪康年与梁启超的这一矛盾来看，这只是他们之间个人意气和权力之争。这当中看不出是封建洋务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场政治搏斗。事实上，当时维新派人士也将这一矛盾只看成是他们内部的一件不幸的事情。当梁启超在湖南与谭嗣同、熊希龄、黄遵宪等维新派人士提出要辞去主笔时，他们“咸以为此究竟是大局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宁少安毋躁”③,不主张因为报馆管理和权力问题损害维新事业。而张元济当时还批评梁启超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亦其师承然也”④。

导致梁启超与汪康年产生矛盾、最后辞去主笔的另一原因是言论的分歧。梁启超不同意汪康年禁止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与康有为改制理论有关的文章，责备汪康年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该、挖酷南海先生为事”,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若自己“犹醌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⑤

对于汪康年与梁启超言论上的矛盾，笔者以为应做具体分析。就汪康年来说，他与洋务派和封建顽固派不同，他阻止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与康有为托古改制理论有关的文章，但并不反对梁启超在报上宣传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他排斥康有为，不是政治上敌视维新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观点的对立。关于此点，汪康年在与梁启超的矛盾公开之后，说得十分清楚，明确指出，他们之间是“以学术不同，加以构间，渐致乖异”①。其实，除康门弟子外，当时不少主张变法维新的进步人士，对康有为其人和他的那套托古改制理论都颇无好感。严复就曾对梁启超文章中的托古改制和保教倾向，提出过严肃的批评。②1897年春，章太炎与梁启超及其他康门弟子也因“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在时务报馆大起冲突。③若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确不是什么严肃的学术著作，不但从材料到见解多抄袭前人成果，而且常常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对此，即便是梁启超也难违师意。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就批评其师言论过于“武断”,往往不惜抹杀论据或曲解论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④因此，我们不能将学术上的争吵都当作政治问题看待，将凡是与康有为和梁启超有不同意见的，都看作顽固守旧之人。汪康年与梁启超之间的言论分歧，实质上是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与崇尚考据训诂之学的江浙士人之间的学术观点的冲突。

当然，汪康年阻止梁启超在《时务报》宣传康有为的改制说，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张之洞的压力。但从策略角度考虑，汪康年这样做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当初上海强学会遭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康有为的改制说不为张之洞等一批当权官僚所容。为了避免《时务报》重蹈强学会覆辙，汪康年从一开始就主张报馆的言论要谨慎，一度甚至还有“依傍洋人”的想法。①在这个问题上，黄遵宪当时也持谨慎态度，劝梁启超言论不要过于激进，指出“上年强学会太过恢张，弟虽厕名，而意所不欲，然一蹶即不复振，弟实引以为耻”,告诫“为守旧党计，为言官计”,本报论说必须做到“绝无讥刺”。②而梁启超在开始时也答应不在《时务报》上宣传容易招来非议的康有为的改制说，表示“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弟必不以所学入之报中，请彼不必过虑”③。但自1897年2月省亲回沪之后，梁启超便改变态度，以“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为由，坚持要在报中宣传康有为的思想，提出“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一见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去年之所以未引康有为的名字，“以报之未销耳”。现在《时务报》销路既然大开，绝不会出现因引康之说“而阅读者即至裹足”的事情发生。④由此看来，梁启超之所以要在报上宣传康有为，并不是从宣传维新变法运动的需要出发，而主要是为了显扬师承关系。他的这一做法，在当时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不但人为地激化内部矛盾，而且还给《时务报》的发行带来不必要的阻力。

最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奏朝廷，将《时务报》收归官办，也不是因为汪康年阻碍维新变法运动，而是出于门户之见，为门人谋求利益，让梁启超接管《时务报》,以遂梁启超之心愿。这从康有为草折、交由御史宋伯鲁呈送的《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该折将《时务报》说成是由梁启超创办，后因梁启超到湖南讲学之后，“未遑兼顾，局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将就废歇”,因此吁请“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⑤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当时舆论普遍不以为然，“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①,甚至连《国闻报》也指责康有为、梁启超“一旦志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唐一布衣”②。至于汪康年在这场斗争中，虽然求助张之洞等洋务官僚，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并在报刊上声明《时务报》由他一人创办，但他对梁启超并没有采取敌意态度，仍不愿因此伤了同志和气，损害维新事业。在读了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一文后，汪康年在各报发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书后》,强调他在办报中与梁启超的合作，表示不愿看到因此酿成朋党之祸。他说：

康年既不欲毛举细故，以滋笔舌之烦，尤不敢力争大端，以酿朋党之祸。盖恐贻外人之诮，兼懼寒来者之心。良以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援，此则窃愿与卓如共相劝勉者也。窃意卓如素讲合群之谊，其所撰文字于中国之自相胡越，自相鱼肉者，皆疾首蹙额而道之，似不至以一时不合，遽尔形诸笔墨，见诸报章。……庶于我两人平日相待之交情，相许之志愿，不致乖违。③

综上所述，汪梁之争只是维新派内部因地域和学术门户之见的权力之争。对于《时务报》内的这场冲突，汪康年固然有不对的地方，但梁启超也要负重大责任。梁启超的门户之见太深，不能正确对待门户之外的同志，党同伐异，将党派集团利益置于维新事业之上，这也是他后来不能与革命党人合作、屡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不能囿于党派之见，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谁是谁非，应由历史说话。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