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9日，列入创办人的有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而实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三人为核心。但从《时务报》创办的经过来看，笔者认为，汪康年的作用要在黄遵宪、梁启超两人之上，他是《时务报》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总理。

首先，汪康年当时之所以能出任《时务报》总理一职，这是由他与上海强学会的关系决定的。正如所有论者指出的，《时务报》系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创办。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被勒令停办后，汪康年与黄遵宪均有办报思想，于是汪康年便将强学会的1200元余款立在自己名下，作为《时务报》的开办费。对于汪康年的这一做法，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中将它看成是汪康年“欲没康有为先生之旧迹”①。后来，学者也大多沿袭此说，认为这是汪康年有意掩盖《时务报》与强学会的关系，以窃取权力。但笔者认为，汪康年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不对，须知汪康年当时是上海强学会的主持人。1895年11月，康有为来沪创办强学会时，因母寿须回广东，在与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商量后，决定将上海强学会交由汪康年负责。为此，康有为于11月16日亲自去函，要汪康年速从湖北来沪，提出“南皮顷已许办上海、广东两会，知所乐闻，故先驰报。仆急须还粤，沪上事待之穰卿矣”②。因此，上海强学会解散后，该会的所有余款及书籍、木器物件等，都点交汪康年“收存”,汪康年成为强学会的实际法人代表。而作为法人代表，汪康年将学会余款立在自己名下作为《时务报》的开办费，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不但不存在所谓的掩盖《时务报》与强学会的关系问题，而且怡恰相反，正是这层关系，才使得汪康年有资格担任《时务报》总理的职务。

当然，汪康年能担任《时务报》的总理，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创办过程中的确起到了总理的作用。黄遵宪虽然与他一道最早议创《时务报》,并在捐钱募款、物色人才、确定体例等方面多有贡献，但黄遵宪当时由于身在官场，人事牵掣，并没有把精力主要放在办报上。他先于1895年的下半年受命办理苏浙赣湘鄂五省教案，1896年年初又就苏杭租界问题与日方谈判交涉，奔走苏杭沪宁之间，不但不能常驻上海处理报务问题，而且常常连与汪康年约谈的时间都不能保证，屡屡爽约。③而《时务报》出版后的第二个月，他便匆匆奉旨北上入觐，拟任出使英国大臣或出使德国大臣，后因英德两国抵制，其事不果，一直闲居北京，至1897年6月离开北京，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始终没有驻沪具体主持报馆工作。尽管他在北京期间仍关心报务，与汪康年函札往还，但毕竟有“遥控”之嫌，实际作用十分有限。至于梁启超，他至迟于1896年4月还在北京，尚未南旋，而此时报社的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完成，报事处在“将成”阶段。①因此，梁启超对于《时务报》的创办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而《时务报》创刊后，梁启超也只任主笔，馆务仍由汪康年全面负责。

事实很清楚，在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三个主要创办人中，只有汪康年自始至终都是《时务报》的具体经办人，贡献最大，这只要翻阅一下《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有关这一时期各方人士与汪康年的数百封书信，便可得出这一结论——举凡报馆的财务用人、出版发行与外界应酬等，无不由汪康年一手负责处理。对汪康年在办报中的贡献，就是黄遵宪、梁启超本人也不能不予承认。1897年年初，梁启超虽然赞成设立董事，但对黄遵宪要汪康年辞去总理职务则不以为然，私下对康有为说，黄遵宪这样做“可谓卤莽不通人情，反使超极下不去”,指出“馆中此职非穰亦不能任也”。②在写给汪诒年的信中，梁启超也提到“馆为穰兄艰难创之”③。而黄遵宪此时对汪康年的管理方式虽多有不满，但在北京与人谈到《时务报》时，仍表示“实非君(指汪康年)不能成功”,称“大江南北知好多矣，弟独以公堪任此事，其卓识坚力实足以度越时流”。④

此外，汪康年在文字宣传方面也做出过贡献。他先后在《时务报》发表过14篇文章，其作用和影响虽与梁启超不能相比，但却在麦孟华、章太炎、徐勤、欧集甲(他们都曾任过《时务报》的撰述人)等人之上。特别是他在《时务报》创办初期梁启超返粤省亲期间发表的9篇文章，曾与《变法通议》一道，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夏曾佑用“精透质实，言简而意备”⑤评价他的文章。梁启超在广东读了汪康年的文章后，也“为之大喜”,写信对汪康年分担他的主笔工作表示万分感激，称“阿弥陀佛曰偏劳偏劳矣”。①而汪康年以前的同僚则指责他言论出格，要他谨慎从事，“多译实事，少抒伟论”②,或干脆劝他此后只做总理，不要作文，“万万不可动笔”③。至于汪康年后来的5篇文章，思想深度虽然不及当初，但他结合德国强租胶州湾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力陈民族危机的严重，唤起人们变法图强意识，在社会上也不能说毫无影响。

总之，汪康年为创办《时务报》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出任《时务报》总理，可谓顺理成章，名副其实，所谓投间伺隙、窃取权力云云，实属一面之辞，不足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