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梁启超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民说》,当他致力于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时候，整个进步思想界都在进行这一工作，创办的刊物大都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①,“开通风气，剪除敝俗，灌输最新学说，发挥固有文明，以鼓舞国民精神”②为宗旨。但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没有一篇文章可与《新民说》相颉顽。

在《新民说》里，梁启超对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积淀在民族灵魂深处的劣根性大胆抨击。他抨击的焦点是，中国人以束身寡过主义“为德育之中心点”,不讲公德；只顾一身一家的荣华富贵，不顾国家的兴亡盛衰；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只知忠于君，不知忠于国，甘为一姓之家奴走狗；主柔好静，不尚竞争；依赖成性，缺乏毅力；自暴自弃，自贬自损；搪塞责任，缺乏独立人格。

在《新民说》里，梁启超对民族劣根性产生的根源做了多方面的探求。他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大一统专制制度对人民的钳制和摧残，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以致人民自居于奴隶的地位。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人性受到极大扭曲，只有自私虚伪、人格卑下的小人，才能在这个是非颠倒的社会里左右逢源，“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渐灭，不复能传其种与来裔者也”③。此外，梁启超还具体地剖析了地理环境、战争频仍、经济落后以及封建传统学术思想对国民品性的影响，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做了全面检讨。

对国民劣根性的针砭及病根的探源，目的都是促进符合时代需要的理想国民性的诞生。因此，梁启超带着理想化的色彩，在《新民说》中塑造了一代栩栩如生、处在进步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国民形象。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塑造的理想国民性不全是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国民形象的翻版，而是深深烙上了时代和民族的特点。他提倡自由平等、独立自尊、权利思想，不完全是要确立西方意义上的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万事万物以个人为尺度的观念，而是将它们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手段。他提倡权利思想，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主权，说“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若是者国庶有瘳”①。他提倡自尊，也是因为“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立焉者也”②。因此，梁启超同时非常强调公德、义务观念、自治思想、合群思想、国家思想，强调个体的依附性和个体对国家、对社会的从属性，指出个人不可能孤立独行，个人只有在我与他人不可分割的体系中才能使自己得到实现，“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③。此外，梁启超还大力提倡进取冒险和勇敢尚武的精神，指出“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④。显然，梁启超塑造的新民形象既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及中国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时代特征，也带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非个人主义色彩——个人始终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若干不同义务范围的总和：对国家的义务、对社会的义务、对家庭的义务，对恩人的义务。

《新民说》上述这些内容具体回答了思想界探讨的改造国民性三个相关的问题，即“一、怎样才能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鲁迅、胡适、郭沫若、毛泽东等同时代或稍后一些人的思想。尽管如有些论者所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新民说》在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还要注意其他刊物在思想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但有一点仍不容否认，即当时思想界有关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论述，基本上没有超出梁启超思考的范围，在内容上与《新民说》存在着强烈的共鸣。例如，进步思想界在陶铸国魂中，似乎对《新民说》颇有微词，认为它忽视了中国民族固有的特质，它所提倡的合群公德，不仅无效，“且有内溃者”②。因此，他们提出要以鼓吹国魂来救中国。然而，他们陶铸的国魂，除了言词上表现出更为高昂的民主主义革命**外，就改造国民性问题本身来说，并不见得比《新民说》更为深刻。他们提倡的山海魂、武士魂、游侠魂、平民魂，与《新民说》中所说的进取冒险、勇敢尚武、平等自由，也无二致。即使他们自以为与《新民说》不同的地方，如强调发挥中国民族固有特性的主张，也恰恰是梁启超一贯提倡的。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中，梁启超明确提出他所说的新民“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指出新民包含两层意思：“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③而这与鼓吹国魂的作者们提出陶铸国魂应做到“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世界今日之关系中国者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①,不惜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②的倡议，也是完全一致的。革命派陶铸国魂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述了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新民思想。更有甚者，有些文章在文字表述上也流露出受梁启超影响的一些痕迹。在邹容《革命军》一书中，不仅《奴才好》这首诗系《清议报》第86期署名“因明子”(蒋观云)的一个作品，而且文中一段刻画奴隶性格特征的文字，竟然与梁启超所著的《中国积弱溯源论》的一段文字完全一样。③此外，《竞业旬报》第29期《国民的奴性》一文，在揭露中国人的主奴根性上，文字的表述与梁上面这篇文章也十分相似。

改造国民性问题作为20世纪初的一股社会思潮，我们的确很难确切地指出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影响的程度。因为，一种思想一旦成“潮”,它就不再是个别人的思想，而为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所关注。拿梁启超的话来说，思潮是“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流”④。这样，人们也就很难具体说清在思潮中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但梁启超是这一社会思潮中的代表人物，这却是有目共睹的。

《新民说》的意义不止于此，它还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新民说》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确是鞭辟入里，为唤醒广大人民起来革除精神疾病，激励他们走上革命道路起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新民说》所提倡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之下的中国人开辟了新的精神世界，“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⑤。就像“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和技术同样必需的”①道理一样，近代中国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挽救民族危机，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必须要求广大国民具有这样一种新的精神风貌。

再者，《新民说》对国民劣根性的病根的挖掘，不仅驳斥了帝国主义者散布的反动的种族优劣论，而且也直接将国民性的改造同资产阶级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既然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产生国民劣根性的渊薮，那么,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就坚定地提出，要实现国民性改造，只有对中国封建社会文明来一次破坏，“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前粉之，使数千年如虎、如狼、如蝗、如蛹、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②。这样，梁启超的《新民说》也就违背了改良主义的主观愿望，“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安排了一根由不满清政府、由欲作‘新民’而走向革命的思想跳板”③。正如他的同党所指责的那样，梁启超“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弟子所革矣”④。

显然，那种认为《新民说》是一部阻碍革命发展的反动之作的观点是有欠公允的。《新民说》固然有其缺点，但其进步意义却是主要的。《新民说》的实质是要求建立一个与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民族文化心理，实现国民的近代化，从而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