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存在着当时的思想界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带有的普遍性缺点，也有梁启超作为改良主义者在《新民说》中表现出来的局限。

《新民说》缺乏明确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是当时思想界存在的共同缺点。梁启超虽然在文章里对人民群众及统治阶级中存在的劣根性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有所区别，并对产生这些劣根性的根源做了探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清哪些劣根性是人民群众作为小生产者自身所固有的，哪些劣根性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这样，他对中国民族性就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在国民性的评骘中陷入自相矛盾。例如，当他在《新民说》中将怕死、懒惰、虚伪、缺乏毅力等主要存在于统治阶级身上的那些劣根性，不加分析地说成所有中国人共有的性格的时候，他就无法解释他在其他文章中称赞的普遍存在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那些优良传统——刻苦耐劳、诚实憨厚，以及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因此，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只讲民族性不提阶级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在阶级社会里尤其如此。

《新民说》另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缺点是在宣传上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将中国的衰败、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全然归咎于国民精神上的弱点，认为“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①。这种看法正如当时有人批评的那样，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但有此错误偏向者绝非梁启超一人，而是当时强调思想启蒙作用的人所共有的特点。邹容在《革命军》中就曾说中国人遭受的奴隶般的待遇是“中国人自乐为奴隶”。陈独秀甚至说中国的衰败“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②。这种错误偏向主要出于他们对劣根性的愤慨，希望以此来激发人们发奋图强，起来革除自身弱点。因此，将《新民说》看成梁启超“将奴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身体的专制统治以及其统治基础的各种制度的罪恶轻轻地开脱掉”①。这样的观点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每个不带感情偏见的读者都会看到，《新民说》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新民说》的局限不在于梁启超所认为的国民程度不够，广大人民缺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素质，似乎也不在于《新民说》大量介绍西欧和日本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学术时总是根据改良派的需要加以取舍和选择。②《新民说》对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意识的介绍比之其他文章要准确得多。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条分缕析，道出了中国传统的忠君、自我、放恣散漫、规行矩步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思想的本质区别。革命派除了一些意气之词外，并没有对《新民说》提倡的那些内容有过实质性批评。相反，他们感到遗憾的是，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错误地攻击起他曾热烈宣传过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以致他过去这方面的文章“概不可引以为证”。③《新民说》塑造的一代资产阶级国民形象，很难说它一定是贯彻了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它更多地反映了两派在阶级要求上的一致性。

《新民说》的致命弱点是将思想启蒙与革命对立起来，在如何实现国民性改造这一关键问题上陷入泥沼，结果半途而废。

这里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在《新民说》和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两者的关系上，不是新民思想导致梁启超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或者说《新民说》“发展了康有为的改良政治主张”④。《新民说》主张“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片面夸大思想启蒙作用，试图沿着对人的思想的改造去实现对社会的改造，虽然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它本身与改良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新民强调思想改造，它既可为革命服务，也可为改良主义服务。新民思想本身不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

考察新民思想内在逻辑系统的发展和梁启超20世纪最初几年的思想和行动轨迹，我们看到梁启超极力宣传新民之际，也正是他言行最为激进之时。虽然造成梁启超这一时期态度激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戊戌变法和自立军事件失败后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失望和愤怒，革命派的联络和鼓动，西方思想的影响，乃至他个人审时度势的易变性格，但新民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梁启超礼赞革命，鼓吹破坏，高唱自由民权，很大程度上就是从新民思想出发的。正是在分析了产生国民劣根性的各种根源之后，梁启超在《论进步》一文中提出，要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只有对中国封建社会文明来一次全面的破坏。同样，他提倡的革命也服务于他的新民主张，他将史学革命、学术革命、宗教革命等作为实现新民主张的一种途径。例如，他曾明确指出小说革命是实现新民主张的一个前提，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①。他不顾其师康有为的责骂，呼吁自由民权，也是因为有感于“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②。总之，在当时，梁启超为鼓吹新民而作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昂扬。梁启超这一时期表现出了较强的革命色彩。

遗憾的是，梁启超并没有沿着新民思想内在逻辑系统的发展走下去，而是被他政治上的改良主义思想所限制，始终没有冲破改良主义的樊篱，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礼赞革命和破坏，但他对革命派提倡的流血破坏总是持保留态度，他总处于“保守性和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的矛盾境地。因此，他在新民思想中表现出的那点革命热情必然是十分脆弱的。果然，在1903年年底，梁启超自美洲返回日本后，随着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重新抬头，他也就一反前态，在1904年年初发表的《论私德》一文中，匆匆收起两年前以西方新道德来自新民的主张，竟然将西方的新道德、新理想看成贼人子而毒天下的东西。他虽然正确地认识到对人的改造不是光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就能实现的，离开社会性质的变革谈新民，这只能是磨砖为镜，炊沙作饭。然而，由于他坚持改良，强调不能蹴等，不敢像革命派那样提出通过暴力革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来实现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因此，他的“新民说”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无法实现。梁启超本人也只好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中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认为能维持中国社会的仍在于“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①。这样，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民说》终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所扼杀。这便是《新民说》的悲剧所在，也是梁启超一生思想的悲剧所在。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