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的戊戌启蒙思潮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就曾根据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以及中国儒学经典《大学》里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新民”主张。梁启超在《经世文新编序》一文里讲到，撰毕《变法通议》后，准备“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批评社会上一般的通人魁儒对于《大学》的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①然而，绝不能把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看成19世纪末新民主张的简单重复，它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其思想高度超然时人。

19世纪末新民主张的核心内容是开民智。维新派在他们的文章、演说、奏折中一再呼吁开民智，将开民智看成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变法能否顺利进行、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实现的前提。这也是梁启超当时的思想状况。他曾大声疾呼“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①。相比之下，要求改变传统思想意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的新民德的呼声还非常微弱，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戊戌以后，尤其到了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主张就不再只是开民智了。1900—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达了他的这一愿望。梁启超敏锐地觉察到，20世纪不仅是中国社会往何处去的过渡年代，而且也是新旧道德更替的年代，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应当以精神文明入手，“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②。指出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等十种德性，都为中国人所不可缺；而“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民族劣根性，则是近代中国轭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枷锁，是积弱之源，必须根除。到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的时候，梁启超便以“中国之新民”的姿态挑起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任。在《新民说》中，梁启超突出强调的主题就是道德革命，力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坚信“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③

梁启超在启蒙思想宣传上的这一变化意义深远。开民智和新民德虽然都具有启蒙意义，是新民中的应有之义。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新民德离不开开民智，也有助于开民智，但它们又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层次。开民智要求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掌握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方面等知识，它们与西方的物质、制度等有形文明一起构成文化的表层和中层，优劣易察，也较易为人所接受。而新民德则不同，它涉及的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对几千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规范的改造。这样，新民德就远比开民智来得深刻、艰难。这不仅因为它的优劣好坏不易比较，还在于它是对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的一种挑战，可能导致对民族传统的否定。而民族自尊心却决定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表现得特别保守、顽固。

人们可以坦然地承认本国物质制度文明的落后，但没有勇气否定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乐园，总以为本国的道德文明天下第一。因此，重建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呼声，一再拨动不同时代的进步中国人的心弦，成为历久弥新的课题。由戊戌维新时期的开民智到强调道德革命的《新民说》,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发展，是梁启超在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梁启超《新民说》的思想进步性还表现在启蒙对象的改变上。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在政治上只要求自上而下的改良，他们所说的新民，主要是指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并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梁启超曾直言不讳地表白他要写的新民之义，只不过“以冀天子大吏有所择焉”①。他们所说的开民智，只是“开绅智”“开官智”。在20世纪初的《新民说》里，梁启超则将新民的对象转向了广大国民：“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因此，“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②又说：“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③

由19世纪末的开绅智、开官智到《新民说》主张以广大国民为启蒙对象，认为国家兴亡取决于广大国民，这是梁启超对戊戌维新时期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及戊戌变法失败后“尊皇”的改良主义宣传的修正和背离。在这里，梁启超将民主制度的确立、国家的富强不再寄托在少数圣君贤相上，而是寄托在提高广大国民的素质上，寄托在提高国民的觉悟上。这是梁启超历史观的一大飞跃。

对于《新民说》的评价，我们只有将它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演变以及梁启超个人前后思想的发展联系起来思索，庶几近乎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