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改造民族素质问题，主要是因为出现了西方这样一个新的文化参照系。因此，这一时期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也是通过中西的比较来展开的。

维新派认为，中西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着重表现在动与静、奢与俭、今与古的不同取向上。就主动和主静来说，他们断言中国人为一“静”字所亡，而西方人则以喜动而“霸五大洲”①。康有为曾这样总结说：“夫治一统之世以静，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治竞争之世以动，务使民心发扬，争新竞智，而后百事举，故国强。”②

在尚奢和尚俭上，他们指出中西方也截然相反，西方人以尚奢为美德，并且“愈奢而国愈富，货之弃于地者愈少”;中国人举国尚俭，结果却民穷财尽，“举国之地利日堙月塞，驯至穷蹙不可终日”。③

在古今观念上，他们指出中西方亦大相异趣，“中国旧论每崇古而贱今，西人则不然，以谓愈上古则愈野蛮，愈晚近则愈文明”④。并点出这一差别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兴亡盛衰，“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⑤。

在维新派中，对中西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系统比较的是独具思想特色的严复。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以其扎实的中学根底和广博的西学知识，对中西民族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做了全面的比较。他指出，在历史观上中国人好古而恶今，以治乱盛衰为天行人事之循环；西方人则力今而胜古，以日进无疆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在政治生活中，中国人讲絜矩、重三纲、亲亲、尊主、贵一而同风，多忌讳；西方人则重自由，明平等、尚贤、隆民，喜分党派，好评论。在经济生活中，中国人重节流、追淳朴，西方人则重开源、求欢娱。在待人接物上，中国人美谦屈、尚节文，西方人则务发舒、乐简易。对于祸灾，中国人委天数，西方人则恃人力。

维新派所做的这些比较，虽然缺乏具体的分析，但从文字的表述上，人们自然不难领会他们的倾向性以及中西方两种民族文化心理之间的优劣。况且，维新派的反思也不全停留在一般的中西对比上，而且还运用了批判的武器。在当时，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批判最犀利的是激进分子谭嗣同。他在《仁学》一书中，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鞭笞可谓是愤世嫉俗，振聋发聩。

他揭露中国人以“机心”相尚，对一切在才能、名誉、地位方面比自己好的人不择手段地加以攻击和破坏，平日无所事事，专以伺机整人为务，谈人之恶则大乐，闻人之善厌而怒，以骂人为高节，为奇士，无好恶是非之分。谭嗣同痛心地指出这种卑鄙龌龊的文化心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浩劫，致使中国人在外表上也显出一副劫相，与西方人相比，每每“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谭嗣同说这固然与中国经济落后、生活贫困，不讲卫生有关，但“机心”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然使既以遭遇攻其外，不更以疑忌巧诈自蠹其中，彼外来之患害，犹可祛也。岂非机心之益其疾耶”①。不难看出，谭嗣同在这里抨击的“机心”,实际上即是后来思想启蒙者所说的“窝里斗”“内耗”“中国式的嫉妒心理”。

谭嗣同还将几千年来备受中国人称道的“静德”和“俭德”斥之为断送民族生机的“鬼道”和“禽道”。他指出主静的民族文化心理在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表现，在一般的百姓是只图安逸的生活，“给擅 粥，察鸡豚，而长养子孙，以之自遁而苟视息焉”;而在统治阶级则表现为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对富于进取和有创造性的人，不是斥之“躁妄喜事”“少年意气”,便是说他“露才扬己”“沽名市誉”“力制四万万人之动，执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以致当西方帝国主义侵来之时，中国人仍“冥然而罔觉，悍然而不顾，自初至终未尝一动”。①

对于尚俭的民族文化心理，谭嗣同批评它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夺民之生机，“家累巨万，无异穷人。坐视羸瘠盈沟壑，饿殍蔽道路，一无所动于中，而独室家子孙之为计”。因此，他警告人们，如果再以民俗醇厚自诩，以工作之廉，用度之俭而自鸣得意，那么不出数十年，“将有食槁壤，饮黄泉，人皆饿舜，而人类灭亡之一日”②。他指出尚奢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利多弊少，功大于过，奢之为害，“止于一身家，而利十百矣”③。

此外，对于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存在的自私、缺乏公德、无耻之心等落后的心理和行为，维新派也多加揭露。汪康年在《以爱力转国运说》一文中，批评中国人各怀私念，不知合群，不知有国，惟一利是图，“无视强族之逼处，国势之危险，利权之丧失，而未有共谋一事，特创一业，以开维新之景象者”④。

梁启超在《知耻学会叙》一文中则批评中国人麻木不仁，无耻之徒何其多，为官的不学无术，年逾耋颐，犹恋官位，在洋人面前唯唯诺诺，听言如闻雷，睹颜若谈虎，不然则饱食终日，浑浑噩噩，有如行尸走肉；为士的不求真知，惟科举是务，以受收检；为商的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惟攘窃于室内，转利于渔人，其甚者则充当买办，狐假虎威，欺凌同胞；为兵的，力不能胜匹雏，耳未闻谈战事，以养兵十年之蓄，饮酒看花，距敌千里之遥，则望风弃甲，上上下下，“安于城下之辱，陵寝之**，宗佑之震恐，边民之涂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⑤。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一部分中国人身上滋长起来的洋奴心理的批判。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维新派在反思过程中还对产生这些国民精神弱点的根源进行剖析，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是制造国民劣根性的罪恶渊薮。严复指出，中国人之所以自私，不知爱国，原因就在于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人民的参政权，将人民看成是奴隶，“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①。汪康年在《中国自强策》中也严厉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对国民品性的摧残，指出封建君主为了确保至高无上的君权，实行弱民愚民的反动政策，“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对官僚是“牵掣之使不得行其志，锢蔽之使不得极其聪，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惧之”;对百姓则“但以压制欺吓为事，无复有诚意以相孚”。在封建君主的**威下，久而久之，国民品格日趋卑下，不出以下四事：“徇私”“恶直”“崇虚”“耽逸”。②

从维新派对国民劣根性根源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抽象地、孤立地谈论民族文化心理问题，而是将文化心理的改造同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密切结合起来。在分析产生民族劣根性的根源之后，严复便提出要想增进民德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③。汪康年也强烈呼吁，要改变几千年的恶习，“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④。梁启超在《说动》一文中也指出，要使中国人改变“无动”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西方人的进取冒险精神，首先必须在制度上废除对人民的种种束缚，“废愚民柔民之科目，首奖多事喜事之豪杰，尽网岩穴勇敢任侠之志士仁人”⑤。维新派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深刻的，在一定程度上为医治国民精神上的痼疾找到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