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早在其20年前的戊戌维新时期。

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中提出“新民”的口号，认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为立国之本，虽然还没有使用“国民性”一词，但“新民”的主张，尤其是“三民”思想中的“新民德”一项，无疑与后来鲁迅所说的“立人”思想相通，涉及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改造国民性思想，实质上即是对人自身的改造，尤其是对人的道德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造，因为说到底，人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心理的载体。

戊戌维新派在这一时期提出对人的改造问题，这绝非偶然，它既有与时代息息相通的诸种原因，也有其思想渊源。

就时代背景来说，它首先是维新派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化的结果。受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刺激，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思想藩篱，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即使在体力、智力和道德精神上也是不如西方人的，存在诸多的弱点。他们总结30年来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洋务运动“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①,在于“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独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②。因此，他们指出，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首先需要中国人具有相应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肥晓燥湿寒暑，与其种族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經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③。这样，维新派便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的主张中引发出对人的改造问题。

再者，传统习惯势力的强大也促使维新派去担负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的重任。在这方面，谭嗣同思想的转变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895年变法运动刚开始时，谭嗣同在“正人心”和变法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认为后者为当务之急，指出“欲正天下之人心，又岂空言所能正之乎?……无法又从何处正起，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④。然而，1896年当他北游京城，亲身感受到传统势力的压迫后，谭嗣同便一改不久前的看法，转而强调改造国民精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表示“自此猛悟，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认为“缘劫既由心造，亦可以心解之”。⑤谭嗣同在这里所说的“以心解劫”,实际上就是主张通过对中国传统国民精神的改造来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开辟道路。

此外，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与外国人有关中国民族性问题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商人、传教士、学者、外交官等纷纷涌入中国。随着与中国接触的增多，他们逐渐感受到中西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些差异；而中国国势的衰败，又使外国人更多地看到中国民族性中的缺陷与不足。1866年威妥玛在《新议论略》里就批评中国人“好古恶新”,谓政治“以尧舜之时为最，外国人考内外不同之事，惟以此件为独奇”①。1875年，林乐知在《中西关系论略》中还以中西民族在古今观念上的不同来解释中国贫弱的原因，指出“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敢落后，中国墨守成规，不知善变。此弱与病所由来也”②。1894年，林乐知在《中美关系续论》中进一步道出中西民族在主静和主动上存在的差异，并认为“动静相交之际，则所干碍者大矣”③。外国人关于中国民族性的这些评论对维新派的自我反思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引起了维新派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一方面，他们对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蔑视表示强烈的愤慨和不满，指责他们“讪我、垢我、病夫我，曰顽钝无耻，曰痿痹不仁，曰无教之国，何其悍然不顾平等之义至斯极也?”④并揭露外国人诋毁中国人，目的是为他们侵略和灭亡中国制造借口，以便将自己打扮成“仁义之师”⑤。另一方面，维新派也引用外国人的评论，作为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依据，并以此号召人们反躬自警，发扬中国“先治已后治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⑥的传统，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弱点。由此可见，维新派探讨国民性问题很大程度是由外国人的研究引起的。

从思想渊源来说，维新派的“新民”思想与借道德人心治理国家和社会这一传统的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维新派在呼吁道德革新和“正人心”时，便是以“人存政举”“徒法不能以自行”的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教义作为其主张的理论依据，他们所说的“新民”一词也是直接取于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一思想。事实上，当时的维新派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他们普遍夸大心力的作用，将心看作是万事万物之本源，认为“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①;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而实亡于“心力”②。因此，他们在文章中一再敲响“哀莫大于心死”的警钟，其组织的保国会也以增进国民的“心力”为宗旨，宣称“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厉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熵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③。正是从这种道德人心决定论的思想出发，维新派及后来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们才一直强调道德革命。

“新民”主张的另一思想渊源则是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这在严复《原强》一文的论述中表现得最清楚。他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不只是生物界的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便处于种与种争、群与群争的状态之中，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得以自存和发展，因此民族要生存，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再者，他认为“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④。也就是说，国家为一生物体，个人为一细胞，生物体的强弱优劣取决于各个细胞的强弱优劣。从这一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出发，严复便得出了民族强弱兴亡系于民力、民智、民德的结论，指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⑤。

综上所述，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绝非一般文人骚客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19世纪末期进步的中国人为寻求民族出路提出的一个方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民族文化心理，实现国民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