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晚清历史进一步被归入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并且，革命叙事成为晚清史研究的唯一模式，并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代表性著作如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4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苑书义、陈振江、胡思庸、邱远猷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等。

这些中国近代史著作构建的晚清史叙事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根据毛泽东阐述的“两个过程”理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以“三次革命**”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所谓“三次革命**”,即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这一体系之下，有关“八大事件”尤其是"三次革命**"的研究受到学界超乎寻常的重视，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论著汗牛充栋，数不胜数。

另外，清史学界则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学科的设置，进一步主动将晚清史排除在清史之外，只研究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前期和中期史。如20世纪60年代初，郑天挺先生给中央党校讲授清朝历史，就只讲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历史属于近代史范畴，不在清史讲授范围之内，他说：“清朝的统治一直继续到一八四〇年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从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历史结束于一八四○年。一八四○年以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则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讲，我们讲清代历史的就不谈了。”①20世纪80年代伊始，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历史属于近代史研究范畴，也只写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本不同于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目前已出版了各种比较详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在基本内容上，本书结束之后，可以和这些近代史著作相衔接”②。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陈生玺、杜家骥先生所著的《清史研究概说》在对清史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时，重点也是介绍清前期和中期史的研究，几乎未将近代史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列入其中，这正是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史学界普遍将晚清史划归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的现实。需要指出的是，晚清史与清史研究相分裂的状况是不利于推进学术的，造成了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之间的巨大隔阂：研究晚清中国近代史的不问清史学界的研究；研究清史的不知近代史学界的晚清史研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末，清史学界酝酿启动清史编纂工程时，虽然有意将晚清历史重新纳入清史范畴，计划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编撰写，但由于不了解国内近代史学界在晚清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研究队伍，或出于学科壁垒，认为“国内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人员较多，机构也比较充实，目前先搞出上编的规划，待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另行组织力量，制定下编的规划”①。这显然没有将近代史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和学者看成是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史学界与中国近代史学界存在的这种学科壁垒，甚至在21世纪初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刚启动之际仍影响着清史编纂工作。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张海鹏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即将启动之际，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个研究清史的著名学者开出一个清史著作书目，竟都是嘉庆以前的，我问道光以后的算不算清史，那位先生无以应对。还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今天在清史编纂工程中担任重要任务的学者，说自己并不适合在清史工程中担任职务，基本理由是自己的专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史与清史之间是存在壁垒的，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划有界限的。”②

同样，中国近代史学科构建的晚清史革命叙事体系存在的欠缺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底下，一部晚清史被浓缩为一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事件史，不但严重忽视了对晚清经济、军事、外交、制度和社会及思想文化的研究，而且也严重忽视了对清朝及相关重要人物和制度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割断了与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历史的联系。进入80年代之后，尽管学界试图对这一革命叙事体系加以修正，有的提出“四个阶梯说”,有的提出“双线说”,有的提出“民族运动说”,但它们基本上只是在“两个过程""三个**”的架构下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在革命叙事体系之下，晚清史研究不可能出现重大的根本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