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通论性的晚清史学术研究始于1912年清亡之后，并分别被纳入两个不同的学科之下：一是作为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断代史清史研究学科体系之下，这一时期的晚清史研究，大致又可分三个流派。一派为清朝遗老派，以《清史稿》为代表。他们站在逊清的立场上，于1914年开始编纂，借修史报答先朝皇恩，在内容选择和措辞上多方为清朝歌功颂德，如在撰修过程中，对于清朝统治者的残暴行径，以及有损清室帝王尊严、后妃名誉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而在忠义、列女等传的安排上，则不惜篇幅，褒扬铺张；在撰修帝纪中，对清朝皇帝也多溢美之辞，"至勤""至明""至仁"等词处处可见，并不惜违背传统断代史修史体例，为许多生于清而死于民国的忠于清朝的遗民立传。另一方面，《清史稿》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则尽量少写，甚至不写，如对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民报的出版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清史稿》全都没有记载；孙中山作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领袖，《清史稿》仅在光绪三十年五月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一见其名，将他与康、梁二人一道被列入大逆不赦之人。同样，对于存在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清史稿》也不按传统修史惯例，设《载记》以记其事，仅设《洪秀全传》,草率应付。并且，凡是记载反清活动，《清史稿》都以“倡乱”“谋乱”“谋逆”等词称之，等等。《清史稿》这种“内清而外民国”的修纂立场，直接反映逊清遗民对民国正统地位的拒斥心理，结果于1929年12月遭南京国民政府封禁。

另一派为民族革命派，以许国英、汪荣宝合撰和合编的《清史讲义》和《清鉴易知录》,刘法曾的《清史纂要》,黄鸿寿编的《清史纪事本末》,陈怀的《清史要略》,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为代表。这一派的学者与清朝遗老派相对立，他们秉承民族革命史观，奉民国为正统，将清朝统治看作异族统治，多加抨击和批判，认为清朝的历史，是清朝入主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清朝的灭亡都是由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所致，他们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都做正面论述和评价。

第三派为学术派，以孟森的《清史讲义》为代表。这一派学者主张清史研究应秉持客观的学术态度，既痛斥清朝遗老编纂《清史稿》存在隐讳涂饰之病，表示“此非学人治历史者之本怀”①,也严厉批评民族革命史观“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是“浅学之士”之所为，不符合修史任务，表示"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①主张清史研究以传信存真、“列清史为学科之意”为宗旨。此一学派的学术研究，后来多被国内清史学界所继承。

在近代史学界，晚清史的研究要稍晚于清史学界，虽然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主要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形成两个影响深远的学派。一派为资产阶级学者，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和蒋廷胾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构建起晚清史研究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他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化，即中国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走出封建社会，建立近代国家，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并且，他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一回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各种“民族惰性”和落后的传统。因此，他们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问题上，强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看作是进步与落后的关系，看作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持消极或否定评价。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内政，他们认为改良道路比较符合推进中国近代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对晚清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戊戌变法和维新派、清末新政和清廷改革派、立宪运动和立宪派，大体做正面论述。同时，站在资产阶级和民国的立场上，他们也肯定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起义不符合近代化和民族建国目标，因此，对晚清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多加否定。

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构建起晚清史研究的革命叙事模式。这一派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历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②。因此，反帝反封建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根据这一认识，他们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上，着重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对中国人民的各种反侵略斗争给予充分肯定。对于晚清中国内政，他们推崇革命，不但批判清朝统治阶级阻碍历史进步，也批判晚清各种改良主义道路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国时期，虽然清史学界和近代史学界都将晚清历史纳入研究对象，但晚清史研究在这两个学科中的地位还是有所不同的。比较而言，近代史学科对晚清史的重视和研究深度及影响要高于清史学界。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民国时期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因此，晚清70年历史自然就成了近代史的主体，他们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无不以晚清70年为主要内容，民国部分只是最后附带论述。而对于清史学界而言，晚清70年只占清代历史的四分之一，并且，受资料条件和学术积累及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史学界的研究重心和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和中期史，对晚清史的研究则显薄弱。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后来中国学界的清史和晚清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