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有案的案情并不复杂。1904年12月15日下午4时左右，俄国巡洋舰“阿斯科”号水兵亚其夫和地亚夫二人乘坐东洋车，擅自至南京路外滩码头，拒付车钱，与车夫发生争执，便拾起路旁做工木匠的铁斧，追砍车夫，车夫逃避，致将适逢路过此地在上海做工的宁波人周生有的头部砍伤，周生有在送至仁济医院后，即气绝身亡。凶手亚其夫和帮凶地亚夫则被赶到的租界华捕拘走，当日即由捕房解至俄国总领事署。对于这样一桩严重的人命案，俄国领事居然不对凶手进行鞠讯，而是当即转送至所隶军舰了事。租界当局和俄国领事的这一做法激起了在沪宁波人的极大愤慨，他们集会要求将凶手交中方审判、严惩。

袁树勋在对案情进行了解后，亦义愤填膺，要求俄国领事将凶手交上海地方官审讯，认为受中国保护的俄国败兵，不守纪律，残害保护国人民，实与寻常命案交涉不同，不能享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于是，他一面电禀江督和外务部与俄国公使交涉，一面于18、26、28日三次照会俄国领事，要求“应将该肇事酿命之凶犯二人交出，送道收禁，听候发县讯明，按照军律惩办，以昭炯戒”①,指出“贵国艇舰员弁兵人等既已归我保护平安，而在船兵丁转将我华民砍伤毙命，以怨报德，试问中外有此情理乎?寻常人命交涉，尚须照章会审，而此凶犯，乃容留在沪，应由我中立国约束之兵丁，贵总领事竟不饬令交出，听其逍遥法外，视人命如儿戏，置公法于弁髦，沪上商民同深公愤，并闻日本人之经商在沪者，尤有戒心。设因此而有意外之虞，我国不能曲全中立之责，应由贵总领事担其责任”②。

经沪道一再催促，俄国领事于29日才做出回复，拒绝交出凶犯，声称“此案按照俄华两国现行条约，凡俄人在中国地方犯罪，应将该犯送交本国官员治罪……来文所请送由中国官员审讯一节，置两国约章于不顾，断难照办”③。对于俄国领事所持理由，袁树勋当日即复照，予以驳斥，指出俄舰兵弁既归中国保护，如有违犯，自然应交中国审办，而不能交俄水师军官审理。并且，即使根据《天津条约》第7款和续增各条第8款的规定，俄人有犯，亦须会同办理，贵总领事“何以早不计及?所谓置两国约章于不顾者，究竟应何人担其责任?”④

与此同时，旅沪绅商也奋起抗争，公禀袁树勋、两江总督及外务部，要求将罪犯交出，归上海公堂会同审判。⑤旅沪的宁波绅商还以此案系发生在租界内，特于12月27日公函领袖领事美国总领事古纳，请其出面主持公议。由于古纳当时正交卸领袖领事职务，未及赶办，29日由接任领袖领事的德国总领事克纳贝通知甬商于次日在领事总署内面谈。12月30日午后3时，沪上甬绅严信厚、沈敦和、周晋镳、朱佩珍和虞和德等5人同往，提交节略，要求将周案交会审公堂审判，

理由如下：(1)此案系发生在公共租界内，实犯及租界治安，各处共知共闻。(2)此案若不在上海讯办，则华人不能亲往，不能信其公道；且一经他往，中国政府即失管辖之权，何以对日本?(3)俄国领事不讯此案，无条约根据；根据条约规定，俄人在中国犯事，必须由俄国领事与华官会同审办。(4)除和约所载而外，洋人在中国即应归中国治辖；今此案既非和约所载，此案人犯自然应归华官询问。(5)俄水手特准逗留此间，与寻常居民不同，更应归中国管辖。(6)俄人既要中国保护，是非归中国管辖不可；若逗留间出事，中国实任其责。(7)现在公议，只求华俄会审，已是格外通融。①领袖领事克纳贝虽然认为将犯事外人归华官审办的要求没有条约根据，但在听完甬商的陈述和解释后，也认为他们所说不无道理，为维护租界治安起见，答应就此事与俄国领事商量。②在中外的共同压力之下，12月31日俄国领事将凶手从“阿斯科”号巡洋舰解送至俄国总领事署暂行禁押，以待中俄双方商定审讯办法。③

在如何审讯案犯问题上，袁树勋主张设特别公堂，由南洋大臣派员在上海县署内与俄国总领事共同审讯。但俄国总领事不但反对设特别公堂，只允许在俄领署内审讯，而且也不同意会审，只请县官员观审。为此，袁树勋分别于1904年1月4、9、11日三次照会俄国总领事，迭催俄国总领事同意设特别公堂会审，确定会审日期，并阐述其理由。12日，俄国总领事复照表示，中俄续约中并无设特别公堂的内容，周案定于次日上午10时在本署内开堂审讯，“请委上海县或他员届时到堂观审”。对俄国总领事的无理要求，袁树勋当日即照会予以驳斥，指出“查中俄天津和约第7条明明有会同办理字样，所谓会同办理，即会讯也，何得谓并无明文乎?”宣布俄国总领事若一意孤行，由此所引发的不测，“应由贵总领事担其责任”,并将“电请外务部普告各国，令奥斯科、‘满洲’巡洋舰及格鲁苏福意鱼雷艇离开上海口岸，不能再为保护，以保治安，而谢众口”①;声明“所请派员观审一节，断难照允!即使贵总领事及贵国带兵官遽行讯办，独断独行，未能满众人之心，则本道万不能承认!此案仍不得视为了结!惟有仍请照本道所议特别公堂会同讯办，始足以服大众之心，而伸死者之冤!”②同时，袁树勋致函甬绅采取一致行动，不要派人到俄领署听审。③

对袁树勋在周案中所持的严正立场，外务部起初也持支持态度。在接到有关周案的禀告后，外务部先照会俄国公使雷萨尔，要求将凶犯交出，由华官审判。④在该要求遭俄国公使拒绝后，外务部又于1905年1月3日致电驻俄国公使胡惟德，指示与俄国政府直接交涉，要求俄国政府命令俄国领事交出凶犯，进行会审，从严治罪。⑤1月13日，再次致电胡惟德，声明俄国总领事仅允华员听审的提议不能接受，“希向俄外部切实声明，径由海部饬知俄领遵照沪拟办法，切勿含糊!”⑥

然而，俄国总领事不顾中方的一再抗议，13日在中方没有派人会审的情况下单方面开审，并根据俄律第1058条和海军律第134条的规定，以凶手亚其夫所犯罪案系出无意，判处4年苦工；水手地亚夫所犯仅为违背巡捕命令，罚15卢布或监禁5天。⑦

对于俄方单方面所做的这一判决，袁树勋于次日亲赴俄国总领事署，表示强烈抗议，声明此案关系重大，如不与华官会审，上海各帮华商将与俄国在沪商家停止贸易。同时，袁树勋又电禀江督和外务部，强调“此案非办到特设公堂，不能会讯；非办到会讯，不能服众”①。沪上甬人也奋起抗争，15日上午数千人在法租界四明公所集会，经上海绅商和袁树勋派人劝说，表示此案已电禀外务部、南洋大臣，将与俄方谈判解决，众人才陆续离去。②上海各帮绅商则做出在此案解决之前“暂时停用俄国道胜银行钞票”的决定③,以示对俄国总领事单方面审判的抗议。

然而，就在俄国总领事对周案做出判决的同时，俄国政府通告各国，指责清政府违背中立，暗中援助日本，扬言俄国也将“不守战界之约”,威胁要把战火扩大到东三省之外地区。④在此背景之下，外务部对周案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为避免周案问题复杂化，引发暴动，为俄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中立义务找到新的借口，不再支持袁树勋的主张，希望速将此案妥协了结。14日，外务部致电两江总督和袁树勋，强调“俄方寻衅，意在坏我中立，务饬寓沪甬绅，切实开导商民，慎勿暴动，授人以隙。大局所关，该绅等必能体察也”⑤。15日，外务部便电派商约大臣盛宣怀督同袁树勋办理此案。⑥而盛宣怀秉承清政府“速了”的旨意，抱定“以息事宁人，不生枝节为主”,认为以俄舰归我保护，案犯即归华办理缺乏条约根据，难以办到①,因此在与俄方交涉中不再坚持会讯，将争论的问题转到审判是否适当和监禁年限问题上，为周案的解决寻找退路。17日在与俄国总领事会谈中，盛宣怀提出犯者虽系误犯，但杀者实是故杀，判讯监禁4年，未便照准，应将全案录送复核；另案犯的监禁日期也应自押到俄国之日为始，在沪监禁日期无论久暂，均不计算在内。②

2月3日，盛宣怀督同袁树勋与俄国总领事再度会议，提出以下4条要求：(1)应将案卷检送驻俄胡惟德公使照讯俄外部转咨俄海部复核，按俄律第1458款，将案犯判禁8年；(2)监禁应自押到俄国之日起算，在沪监禁无论久暂不在限内；(3)应给抚恤银两，可听死者家属自做善举；(4)俄船兵民，来者日众，应援引威海卫等处章程，圈禁保护，不得听任游**，酗酒滋事。对于第一、二两条，由于其实际的处理和决定权仍在俄方，俄国总领事表示照允，后来第一条的要求也被俄国政府拒绝。至于第三条抚恤问题，俄国总领事表示恤金只能给家属，数目请示雷萨尔公使即可确定。关于第四条内容，俄国总领事表示自周案发生后，即已严禁游**酗酒，如要订立专章，领事无权。③盛宣怀此时与俄国总领事的交涉实际上只是做表面文章，仅仅出于“稍慰人心”的考虑，已无多少实际意义。会后，盛宣怀即请在座甬绅传谕息争，并电告外务部，宣布了结周案。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