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新政研究领域，除了卡梅伦的综合性著作之外，另有一些英文著作就新政改革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在政治改革领域，梅恩伯格(Norbert Meienberger)的《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9):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①一书，通过对1909年谘议局成立之前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考察和分析，透视清政府对宪政的认识和理解，力图解释清政府为什么决定采用立宪政体，以及清朝统治者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在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措施进行考察和分析后，梅恩伯格得出与卡梅伦大致相近的观点，认为清政府的宪政改革是真诚的，那种指责清政府的宪政改革不真诚和拖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站不住脚的，只是代表了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激进的立宪派人士的意见。他指出，清政府从未承诺要引进将会削弱皇权的政体，只赞成采纳立宪主义的某些适合的成分，以有利于中国的强盛和维护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只是传统内的一场改革运动；而作为一场“传统内的改革”,清政府所认可的宪政概念含有维护过去的传统和清朝的统治的企图，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一个相信自己还有足够的权威“钦定”宪法和国会的统治者来说，维护自身权力自然是其最本质的目的。关于清政府将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九年，作者也认为并不是清政府为了拖延。他指出，对清政府来说，建立一个新的君主立宪的政府，并不是有了一个国会就可以了，它涉及一系列的活动，诸如人口普查、财政改革、制定法律法规等，要是行政部门不能提出预算，那么国会对君主又有什么用呢?要是没有法律法规可供参照，国会又如何能够依法行事呢?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完全是真诚地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将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九年也有先例可循：日本的国会便是在1881年宣布，而在1890年召开的；在孙中山的共和方案中，他也提出革命后中国建立立宪政府需要九年时间准备。考虑到清末预备立宪涉及的方案如此巨大以及中国国土的辽阔，九年时间与其说太长，还不如说太短。他认为，即使预备立宪的方案没有按计划执行，推迟了，也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由于旧的习惯浸透了整个官场，绝不是清政府故意拖延。梅恩伯格所做的这一研究虽然只是进一步发挥了卡梅伦的观点，但他强调从清政府所认同的立宪去理解和评论清末的预备立宪，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傅因彻(John H.Fincher)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①一书，从地方、省和中央三个层次，对20世纪初年中国的自治运动的动力、运作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影响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傅因彻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国家从中世纪向近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无论是尼德兰、英国、美国、法国的革命，还是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革命，代议制的兴起始终是政治结构变革中最为关键的部分。20世纪初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也与西方“代议制的兴起”相类似，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忽视了这一点。傅因彻认为清末自治运动的动力既来自清政府强烈的有意的推动，也来自地方精英的推动，官方倡导的自治运动与非官方推动的自治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在论述晚清自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傅因彻既对清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改革和举措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也对自治团体的活动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并透过自治运动中代议制度的运作，具体揭示了自治运动对晚清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以及一些新的制度如何取代传统制度，进而指出代议制在某些场合是对扩大中央权力的一种补充，与专制政府并不矛盾，它本身就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但代议制同时也向中央和地方督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要求民主的挑战，它否定独裁制度的可能性一点也不比法国的代议制逊色，不能将1900—1913年中国代议制的兴起等同于地方、省和中央三个层面的保守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等同于中国历史上伴随一个王朝衰败而出现的地方保守士绅势力的兴起。在清末自治运动中，地方一级的议会大部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除了致力于研究性的学会之外，很少有自治团体或组织在地方县、市集会；那些超越学会性质的地方立法机构也肯定是存在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前沿的县市，而不是在那些传统的、由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控制的内地。在省一级，谘议局的成员主要是一些改革的积极分子，他们虽然大多有地方士绅的身份，但他们的选举程序和他们所被赋予的职责要求他们超越地方士绅的利益；许多议员有着海外留学或从商的经历，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已将国家的认同添加到他们的地方认同，甚至所有的议员都很快地认识到，他们与本省官员打交道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与他们在其他省份的同道有着直接的联系。在1910年要求速开国会的政治运动中，各省议员也是致力于省和全国层次的自治事业，而不是致力于地方一级的自治，或提出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经济和军事方案，以取代清政府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改革。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的议员利用自己在官方联络系统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及其所控制的新闻舆论，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傅因彻认为1900—1911年的自治运动不能仅仅从中国的国内政治加以解释，其中也有国际因素。台中、台北、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地最初出现的自治组织和机构，与列强卷入争夺地方土地权的斗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05年的日俄战争激发了清朝政府的立宪兴趣，加速了其立宪改革。并且，正是因为外国列强威胁的因素，抑制了清末自治运动中的地方分离主义。如果没有外来的威胁，那些地方的民主人士很可能会像美国独立战争挑起法国君主反对大英帝国、尼德兰革命挑起英国君主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一样，挑起某一列强与清朝君主专制制度相斗，以实现他们的自治要求。中国虽然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民主政治受到民族主义的损害，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超越了地方分离主义。

对于清末自治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历史意义，傅因彻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过去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忽视了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他指出清末自治运动所取得的民主成绩并不是表面的，1909年的选举动员了几乎200万非官员精英，而1912年和1913年的选举则将数千万中国人卷入政治之中，虽然尚不能说是大众的，但也不能看作是精英主义的；就1905—1913年中国民主政治所取得的进步来看，其发展要好于同时代的俄国和美国的民主改革。虽然到了1923年中国的议会民主政治不再发生作用，但新闻界和法团组织仍然发挥着类似早期近代欧洲第三等级的作用，继续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动力。

在清末教育改革方面，傅吾康(Wolgang Franke)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①一书对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历代著名文人学士对科举制的批评，以及进入近代以后清政府改革科举制度的努力和1905年最后宣布废除科举制的历程做了系统扼要的叙述。傅吾康认为，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与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暂停某些省份的科举考试并无直接的关系，主要是因为那种奖励科举出身的做法已不能适应新的教育，新教育的发展最终不但要求冲破传统的科举出身，而且要求打破整个的科举制度。他所做的这一研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科举制度最后被废除是科举制存在的固有缺陷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而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研究晚清教育改革的另一本更有影响的著作是巴斯蒂(Bastid)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①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巴斯蒂没有泛泛地探讨20世纪初清朝政府的各项教育改革举措，而是在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对张謇教育思想及其在江苏的教育活动的考察，着重分析近代绅商在晚清教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近代绅商在兴办教育中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独到的看法。巴斯蒂指出，教育改革之所以在晚清十年新政中最富有成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得到像张謇这样开明的近代士绅的大力配合和支持，正是在他们的主持和领导下，清末的各项教育改革在地方得以实行。换言之，清末在建立近代学堂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近代士绅与清政府及地方官员合作的一个结果。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近代士绅之所以能与清政府和地方官员达成合作，是因为他们都以日本为模式。②巴斯蒂同时指出，在这种基于日本模式的合作背后一开始就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因为日本模式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有着相同的意义。虽然清朝官员和士绅都认为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所需的人才，但对清政府来说，其所要培养的是忠于封建君主的人才，清政府企图借教育改革恢复传统的以君主为核心的团结和统一，换言之，清政府是将教育改革当作稳定统治的一种工具；而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士绅则不然，他们将教育改革当成是政治改革的一种工具，希望借教育改革为改造中国、振兴国家提供所需的人才。巴斯蒂认为，清朝官员和开明士绅在教育改革目的上的这一分歧和矛盾直至1906年都尚未导致他们之间产生重大的对立或冲突，因为直至那时士绅们仍然对他们的成功充满热情和希望，并且害怕革命运动。然而，1906年立宪运动开始后，士绅与清政府在教育改革上的合作不再和谐，两者之间的目标愈来愈相背离：清政府力图夺回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士绅所申称获得的各种特权；而士绅则力图扩大这些特权，并使它们合法化，他们将教育作为对抗政府的一个阵地。

此外，对于清末教育改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巴斯蒂提出了与学术界不同的见解，认为清末彻底放弃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完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巴斯蒂指出，在建立近代学堂制度之前，普通收入的农家子弟尚可以在私塾中获得一些读、算和对农村生活有用的基础知识，一些天资聪颖的学生还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教育；而在近代学堂取代传统社学、私塾和书院后，原来那些资助宗族学校的富家都将他们的子弟送到近代公立学堂上学，不再关心和资助宗族学校，而近代学堂的学费又远远高于传统书院，这就使得许多农家子弟无力上学。学堂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相反，由于学堂学费的提高，贫穷的农家子弟失去上学的机会，使得中国的社会精英与普通百姓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晚清军事改革方面，美国学者鲍威尔(R.L.Powell)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①和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EdmundS.K.Fung)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②是两部相得益彰的著作。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是国外最早系统论述晚清军事变革的专著,出版后，被国外的有关论著广为引用。在这部著作中，鲍威尔除在第一章对满族军队的组织及湘、淮军的历史做了简要追述之外，第二章至第七章对1895年小站练兵至1912年清帝逊位十余年间中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做了系统考察。鲍威尔认为，晚清军事改革的领导力量主要来自袁世凯和张之洞，并且得到了慈禧的支持，上述三人对晚清军事力量的进步具有重大功劳。1908年以后，随着慈禧太后和张之洞的相继辞世，以及袁世凯被罢黜，晚清军事改革的进度受到了阻滞。用鲍威尔的话来说：“这些人的离职或去世，标志着军事和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①对于清末最后三年摄政王主持下的军事改革，鲍威尔评价甚低，指出：“摄政时代的整个军事纲领，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建立有效的常备军这件事，也很少进展。巡防营主要仍由地方控制，而且它们承受了绿营和团练的许多弊窦，也收容了大批绿营团练的将弁”;“自慈禧死亡袁世凯被罢黜以后，常备军的战斗力并没有什么大的增加。到了1908年以后，则不仅量的扩充停止了，就连质的提高也受到阻挠。军队的素质在某些方面甚至退化，这种现象即使在北洋军的一些部队中也有所发现”。②

《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试图探讨晚清军事改革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晚清新军与军阀的关系。鲍威尔在导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试图描绘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如何成长起来，以及军阀如何上升到能够在君主制崩溃后夺到政权的地位”③。在鲍威尔看来，晚清新军，特别是作为新式陆军核心的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是中国近代军阀时期私人军队的先驱，是湘军、淮军的继承者，是新军阀阶级的训练中心。因此，鲍威尔在考察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注意到了不同政治派系以及中央和地方为争夺军事领导权而展开的斗争，特别是北洋军在袁世凯最后获取政治权力中所起的作用，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能成为晚清中华帝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主要是由于北洋军及北洋集团对他的支持。鲍威尔认为，晚清的军事改革，尤其是军事学堂的创办，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从而吸引士绅家庭子弟从军，进入军事学堂，逐渐形成一个武职官僚制度。在德国和日本教习的熏陶下，这些新式军官重武轻文，没有对共和理想的忠诚。晚清中国虽然还没有像后来的军阀主义年代那样受当兵的支配，但军事领袖们取得了足以攫取权力的地位，军阀主义的基础业已奠定。1912年帝制被推翻后，传统儒家文职官员在训练和信念上都没有为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做好准备，保住自己的主宰地位。而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洋学生尚不能满足现代国家的需要，他们的威信比旧日的士大夫还要低，这一阶级同样没有机会使自己执掌大权。唯一能够填补空缺并攫取权力的一群人便是新式军人，到1912年新式军人中取得高官的人数已超过受西洋教育的文员，“军国主义已在文治的腐朽外衣下滋长起来”①,到了1916年兵权完全被军人们掌握，兵力不幸成为攫取权力、控制大局的唯一力量。

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在许多方面受了《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贡献。鉴于《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已对晚清陆军近代化的进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只是在该书的前三章中从新军的形成、军事管理机制和财政制度以及新的教育体系的建成等方面，对1895年特别是1903年练兵处成立以后晚清中国军事的发展及其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扼要的论述。对晚清军事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冯兆基给了比鲍威尔更为积极的评价，认为新军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比起以往的旧式军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中国武装力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19世纪零打碎敲的军事改革和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整顿军备之间起到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同时，冯兆基指出以下一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晚清军事力量的发展。第一，1909年以后北京领导集团的软弱无力影响了军事改革的进程，并挫伤了士气。第二，地方主义从内部损坏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妨碍了中央的统一指挥，从而妨碍了北京组建一支名副其实的国家军队的计划。第三，财政制度的混乱制约了各项军事改革计划的实施。第四，缺乏建立近代陆军所必需的工业基础，既无法生产大批高质量的武器装备，也无力建立调动军队所需要的交通运输网。

再者，与鲍威尔突出袁世凯、张之洞、慈禧三人在晚清军事改革中的作用不同，冯兆基更强调清末的军事改革是一场全国性的改革运动，在书中一再指出，1900年以后的振军运动并不限于少数几个官员统辖下的若干省份，而是全国规模的运动。振军运动是由策划维新运动的地方大员发起，遵照清政府制定的方略和规章开展起来的，并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支持。冯兆基在第四章对社会各阶层关于清末军事改革的反响做了具体分析。对于最后三年摄政王主持下的军事改革，冯兆基一方面与卡梅伦和鲍威尔持相近看法，认为这一时期由于摄政王的领导能力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加剧，妨碍了军事改革的成绩，但同时指出摄政王所实行的各项军事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所做努力的继续，特别致力于统一全国各地的陆军，力图从军事上、财政上控制各省。冯兆基的这一观点，显然更合乎实际。

除上述这些不同特点之外，《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在学术上更主要的贡献在于它在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上的独到探讨。关于辛亥革命，正如冯兆基在书中所说，学术界最初强调同盟会以及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党领袖人物的作用，后来又对著名的改革精英、立宪派人士、省谘议局议员以及绅商等非革命党人的作用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最近则将研究兴趣转向晚清行政管理的改革和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上，认为是清末离心离德的改革导致了革命。而冯兆基教授则通过对新军动向的考察，强调新军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的关键作用：直接作用是新军担任了武装斗争的主力；间接作用是新军的武装起义对那些心怀异志的立宪派人士和地方士绅施加了必要的压力，促使他们把筹码押到革命党人一边。而新军军官和各省谘议局的合作，正是辛亥革命很快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时，对于新军为什么背弃清政府，冯兆基也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单单强调革命党人的策反活动并不足以解释新军普遍背弃清政府的现象，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新军对清政府失去忠诚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晚清实行募兵制，各省的新军都从本省征募，结果土生土长的士兵占了多数，这些士兵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的思想感情往往跟当地贫苦民众和乡亲故友毫无区别，这就决定了新军的士兵不可能被国家当作无限度的镇压工具来使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由此所引发的民众的**，极大影响了地方的驻军；军队中存在的腐败、贪污、欠发薪饷、虐待士兵、编制紧缩、晋升机会减少等问题，也使得军官和士兵的怨愤情绪上升；军事改革中滋长起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又对军队秩序起着颠覆破坏作用，当事实证明清政府既不能应付外来挑战，又无法处理好国内问题时，许多青年军官就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清朝统治者。此外，普通士兵文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得部队更容易受革命宣传的影响，被各地方报刊的时事评论打动。他指出，军人普遍不满现状是晚清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革命党人不可能制造出军人的怨愤，他们只是利用了军人的不满情绪，把军心思变与社会革命有机联系起来。该书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辩证地说明革命在军内发生并得到大多数新军部队的支持绝不是个别人物活动或某些孤立事件的结果，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对晚清军事改革的研究虽然在不少方面较诸《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深入，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在新军与近代军阀的关系问题上，该书的观点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在有些地方，冯兆基似乎赞成鲍威尔的观点，指出编练新军虽然是由中央发起的，但新军“仍然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①。在晚清军事改革中文武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上，该书也几乎与《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军人在晚清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但直到辛亥革命后传统文武关系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方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辛亥革命几乎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军队与国家官僚政治的传统关系，结果军方占了优势，就像‘军阀割据’时期表明的情况一样”①。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摧毁了传统的统治模式，新建的民国政府缺乏传统的权威，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地方当局，都无法依靠尚未建立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他们无一例外地依赖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至少也需同后者建立友好关系。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权力的角逐中，军方比文官集团装备得更为充分。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冯兆基似乎又赞成美国学者麦金农的观点，反对将北洋军说成是效忠袁世凯的半私人部队，反对将北洋军说成是近代军阀的前身，认为“北洋军支持袁世凯，并不是要效忠于他个人，而是普遍觉得唯有袁世凯才能建立起新秩序，以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②。另外，书中一方面对晚清军事改革中崛起的尚武主义和军国民主义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晚清改革家们在促进中国尚武主义方面是取得成功的”③,但同时又指出“不幸的是，原先那种积极的、全民振兴武备的设想，在以后几十年里很快演化为地方割据的军阀主义”④。由此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原先具有积极意义的尚武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后来的军阀主义，它们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对此，作者并没有做具体的解释。

此外，与《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样，该书对中国近代重要军事力量之一——晚清海军的状况，也没有做任何的考察。固然，晚清海军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遭重创后，一直未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鉴于海军是一个比陆军更为现代化的军种，以及海军仍在晚清扮演一定的角色，完全将海军排除在晚清军事力量之外，显然不甚恰当。并且，考虑到晚清海军的动向也曾对辛亥革命的成败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该书在探讨晚清中国军事力量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完全不提海军，就更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