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作为一场广泛的改革运动，它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在国外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如徐中约著的《中国近代史》②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中国史》,对此都有专章论述。①然而，国外综合研究清末新政的最早一部英文专著当推卡梅伦(Meribeth E.Cameron)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②一书。该书自193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以来，一直为研究这段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所广泛引用，多次重印。有鉴于此，笔者在此根据该书的1963年版，做一较为详细的介绍。

在《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第一、二两章里，卡梅伦首先对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维新运动做了扼要的追述，以揭示1900年之后新政改革与前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认为清末新政是晚清改革的第三个阶段。第三章，卡梅伦通过对1901—1903年清廷一系列改革诏令和举措的考察和分析，论证慈禧太后在经受1900年排外失败的打击和西行所饱尝的艰辛之后，终于认识到列强远比清朝强大，为了清朝和她的人民，中国必须要引进一些西方的制度和观念。卡梅伦指出，慈禧真诚地面对这个问题，抛弃了之前的保守主义偏见，转向赞成实质上是1898年光绪皇帝提出的改革政策。1901—1903年的改革虽然只是一个开端，规模有限，但它们却是后来更大规模改革的前驱，表明由光绪帝主持的改革政策得到复活，重新获得重视，尽管慈禧太后本人极力否定这一点。

该书自第四章开始进入对清末新政各项改革运动的考察。在卡梅伦看来，教育改革是清末各项改革中最为急需的，它可为清政府提供所需要的新式人才，因此将其放在第四章首先加以讨论。她认为，清末在教育改革上所取得的进步是曲折的、不平衡的。清末在废除科举制、建立西式学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为新的教育制度提供所必需的国家财政支持；缺乏合格的教员，教学质量差，尤其是小学教育被严重忽视；政府政策的波动和一些地方官员对新式学堂的抵制和冷漠，以及新式学堂学生在政治上的不妥协，也妨碍了晚清的教育改革。

对于晚清的奖励留学政策，卡梅伦认为清政府最初鼓励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政策存在很多的问题：中国留学生集中前往日本，给日本的教育设施带来重大的压力，结果致使许多的青年留学生落入各种江湖骗子之手，接受的是一种极大稀释了的西学知识；许多留日学生本身就是一些冒险家，他们来日本只是为了获得留学生的名声，只要在日本居住二三个月就足以满足这种**力，在这种情况下，居留日本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只获得一些适宜于激怒人的心灵而不是给人以知识的观念；康梁立宪派和孙中山革命派的影响，导致许多留日学生成为共和主义的鼓吹者。虽然自1907年开始清政府意识到了留日学生存在的问题，并转向鼓励留学欧美，但直至辛亥革命之前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仍很有限，留学欧洲的计400人，留学美国的计800人。再加之受科举时代读书做官思想的影响，大多数的归国留学生并不愿从事教育职业，他们认为自己适合从事一些更惹人注目的事情。清政府虽然也通过一些考试，授予一部分归国留学生官阶，加以录用，但这些考试的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通过考试的人并不总是获得任用，而落选者更是滋长了不满情绪。

此外，卡梅伦还简略论述了清末的妇女教育以及教会学校与晚清教育改革的关系。她认为，妇女教育在清末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同样存在缺乏合格教员的问题；教会学校的水平虽然不在清政府创办的学堂之下，但清政府不愿让教会学校在教育改革中起主导作用，教会学校在清末的新式教育制度中并没有获得承认，后来随着教会学校自身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以符合清政府所规定的要求，情况才有所改变，到1911年时教会学校才开始获得清政府一定程度的承认。

最后，卡梅伦对晚清教育改革的成果做了总体评价。她认为，评估清末教育改革成果的最好证据是学堂的数目和学生人数，以及教学的质量。卡梅伦认为与晚清适龄学童的人数相比，学堂的数目和学生人数少得令人失望。1910年中国的总人口大约为4.38亿，其中适龄学童约为6500万人，但同年中国各类公立学校只有57267所，学生1626529人，而在1872年明治维新改革后不久的日本，适龄学童为4923272人，但学校却多达1590115所。至于晚清新式学堂的教育质量，在她看来更是不尽人意。她指出，由于大部分的教师本身并没有多少学问，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军训上，而学生热衷于政治运动，结果晚清新式学堂的教育并未造就一批支持清廷实行渐进改革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反而造就了一批激昂的政治运动的鼓吹者。

卡梅伦认为，建立一支有效的国防力量是当时清朝政府最为渴求实现的一个目标，该书第五章对晚清的军事改革做了评述。在这一改革领域，她强调了袁世凯所起的作用，认为袁世凯是一位纪律严明的人、一位令人钦佩的军事领导人、一位真诚的改革家，在他的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北洋军成了一支可与欧洲部队相媲美的力量。在1906年被解除北洋军的兵权之前，袁世凯组织了一支拥有80000人的近代化军队。在她看来，袁世凯之后的军事改革虽然继续执行，且内容上更加完备，但这些计划与实际情况往往存在差异，诸如中央集权的计划远未得到贯彻。实际情况是：兵权仍然留在地方督抚手中，只有几个镇的兵权真正在陆军部的直接控制之下；陆军部在1912年之前组建36镇的计划未能实现，只组建了大约12个镇和19个混成协，且部队的装备也很不统一；军官较袁世凯主持时期更加无能，部队缺乏热情，整架机器都因缺钱而运转不灵；等等。同时，她认为在晚清军事改革中军事院校制度卓有成效。至1912年，成立的军事院校计有：27所初级学校，15所测绘学校，4所中等学校，1所贵胄学堂和陆军军官学堂。这些院校的教员大部分是在国外受过某种军事训练的中国人，也有一些德国和日本的教官。接受教育的不限于军官，普通的士兵也被要求每天参加两小时的学习，学习一些基础知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外，晚清军事改革所产生的另一个更有意义的影响是在中国出现了尚武精神(国防意识),以前士兵是被人们轻视的人物，真正有身份的人总不屑于穿军服；而在晚清军事改革时期，穿着制服的青年进入学堂，富家子弟也毫不犹豫地进入部队服役，像袁世凯和张之洞这样重要官员都乐于作为军事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人，甚至贵为天子的皇帝也宣布自己为军队的总司令，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军事改革所带来的尚武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她同时指出，晚清满族亲贵掌控军权的现象则在另一方面加剧了满汉矛盾，加强了人们对满族亲贵裙带关系的指责。除对陆军改革做了考察之外，作者还扼要叙述了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重建海军的宏大计划和各种努力，指出由于财政问题及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既无财力也无时间将雄心勃勃的重建海军计划付诸实施，它们大部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具体的成果很少。

卡梅伦认为，在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中，最为新奇和引人注目的是1905—1911年的预备立宪。她认为，1905年清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主要是受日俄战争的刺激，并不意味着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转向认同民主政治或有限的君主制。该书的第六章详细考察了清末预备立宪的过程，作者不赞成将清末的“预备立宪”说成是清政府的一种欺骗行为，认为这种观点是当时革命党人宣传的需要，是不公正的。宪政的某些改革未能付诸实施，其因在清政府的无能和地方官员的不合作，而非出于欺骗。对于在预备立宪中所宣布的各项政治改革的性质，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不一定有清楚的认识，但他们还是抓住了一些重要的原则。首先，他们意识到必须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而不能是一群半独立的“古波斯帝国的省长”。其次，他们认识到必须建立一套新式的公务员制度，以专业化和正规化取代过去官员中的兼职和责任不清。最后，他们认识到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让国内各阶层代表表达意见的立宪政府，以密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该书第七章对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背景、过程和结果做了详细论述，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无论是从效果还是从政治和道德意义来看，在清末所有举措中，清政府为根除鸦片的种植和吸食所做的努力是最值得重视的，它和教育改革、整顿财政以及消除饥荒等改革措施一道，最终将使广大的民众变得正直、生活富足、富有知识、思想开明，是一项比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政府机器更为必要的举措。作者指出，在1906—1911年，清政府最后之所以能将传统的禁烟政策付诸实施，是由一系列的有利因素相结合所促成的，诸如民众中反对吸食鸦片的意识增强、英国政府在印度鸦片问题上态度的彻底转变，以及被日俄战争的结果所激发起来的广泛的改革热情。晚清的禁烟还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清政府的意志与人们的愿望相吻合时，这个衰败的统治机器仍然能够有效地推行它的意志。考虑到禁烟运动的成果是在当时行政部门几乎不可能放弃任何税源的情况下，以牺牲巨大的财政收入为代价获得的，因此，禁烟运动即使不能表明清朝政府的深谋远虑，那也至少表明了清朝政府对改革的真诚。

该书第八章对新政的其他一些改革，诸如财政货币改革、法制改革、消除满汉珍域、统一度量衡、废除奴婢、提倡妇女放足和去辫留辫之争等做了扼要的论述。卡梅伦认为，这些改革没有取得前面所说的禁烟运动、预备立宪运动、军事和教育改革那样的成功和进步，更多只是停留在政府公布的纸令上，但有些改革却是中国富强和启蒙所急需的。她指出，在这些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财政的改革，而财政改革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在官员中反复灌输公务诚实原则，但遗憾的是在清末新政改革中财政改革不仅被忽视，而且遭到地方官僚的强烈抵制，是最不成功的。货币改革与财政改革密切相关，虽然有关货币问题的争论不断，但始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成果。清末推行法制改革的动机是为了废除治外法权，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按照西方模式，编纂商法和民法，修订刑法，建立审判厅制度，实行司法独立；可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刑审逼供继续保留，新成立的审判厅往往滥用传统的做法，同时给本已超负荷的清朝政府增加了财政负担。法制改革中最有起色的是监狱状况有所改良，此外，法律和秩序也因西式警察制度的建立而得到加强。消除满汉珍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举措，满人的特权地位是激怒汉人的根源，也是威胁清朝统治的一个祸根，清朝政府在理论上对此给予了相当的注意，但实际行动很少，特别是摄政王载沣在消除满汉珍域上的倒退，最后毁灭了这个本可以比其他改革更能为清廷赢得良好声誉的改革。

该书第九章探讨了新政改革与辛亥革命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清末新政为什么没有形成一股凝聚力，将晚清中国凝聚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和谐整体，反而成为革命的前奏。关于这个问题，卡梅伦将清末新政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认为根本原因是清政府实行的新政改革太晚了，它已无力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她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皇室有爱国心和忠诚的支持；而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已处在衰败之中，在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等一系列事件中，清政府遭受的是屈辱和失败，因此当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时，其矛头不可避免地直接指向清政府，认为清政府应为中国的积弱负责，反对清政府的情绪更因满人是外族统治者这一事实而增强。正是这一差别决定了近代日本和中国在吸收西方文明过程有着许多惊人的差异。

此外，卡梅伦对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还做了具体分析。首先，她认为，阻碍清政府实行变革意图的主要障碍是那些保守的、受传统经典教育的汉族官僚阶层，他们经常将清政府所要求的革新作为向民众进行进一步勒索的借口。卡梅伦指出，如果清政府拥有一个有效的行政机器，能够证明改革的真正好处，或许可以推迟其灭亡，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没有进行一些最必须也是最困难的改革，如没有重新改造官僚制度，以便官僚的外貌和精神都有所改变，没有取缔盗用公款的行为，移植一种简单、准确的管理国家财政制度。其次，她认为慈禧太后的去世也是清末新政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主要是慈禧太后以她不可战胜的力量维持着清王朝的生命。慈禧摄政时期总的来说是一个衰落时期，但如果不是她占据权力位置，衰败很可能更快、更具灾难性；清末新政期间，正是慈禧以她个人的力量，促使一些近代化政策得以执行。慈禧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擅于阴谋诡计的隆裕太后，无力对付当时比他们更有组织、更有知识和更有坚强意志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同时又未能有效都控制国内的新闻舆论，结果致使清政府陷人极为糟糕的境地。她认为，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是早熟的反传统信仰的表现，而不是一场经济革命，其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之一。在人们所说的共和主义和议会的背后，引发这场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的革命一样，仍是人口的过剩、天灾、官员的横征暴敛和王朝的衰败。

基于以上的分析，卡梅伦在第十章的结语中对清末新政改革被辛亥革命中断甚为惋惜，认为这既是清政府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她指出，清政府的改革是真诚的，清朝的覆灭使中国的近代化失去了合乎逻辑的、循序渐进的转化机会，使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陷入暴力革命之中；如果清政府再能延续一二十年的话，或许能做更多的事情，以减轻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

对于卡梅伦所做的这一研究，特别是在有关慈禧太后在晚清改革中的作用、新政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清末改革运动等问题上，人们尽可提出不同的意见。此外，人们或许还可对该书提出其他一些批评意见，诸如对清末所实行的一些改革的描述并不完整，只是做了粗线条的揭示，有些甚至完全被忽视，等等。但这些丝毫不影响该书的学术价值。作为国外最早一部系统研究清末新政的著作，《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所提出的问题，依然是如今学术界争论和探讨的问题。在后来研究清末中国历史的国外学者中，不管他们对该书的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几乎无不将之列入参考书目。《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可以说是国外研究清末新政历史的一部当之无愧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