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宪派人士中，最早倡议发起国会请愿运动的是湖南人杨度。

杨度生于1875年，20岁中举人，是著名学者王闾运的得意门生。王闾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1894、1895年，杨度赴京参加甲午科、乙未科会试，虽均落第，但风云际会，适逢公车上书，有幸认识了后来声名显赫的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回湖南后，杨度又与蔡锷、刘揆一在长沙时务学堂听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维新志士讲课，成为维新人士一员。1902、1903年，杨度两次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学习，次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并成为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中一位活跃人物，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和梁启超保皇党人都有交往，他的寓所有“湖南会馆”和“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1905年，他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并不赞同孙中山的革命排满主张，而是主张君主立宪。1906年，他与梁启超在日本分别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大臣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算是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立下了汗马功劳。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下诏宣布“仿行宪政”,但其后在预备立宪方面多无实质性举措。有鉴于此，杨度主张应走国民立宪道路，认为立宪不立宪，关键在国民努力不努力，争取不争取，“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侍吾民自任之。世界中无论何国之政府，未有愿立宪者，此不必希望，亦不必责怨。希望之与责怨，皆倚赖政府之性质也”①。他还认为立宪的关键在于设立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议会，成立责任政府，“立宪国未有无国会者，有国会之国，又未有不为立宪国者”②。于是，他将速开国会作为立宪的突破口。1907年年初，他的这一主张得到梁启超的赞同和支持，他们便开始一道在《新民丛报》《中国新报》《时报》等杂志上发起速开国会的宣传。①

除了舆论宣传外，杨度还为速开国会进行组织活动，1907年2月成立政俗调查会，7月成立宪政讲习会，并在国内设立支部，推动国民立宪。9月25日，宪政讲习会选派代表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赴京，将有100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要求清政府“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

在这份请愿书中，他们虽然将速开国会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在开头部分大谈只有速开国会，才能消除内忧外患，认为中国当前内忧外患的局面，“皆由于无民选议院所致耳”。但他们提出速开国会的具体理由和诉求，却完全根据的是近代西方的宪政理论。他们强调，速开国会的一个首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向国会负责的政府，“责任政府为立宪制度之精神”,“民选议院一日不立，则责任政府一日不成”;只有设立民选议院，才能达到让国会监督政府的目的，克服政府的各种弊端，确保各项宪政政策的落实。另外，他们指出，实行三权分立，开设国会以为立法机关，也为立宪之本原，各立宪国通行之制；只有速开国会，才能实现司法独立，使人民生命财产有所保护，社会秩序得以维持。

在国会与宪法的关系上，请愿书虽然没有明确反对钦定宪法，但也婉转表达了协定和民定宪法的愿望，表示一定要将开国会安排在宪法颁布之后，这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英国作为宪政母国，迄今尚无成文宪法；德国被称为钦定宪法的模范国，但召集议会则在宪法颁布之前；日本开设议会虽然在宪法成立之后，但这由日本的特殊历史和国情使然，并且，日本开设议院的决定亦实在宪法制定之先。他们强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运用之妙与保障之法，则全恃夫议会”②。而在立宪派发表的宣传速开国会的文章中，他们明确表示国民应享有参与制定宪法的权利，指出“政府党之目的，在由政府制定宪法以左右国民；而吾辈之目的，在由国民规定宪法以左右政府”①;只有国民享有协定宪法之权，“宪法乃为有效”②。

很明显，杨度发起速开国会请愿的初衷，是试图通过速开国会达到参政的目的，并由国会主导清末宪政改革，参与宪法的制定，建立英国式的议会君主立宪制度，改良政治，挽救国家危亡。这与清政府奉行的“大权统于朝廷”的自上而下的钦定宪政改革路线和巩固君权的目的，是格格不入、不可调和的。

1907年12月24日，清政府即发布上谕，重申1906年9月1日的预备立宪上谕精神，再次强调预备立宪的进展要视筹备情况及国民程度之高下而定，并由“朝廷主之”,且“大权统于朝廷”,并声明开设议院只是为采取舆论起见，召集议会及解散议会，均有定式，所议事件，亦均有权限，既非人人均有选举之权，也非人人可为议员，既非人人皆得言事，也非事事皆可参与；指责立宪派发起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浮躁蒙昧、不晓事体”,“遇有内外政事，辄借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倡百和，肆意簧鼓，以讹传讹，浸寻日久，深恐谬说蜂起，淆乱黑白，下凌上替，纲纪**然。宪政初基因之阻碍，治安大局转滋扰攘，立宪将更无期，自强之机，更复何望?”警告如有好事之徒纠集煽惑，“必宜从严惩办”。③

由杨度发起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揭开了清末国民立宪与钦定立宪两条立宪道路之争和制宪权之争的序幕。这在随后立宪派与清政府的严重对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