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世凯突遭罢黜的原因，当时舆论及后来学者的研究多认为这是出于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认为是满族亲贵与汉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以为，载沣驱袁体现了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这是确凿无疑的。①但一个有待补充的问题是，摄政王载沣之所以在1909年的1月2日罢黜袁世凯，这可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至少，根据笔者的研究，载沣罢黜袁世凯与当时清政府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成为袁世凯的政敌要求他下台的一个重要理由和导火线。

袁世凯自1901年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便逐渐成为主导清廷内政和外交的一名重臣。1907年7月第一次日俄协约签订之后，为抵制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侵略，特别是日本的咄咄逼人态势，袁世凯在外交上极力主张和推动联合美国，以抗衡日本势力。为此，袁世凯的同党和亲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与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商议借助美国资本，设立东三省银行，用于稳定当地币制、兴办实业、修筑铁路等。为实现这一联美制日计划，袁世凯于1908年慈禧太后病逝之前便奏请派遣他的亲信唐绍仪前往美国，予以落实。7月18日，清廷颁布上谕，命唐绍仪为赴美特使，表面为感谢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实为与美国商议东三省借款及推动中美德三国联盟。②10月初，唐绍仪即启程前往美国。但袁世凯的这一联美制日计划由于误判美国的外交政策，遭遇重大挫折。当时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虽然有意扩大美国在东三省的势力和影响，但同时完全无意与贫弱的中国结盟，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相反，在日本政府的拉拢和引诱下，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在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的当日与日本缔结“罗脱—高平协定”,美国以听任日本在中国东三省以“和平手段”自由行动换取日本不侵略菲律宾的保证，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完全失败。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国务卿罗脱完全拒绝与唐绍仪商谈东三省借款和中美联盟问题。而有关中美联盟外交失败的消息也在1908年12月下旬见诸报端，《字林西报》就曾根据12月30日华盛顿来电，报道：“中国赴美专使大臣唐绍怡办理中美联盟事，现已失败。”①

正是这一外交挫折为袁的政敌提供了借口，成为摄政王罢黜袁世凯的一个导火线。袁世凯的门生沈祖宪、吴闾生在《容庵弟子记》中就强调袁世凯的去职系由派专使唐绍仪联美一事引发，指出：“公(即指袁世凯——引者注)感悼孝钦后知遇，拟俟大丧事竣，亦即告退。乃未及上书陈请，而局势忽变。论时事者，言咙论杂，咸莫测其由来。不知公之去位，实由于派大使一案也。先是，公因甲午、庚子之后，政府虽一意讲求外交，而操纵失宜，究不免为外人所轻视，中国等级，向居人后。海牙和平会，置列三等。亲贵出洋，何尝无所激刺。奈事过辄忘。公因美之商派大使，遇我独厚，密建联美之策。先与庆王商定后，乘间独对，畅陈中国宜派大使理由。孝钦后甚韪其议。旋遭大故，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公之轻举者。于是横生阻力，事败垂成，其机会为至可惜也。”②

袁世凯本人在回籍养疴后回复友人的信函中，也婉转透露了他的去职与当时办理外交遭受挫折有关。袁世凯在1909年3月2日《复邹道沂函》中这样写道：“弟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悚惧滋深。客秋患足疾后，曾经请假休息，迄未就痊。只以事变纷乘，不得不力疾销假，入直必须人扶掖。腊月，疾益加剧，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①作为回籍养疴的待罪之人，袁世凯虽然依照上谕的说法，将自己的去职归因于“足疾”,并钦感圣恩高厚，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他的去职实起因于“事变纷乘”,以及他在“中外回旋”上的过失，也即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的过失。1911年6月22日，袁世凯在写给端方的一封信函中论及清朝内政和外交，也表示他当初主政时的一个心愿就是“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并对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后与欧美国家签订铁路借款合同，实现他当初抵制日、俄两国的心愿大为称赞，谓“惟望当道诸公，才略魄力多得如此老者，东、北两大(即指日、俄两国——引者注),何足畏哉!”袁世凯在信中对当初没有与盛宣怀合作实现这一外交目的深感遗憾，写道：“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早共谋之，成此大举，悔不可追。”②

美国政府在分析载沣驱袁的背景时也将它与外交问题联系在一起。1月7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认为这件事与清廷内部在外交问题上采取亲日还是亲美的斗争有着直接关系，并纠合满汉之间的矛盾，同时还与日本政府的活动有关，而美国与日本签订“罗脱一高平协定”,则进一步削弱了袁世凯的地位。该《备忘录》指出：最近几年，满族亲贵铁良、那桐和醇亲王载沣对像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官员一直存有戒心，他们信任日本，希望获得日本的支持，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访美就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只是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唐绍仪才被任命为赴美特使。同时，日本方面对唐绍仪使团的使命十分敏感，他们意识到美国在中国尤其在东北利益的确立会妨碍日本的图谋；而挑选有前途的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也对日本构成另一威胁。因此，日本便采取行动，破坏唐绍仪使团成功访美。由于十分清楚此时日本与美国互换照会会传达给中国信号，日本便于1908年11月30日成功地结束了与美国的谈判。此外，日本还在中国皇帝和皇太后去世时努力向摄政王保证，日本将支持他主持清廷朝政，并向美国声明日本将不会采取劝说、干涉行动，相信此时是没有必要的。国务院远东司表示日本的这些举动“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①。1月16日，柔克义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也指出袁世凯授意唐绍仪赴美执行联美制日的外交活动遭到了他的政敌的攻击，写道：“我得到可靠的消息，袁世凯的政敌对摄政王说，袁世凯所执行的个人政策危害中国的利益，唐绍仪出使国外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结果，摄政王认为唐绍仪应被立即召回，但庆亲王解释说已通知了好几个欧洲国家唐绍仪将前往访问，现将唐绍仪直接召回，这是极不礼貌的。摄政王虽然做出让步，但坚持唐绍仪必须赶紧完成出访欧洲的使命，并命令他尽早回国。”②

美国政府当时非常怀疑日本参与了驱袁这一阴谋，以排除袁世凯集团对日本侵略东三省构成的障碍，同时加强日本对清廷朝政的影响和控制。1月5日，美国国务院就电令美国驻日本大使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局势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情报和观点，以及与日本的关系。③一向对日本持正面看法的柔克义在1月16日的报告中也持同样看法，他指出：“一些外国列强，尤其是俄国和日本不会对袁世凯遭罢免感到不高兴，这并不奇怪，因为袁世凯是对他们东北政策最激烈的反对者。现在，日本政府、至少在这里的日本公使无疑如释重负，对袁世凯的下台感到十分高兴。他从中看到一些直接好处，因为他正与外务部就东北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他期望日本将获得比袁世凯在职时更有利的条件。”①

为消除美国的怀疑，日本政府一再向美方解释，声称他们与罢黜袁世凯事件无关，并不愿看到这一事件的发生。1909年1月14日，日本外务大臣就中国形势与美国驻日大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表示有关日本策划罢黜袁世凯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日本需要的是和平，指出自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他本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表示，日本希望中国维持国内和中日两国间的和平局面，不要采取任何危害现状的激进措施；他本人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对袁世凯遭罢免感到非常遗憾，这种遗憾不是基于袁世凯对日本的用处，而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的价值。同时，还安慰美国政府不必对罢黜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局势过于担忧，指出“至少就目前来说，他不相信中国方面会试图进行任何激进的政策改变，策划对其他国家的邪恶计划”,并表示他本人已让日本使节向北京的有关官员转达，希望不要对袁世凯做进一步惩处，袁世凯在军政部门的同党也不要被追究，他相信这一方针会得到执行。②1月21日，日本政府又通过日本驻美大使致函美国政府，再次就舆论认为日本支持罢免袁世凯进行辩解，声称日本在维持中国政局的稳定上与其他国家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公使之所以没有与美国驻华公使一道就罢免袁世凯问题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这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袁世凯被罢免后再恢复原位会十分困难，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抗议不可能产生良好结果，这只能激起中国政府的反感，好像日本政府正在干涉他们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日本政府在解释不愿在罢免袁世凯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又声称为避免政局发生动**，日本政府已“训令日本驻华代表警告中国当局对袁世凯及他的朋友不要采取任何极端措施”。这就说明日本政府所说在罢免袁世凯问题上不愿干涉中国内政，并非由衷之言。对于某些外国人认为日本因为袁世凯妨碍了日本的东北政策而很高兴袁世凯下台，日本政府声称这种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表示虽然袁世凯对日本不那么友好，但日本的东北政策需要像袁世凯那样有能力、有影响人物的合作，“因此，袁世凯并不被认为是对日本不利的人物”。①

对于日本方面是否直接或间接地策划和参与了驱袁事件，尚有待学者利用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做进一步研究。但上述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足以证明，载沣驱袁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又与当时清政府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这一事件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这在此后袁世凯复出问题上也有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