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是否罢黜袁世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对立。在摄政王罢黜袁世凯的上谕颁布之后不久，袁世凯的同党就积极活动，争取说服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1月4日，学部侍郎严修就上疏朝廷，呼吁载沣收回成命。②而袁世凯本人则对严修在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这种真诚和忠诚感佩不已，赞其“风义竺厚，要当于古贤中求之耳，敬佩!敬佩!”①朝中一些士大夫还纷纷致书御史赵炳麟，责备他弹劾袁世凯，“谓汉大臣中，才未有如项城者，去之可惜”,以致赵炳麟感到巨大压力，感慨“议者竟敢四起，可见人心世道之变矣”。②

袁世凯在朝廷中的重要盟友庆亲王奕助，则从一开始就反对摄政王驱逐袁世凯，对摄政王罢黜袁世凯采取杯葛行动，在罢黜袁世凯的前一天(1月1日)就请假，并拒绝会见前来官邸拜访的各部官员③,直至1月7日袁世凯离京后的第三天才回朝参政④。此后，庆亲王在罢黜袁世凯问题上仍然不予配合，与摄政王载沣为难。对于如何向各国驻华公使解释罢黜袁世凯的原因，他坚决拒绝以足疾为由作答，载沣只好表示由那桐出面做这样的答复。在1月15日会见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时，庆亲王就以“不便表达”为由，拒绝解释袁世凯遭罢免的原因，同时对他们的抗议明确表示欢迎和感谢，坦认他本人十分清楚“袁世凯在指导外交方面和改革工作中的作用”,称他本人也对发生这件事“感到遗憾”,指出载沣驱袁只是“摄政王个人发动的一场政变”,并向他们保证：袁世凯还年轻，将会被朝廷重新起用。⑤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也继续留在北京，四处为其父复出活动，有意巴结载沣的兄弟载洵和载涛，在6月10日的信末便向他父亲汇报“近日事尚顺手，勿以为念”⑥。6月5日，他还曾亲往美国驻华使馆，向美方通报情况，以冀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驻华参赞次日就将这一情况电告美国政府称：袁世凯的儿子昨天造访了使馆，密告他与载沣的一位胞弟举行了一次会晤，有迹象显示载沣可能会接受袁世凯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官员复出。①

1909年9月之后，袁世凯在与故旧和部下的通信中也多次谈到他本人的复出问题，并以时机不成熟，言不由衷地声称自己没有重新出山的念头，反复写道：“自顾甫逾五十，衰疾侵寻，遗大投艰，断难胜任，早无复出山之想矣。”②称“迩者都下颇有议论，遂致报纸喧传，未免失实”,同时，他又不忘一再表白自己的忍辱负重和为社稷计的高风亮节，称“屡世受国厚恩，何敢淡忘大局。惟自忖羸疾之躯，断难更肩艰巨。诚以国计所关，不容再误，至一身罪谤，固所不虑也”。③或谓：“受业屡世受国厚恩，何敢淡忘大局。第以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若犹是委蛇伴食其间，不但为受业所深耻，亦师座所不取也。”④或曰：“时事日艰，杞忧曷极。惟是剧要之任，断非衰疾所能胜，只能息影空山，经卷药垆，消此宽闲岁月，殊不作用世之想矣。”⑤袁世凯偶尔也称赞部下所提有关他复出的建议“实获我心”⑥。

1910年夏、秋期间，为应对日俄签订第二次协约以及中国进一步出现的边疆危机①,清朝政府酝酿发起第二次中美德三国联盟。为配合这一外交活动，重新起用袁世凯的问题再次被清廷提到议事日程。8月17日，摄政王发布数道上谕，命世续开去军机大臣，吴郁生毋庸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另任命唐绍仪署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②众所周知，徐世昌和唐绍仪都系袁党的核心人物。因此，一时之间，国内报纸纷传袁世凯即将复出的消息，或曰载沣胞弟载涛“以开缺军机大臣袁项城，前在北洋锐意进取，现值整顿各项要政之际，置之闲散，未免可惜，曾商由枢府授意其公子袁参议电达乃翁，促其出山”③,或谓袁世凯将出任“督练军政大臣”④,或谓袁世凯将回京参与讨论清朝内政和外交等问题⑤,或谓在载涛和徐世昌的力推下，袁世凯可能接替去世的鹿传霖出任军机大臣⑥,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同党也四处活动，为袁世凯的复出献计献策。袁世凯在8月16日及其后写给杨度、张士钰、商作霖等人的信中，亦都谈到他本人的复出问题，对一些部下关心他的复出问题表示感谢，谓：“昨奉手翰，备荷注存，并代商鄙人出处，语长心重，可谓实获我心，具仰相知之深，见爱之厚，不同恒泛。”⑦同时，又重演一年前的故技，称报刊所传“不实”⑧,一再言不由衷地声称他本人并无出山之念，谓自己“衰病侵寻，精力迥非昔比，投艰遗大，断难胜任。林泉可乐，幸得长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①。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迟迟未能出山，并非袁世凯本人所说的那样，由于身体衰弱，“殊不作问世之想”,而是因为受到朝廷内外的极力抵制和反对，复出的时机未能成熟。在他回籍养疴之后，袁世凯的政敌们就认为处分过轻，为防止袁世凯东山再起，纷纷要求加重处罚。袁世凯的在野政敌康有为、梁启超就曾致函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议劝说载沣对外宣布袁世凯罪状，加重惩罚力度，认为虽因种种原因，不予“明正典刑”,但“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②他们还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载沣驱袁辩解、叫好，宣传载沣驱袁既非排汉和排外之举③,也非反对立宪之举，指出袁世凯并非真正支持立宪之人，只不过“欲借宪政以自卫”④,“袁氏开缺与立宪前途有益无损”⑤,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不但没有影响，“且于外交上新政上反得良善之结果”⑥。他们批评袁世凯在外交上采取“媚外主义”,“于外人无丝毫之损伤，而于本国亦无几希之利益”,在内政上袁世凯只“为个人之地位”。⑦他们还批评欧美国家干涉载沣驱袁，宣称这一事件并不会产生欧美国家担心的“袁党与非袁党之争”“满党与袁党之争”和“新党与旧党之争”。⑧他们热烈欢呼载沣驱袁为“大快人意”⑨之举，大力称赞摄政王载沣“贤明敏决”①,“隐夺宵小之气焰”②。

在朝廷内部，袁世凯的政敌们则鼓动御史赵炳麟、江春霖，频频上书摄政王载沣，建议将袁世凯的党羽一概罢免，以免袁世凯东山再起，重新掌权。在袁世凯回籍养疴不久，赵炳麟便密奏载沣，一方面责骂“袁氏党羽布散谣言，倾陷监国摄政王”,“不徒布诸本国，抑且告诸邻邦，其意盖欲鼓动内国之人心，使之蠢蠢思乱，然后求外人干预，挟制朝廷，不能不用袁世凯”;劝说载沣“心志必须坚定”,绝不可听信流言，重新起用袁世凯。另一方面，建议载沣进一步解散袁世凯的党羽，消除袁世凯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指出：袁党“所恃以无恐，敢于怨怼朝廷者，以庆亲王奕助谊系懿亲，而尚枢辅之任，直隶总督杨士骧地在密迩，而兼操兵财之权。是以袁世凯虽罢，其党内有庆亲王为之应，外有杨士骧济其财，仍然固结如旧。万一朝政偶有疏虞，则遇事挟持，监国摄政王必束手受制。今欲自立于不败之地，则直隶总督必不可不调。应请英断在心，不动声色，先将杨士骧设法调开，另选夙有声望、不避嫌怨、而居心忠义可恃者，授为直督，则北洋之财不致为袁氏私人耗尽，而党羽可解散”。为此，载沣在养心殿专门召见赵炳麟，商议对策，“逾一点钟之久”。③

江春霖也一再上书，敦促载沣尽快清除袁世凯在清朝政府内的党羽，指出：“三月以来不惟未退一人，且加委任焉……自古及今，未有始终行姑息之政而可以治国平天下者。”声称：“巨奸虽去，邪党尚多，非就京察，择尤罢黜，不足以惩既往而戒将来”,控告袁世凯开缺后，“奉天巡抚出使大臣唐绍仪往来密电甚多；学部侍郎严修之请收回成命，实受世凯之子克定之嘱托；各处造谣，则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及苏松太道蔡乃煌居其大半；江西巡抚冯汝驳，安徽巡抚朱家宝，亦多附和”。④江春霖建议摄政王应速起用勋旧大臣，“不虞需才孔急”;否则，“异时更有请用袁世凯如严修者，不从，则驱爵于丛；从之，则为虎附翼。患至为备，害至为防，已无及矣。”①

1910年8月17日，载沣虽然下谕起用徐世昌和唐绍仪两位袁党官员，但他同时又起用贝勒毓朗和盛宣怀，实亦寓有牵制之意。盛宣怀和毓朗均为袁世凯的反对派。其中，盛宣怀因袁世凯自出任直隶总督后侵夺他的路、邮权利而与袁世凯积不相能。毓朗则为载沣倚重的满族官员，当初载沣在罢免袁世凯的第二天，就任命毓朗为步军统领。据说，庆亲王当时就对载沣令毓朗入军机处极为不满，以意见不合，以乞退相要挟。②当时，日本报纸也对载沣任用袁世凯的政敌毓朗大加赞扬，称此举“足见用人自有次序，不失偏颇矣”;认为毓朗年富力强，“四十有五，神识明敏，思虑周密”,与善耆为从兄弟，均为摄政王载沣最信任之人，足以“镇轻躁好事之徒”的唐绍仪，“即有徐一人自旁助唐，亦未易逞其意也”。③江春霖则上书载沣，警告勿因美日外交问题起用袁世凯，指出：“都下谣言，二国(美日)交涉，非袁世凯断不能了。安保非该党人构此难题，挟制朝廷，为起废地步。臣知圣明在上，必不坠其术中。”④

可以说，在重新起用袁世凯的问题上，摄政王载沣一直十分慎重，他本人并不愿让袁世凯复出。1910年9月27日载沣的胞弟载洵在白宫拜见美国总统，答复有关袁世凯复出问题的问询时，就表示“此事正在由摄政王加以考虑，但还没有做出决定”,因此“不能给予肯定答复”。⑤稍后，美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Charles D.Tenny)在向清廷中的线人了解情况后，也报告“摄政王虽已被说服重新起用袁世凯，但他并不是那么愿意。努力促成此事的是庆亲王和徐世昌两位军机大臣”①。只是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为对付国内革命危机，载沣才在袁世凯的同党奕助和徐世昌的一再劝说之下，迫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最终导致清朝权力落入袁世凯之手。②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围绕袁世凯复出问题，同样也夹杂着美、日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早日复出。对于摄政王载沣于1910年8月17日分别任命徐世昌和唐绍仪为军机大臣和邮传部尚书，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J.Calhoun)给予高度重视，当日就将此任命电告国务卿。③随后，他在8月23日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便将它与袁世凯的复出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这“可能是某种重要行动的第一步”。他分析：任命唐绍仪署邮传部尚书，至少一部分是迎合美国的意见，这可能导致在铁路借款问题上采取一项更为坚定的政策。作为一名官员，唐绍仪的特点是富有活力和勇气，他以前在东北时与徐世昌的友好关系使他能在军机处获得有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唐绍仪最近几年与袁世凯关系极为密切，他的任命自然会引起有关袁世凯重新掌权的议论。使馆还未能得到这方面的证实，目前据说袁世凯的条件是要求实际权力而不是名义权力，这使得摄政王很难让步。但如果帝国内部的困窘继续增大，那么,目前任命像唐绍仪那样袁世凯的朋友，日后完全有可能促进袁世凯的复出。④9月13日，嘉乐恒在向美国政府的汇报中，进一步认为清廷最近人事任免的斗争主要围绕袁世凯的复出问题。他指出，摄政王在努力亲自控制国家之后，开始认识到他的不成功，并被内忧外患弄得焦虑不安，最后下决心召集那些同情改革的力量。载沣的弟弟载涛在访问美国和欧洲归来之后也建议重新起用袁世凯，但这一建议遭到以载泽为首的一派的激烈反对，摄政王则在这两派之间摇摆。而袁世凯本人并不急于复出，拒绝出任东三省总督，要求恢复直隶总督及在军机处的位置并控制北洋军。①为弄清清廷内部围绕袁世凯复出问题的斗争，嘉乐恒还指示公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会见他们在清廷中的线人，了解情况。②此外，一位美国记者也曾就袁世凯复出问题专门致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称赞袁世凯是清廷中一位独一无二的官员，与其他只会夸夸其谈的官员不同，袁世凯具有办事能力和魄力，指出中国目前的危机很大程度就是由于袁世凯未能在北京掌控局面，袁世凯遭罢免肯定是由那些希望中国虚弱的人策动；尽管唐绍仪重新得到重用，他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位强人，但唐绍仪如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袁世凯的支持，建议美国政府加以干涉。③而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和国务卿诺克斯也的确亲自过问了袁世凯的复出问题。9月27日，他们在白宫接见到访的载沣胞弟、海军大臣载洵时，其中就谈到恢复袁世凯的权力问题，鼓励摄政王载沣尽快加以落实，指出“这个方向是可取的”④。

与美国政府欢迎和支持袁世凯复出不同，日本方面则极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的复出。一方面，对载沣重用徐世昌和唐绍仪以及有关袁世凯复出的传言，日本舆论一片担忧和哗然，惊呼“中国军机大臣及邮传部尚书猝见更迭，属最须注意之事”,称清廷的这一人事任免“岂非由其间有一种政治的外交的阴谋以进退之耶?”指出徐世昌、唐绍仪均属袁党分子，均为亲美派人物，徐世昌“与项城谊同兄弟”,“且颇与美国派亲善”,唐绍仪“为袁派又纯为美国派，人人皆知。今得新补邮尚之重职，洵为我国所宜致意者”。①或直言清廷的这次人事任免为清廷内袁世凯亲美派活动的结果，曰：此事“虽出于内部朋党之排挤，然美国派之热心运动，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曲意允从起用唐少川者或致此耳”。警告摄政王政府须慎重起用，声称“误满洲之政局者，实袁、徐、唐三人也”,责骂唐绍仪“喜弄小智小黠，往往不免起波澜于平地”。②另一方面，为避免袁世凯复出传言变为现实，有些日本报纸又立刻放言徐世昌、唐绍仪的升任并不意味着袁世凯的复出，称“以徐唐二人之荣进，即为袁出庐之前提，不亦太早计乎?”表示摄政王载沣当初罢黜袁世凯“其情事至为繁赜而且暖昧，然而一旦骤见起用，复占政府之要地，殆似无是理”。同时，日本报纸亦否认载沣胞弟载涛在欧美访问回国后支持袁世凯复出，表示此说“未之信也”,称：“摄政王之与袁，其间有一鸿沟，不可辄逾。除庆邸及徐唐二人外，北京大员之与袁，果有何等同情?是数者，皆涛贝勒之所夙已知悉，则今日骤欲起用袁氏，吾侪窃以为未也。”③有的则扬言“袁党卷土重来之说”不足信，“不过其党中人故意播扬，中央政府初不挂齿牙也；然项城党人乃声言当道有意起用，袁则自重不出，以糊涂世间耳”,并抨击某些国家之所以盼望袁世凯复出，“一则由政略上之利害；一则由谬信项城才识过甚”。④

在不愿看到袁世凯复出的同时，日本报纸还始终将它与中美德三国同盟问题联系在一起，抨击袁世凯是联美制日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指出：“盖倚美国后援以掣肘日俄两国之政策，创自袁世凯之为外务部尚书、徐世昌之为东三省总督、唐绍怡之为奉天巡抚之日，以及梁敦彦之为外务部尚书、锡良之为东三省总督，依旧绍述不改，即如军机处大臣中称为有力之那相、世续二人向与美国无甚因缘者，亦附和雷同，一意依赖焉，以冀一变满洲局面。”①强调袁世凯复出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对清朝内部亲美势力的增长和摄政王载沣态度发生转变、倒向亲美政策的可能性，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指出载沣“未至决意大用袁者，由皇太后反对最力故耳，民间所传如此，此须注意者一也。系袁派之王大臣、各部尚书以下，皆属亲美党，此其须注意者二也。宗室及各部尚书中有力者，亦有所谓亲德党者，此其须注意者三也。自政府大员以及民间人士有主张借援美、德两国，以与日、英、俄、法两联盟相抗之说者，此其须注意者四也。美、德两国欲买欢中国，经营惨澹，无所不至，此其须注意者五也。夫其事情形势如此，袁之处于斯间，献联盟美德之策，无足怪者，而摄政王之心，不免为其摇动”②。为此，日本报纸一致抨击清政府推行中美德三国同盟政策是上了美国人的当，“徒蒙蔽于目前小惠，不悟为其牢笼，方且愉悦满意焉”。指出美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过借此美名，以便瓜分豆裂之计而已”。③美国和德国之所以与中国倡同盟之说，其唯一目的“均图离间中日邦交，一面使日本不得助中国自强，一面使中国不便与日本唇齿相倚，终致中日两国，各各孤立，无从相扶，以阻遏其所谓黄种诸国隆兴之运”。指出美国一向不与其他国家结盟，中美两国国力相差悬殊，美国今日与中国结盟必有其私利，“或垄断筑路采矿之利，或总揽监督财政之权，以及兵马政治教学之权，必有所要挟，以便其私图”。断言“中美德三国同盟，名为借力美、德，谋中国自强，以与列强相抗，实则不过举中国利权，付与美、德，独受其弊耳”。①批评清政府实行亲美政策，接受美国提出的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和修筑锦瑗铁路，导致“日俄两国亦大不慷于中国”而使中国进一步陷于孤立境地的恶果，而美国方面并没有为中国提供实际帮助，责问：“中国之致意于亲美，如此其劳也，如此其苦也，然顾得其结果，窒碍纷出，不但无补于事，反招列国不平；而中国之侨民之在美国，排斥侮辱，莫所不至，竟未闻稍异曩时。则中国之一意亲美，果何为欤?”②对中美两国关系大加离间和挑拨。

并且，根据美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的报告，日本方面也的确卷入了袁世凯复出问题的斗争。丁家立在1910年10月14日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日本人正在积极活动，反对召回袁世凯”,指出虽然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私下写信给袁世凯，否认日本报纸有关他对召回袁世凯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的报道，但军机大臣毓朗却亲自告诉美国公使馆在清廷中的线人，“日本反对召回袁世凯，赋予独立的权力”,表示“如果袁复出，他必须置于某人的权力之下”。③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中也说到袁的政敌善耆曾与日本人川岛浪速合作，派密探前往彰德，刺探情报，监视袁世凯的动向，写道：“袁住在彰德洹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秘密侦探对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这种报告，善耆曾经给我看过。”④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一份《松字报告》,也证实载涛回忆所说内容不诬。该报告记述了宣统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间袁世凯在彰德的动静及其与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等人的来往情况，虽然没有报告“紧要之事”,并坦承“因彰德袁舍离城五六里，四面宽阔，在田亩连绵之间，宛如小城郭，不便徘徊窥探，内面情形，实难察知，惟能看视由各处出入之形迹耳”①。但该报告的存在，充分反映了日本方面对袁世凯复出的戒心。

综观以上的考察，有关载沣驱袁事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驱袁事件首先为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族亲贵借机打击和削弱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以确保其权力不受威胁；那种以袁世凯确有足疾为由，认为载沣让袁世凯回籍养疴是一个正常的事件，并不涉及权力斗争或什么阴谋的观点难以成立。

第二，载沣驱袁与当时清廷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着直接关系；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袁世凯在朝中失势，并为袁世凯的政敌要求他下台提供了借口，成为载沣驱袁的导火线。第三，在驱袁事件发生之后，载沣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加罪惩处袁世凯及其党羽，这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培植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列强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

第四，由于袁世凯的影响力，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几乎在驱袁事件爆发之际就在朝廷内外展开，并与中美日三国外交关系纠结在一起；而在重新起用袁世凯问题上，载沣一直十分慎重，持抵制态度，并不愿让袁世凯复出。第五，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其实并不一致，日本和俄国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则极力反对。日本之所以支持罢黜袁世凯，主要是因为袁世凯推行的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而美国当时力挺袁世凯，一则为清政府的改革政策保驾护航，担心载沣驱袁导致清末新政发生逆转；二则在外交上压制清廷内的亲日派势力，抵制日本对清朝政府的控制及有利于美国与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争夺。第六，外国列强虽然对载沣驱袁事件的结局施加了影响，阻止了载沣将驱袁事件扩大化，但驱袁事件毕竟是清廷内政，列强的影响又是有限度的；载沣最终重新起用袁世凯，主要出于国内因素，以应付国内的革命危机。总之，载沣驱袁事件首先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与当时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外交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加强对晚清内政和外交的综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历史真相。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