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界对社会建设的关注更多是从学理角度出发，运用社会学理论，根据中国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提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完善社会建设理论的体系框架。“1930—1940年代从事社会建设研究的多属于高等院校和科研系统中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和部分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者。”③1934年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下册)》中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从宏观角度对社会建设做了系统的阐述。他把“社会建设”定义为：“依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而从事的各种建设，谓之社会建设。”④1936年，孙本文发表了《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述，论述了社会建设的对象、范围、基本要素、途径等基本问题。为保证社会建设按照计划进行，孙本文提出必须同时从人才、资源、计划与组织四个方面相互配合，并且通过完善法令、促进教育和宣导推进社会建设。孙本文的社会建设思想得到社会与政府的基本认可，引导并助推了国民政府对社会建设实施计划的制订。

孙本文关于社会建设在“人才、计划、组织、法令”等方面的构思，在国民政府的社会建设政策中皆有体现。社会建设从理论阐释到政策实施，再落实为具体实务，其关键在于具有现代职业素养的社会建设工作人员的养成。1940年，社会部于中央训练团内设立社会工作训练班，调训社会行政及从事民众组训与社会福利专业人员。次年，为适应实际需要，决定将行政人员与业务人员分别训练，以宏效能。社会部为了拟定社会建设政策纲要，设计社会建设的实施方案，聘请国内社会科学者及各业专家学者，组织各项研究机构，分别研究各项问题；国民政府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系统的社会建设行政机构，以确保社会建设事项的顺利推行；并相应制定社会法律法规，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撑。1940年5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社会部组织法》,该法规定了社会部的主管事务、行政机构、人员设定等决议，为社会部执行社会建设事项从法规层面上确定了基本路向。

作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物的余天休，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实施也提出了可行方案。他认为，社会建设事业必须首先推行各种社会运动，再进而调整社会行政机构，整顿教育方针，实施卫生政策，通过组织民众、把握民众，矫正党派活动，才能合理解决社会问题。①余天休强调社会建设应整体性有计划地推行，方能达到社会的动态平衡，进而实现人事的安定、国家的进步。

相对而言，抗战之前社会学界对于社会建设问题虽时有论述，却并未形成特别的关注。抗战爆发后，为解决战时一系列急迫的社会问题，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建设问题。尤其是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面对建设新国家的历史使命，社会建设问题更形急迫。1941年，由复旦大学社会系主编的《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专刊，从学术角度探讨有关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的理论，“欲求一纯学术性的社会学及社会事业刊物”。①该刊从社会事业的重要性和实施方针步骤、社会建设与其他建设的关系、社会救济、县政建设、世界各国的社会建设状况等方面论述社会建设的理论。

1944年，中国社会学社联合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本刊的使命，是欲集全国社会学者与社会技术专家，共同研究有关社会建设的各项理论与实际问题”。②该刊作为推动社会建设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学者们在该刊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建设的文章，共同研讨有关战时及战后社会建设方面的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其内容包括对社会建设内容的讨论，对社会建设程序实施的设想，对社会建设紧迫性的呼吁和分析阻碍社会建设的深层次原因等。③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社会救济、社会运动、社会行政、职业介绍、社会法规、儿童福利、劳工救济、国民住宅等具体问题。同时，社会学者们在其他民国各大报刊相继发表了关于社会建设的见解，进一步深化拓展了对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大众媒介向广大读者传达了抗战时期社会建设的期许，提供了不同的路径选择，助推了社会建设理论广泛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中国社会建设协会在重庆成立，并订定社会革新运动提纲，发起社会革新运动；继而上海、长沙、北京等地也相继成立分会。①社会建设协会秉承“自力更生之旨，谋集合全社会之力量，求全社会之进步”。②该会“将不作政治活动，只以谋社会福利建设社会事业为主旨”。③它荟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致力于研讨社会建设理论，积极推展社会建设事业，以期对我国的社会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