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争”厮杀的残酷性超越了学术或思想的范畴。但是，双方在对新学的界定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即新学并非西学，而是“康学”。这提示着我们，近代新学所标示的是一种旨在完全取代旧学的新的学术形态或流派，它主要立足于中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观照，而非西学与中学的对应。正是在“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①的情势下，康、梁主要立足于中学从学术源流上算账，认为“中国自汉以来的学问全要不得”,而“以复古为解放”的路径建构新学。虽有“外学”为激励，但新学所本仍为“传统”,故强调要溯源于“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②。所以，梁启超与夏曾佑等新学家们的学术品性更多地回归于“复古为解放”的中学特征。梁启超追忆道：

我们的“新学”要得要不得，另一问题，但当时确用“宗教式的宣传”去宣传他。穗卿诗说：“嗟嗟吾党人”即指“学术界打死仗的党”……而且，夏之崇“墨子”,为其自名“别士”。③

痴迷于新学的梁、夏等辈旨在辟莽斩棘创开新路，“相约作诗非经典语不用”④,然其所谓“经典”,则“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①由此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可以感知所谓新学家们与中国传统学术(周秦时期)上渊深根固的关联；也可体悟出融孔佛耶三教一体，杂糅中西之路向，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新学之演进轨迹和特征。所以，抛开中学深厚的历史之源和千曲百回的流迁蜕变动因，根本就无从谈及近代中国的新学。因此，将新学直接视同于西学的识见，未免有轻谩无稽之嫌。

如果不将近代新学置于清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学术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就难以超越“时流”的遮蔽，而获得富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就此而言，梁启超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

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倘若着眼于“长时段”的学术演变史，梁启超认为道、咸以降的新学是自西汉以

来中国学术“第五变”。②即使仅从清代学术流变趋向来看，新学的生成和发展也表现为“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现象也”③。晚清之际，“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输入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历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固然“交通开”后西学之影响不容忽视，然就各时期学术之争的核心问题而言，却并不主要体现在西学方面，其演进路向为：第一期顺康间，程朱陆王问题；第二期雍乾嘉间，

汉宋问题；第三期道咸同间，今古文问题；第四期光绪间，孟荀问题孔老墨问题。①基于此，梁启超总括为：“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象焉，吾于我思想界抱无穷之希望也。”②

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本身蜕变、演进的结果，尤其是在道、咸之后“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即其一宋学复兴，其二西学之讲求，其三排满思想之引动。③然毕竟“第一期所谓西学”,却“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所以，正是中学的内在蜕演趋势到“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接二连三的大飓风，把空气振**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乃至于清初大师黄、顾、朱(舜水)、王，“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间思想界之变迁……最初之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④

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唯一要素，甚至也不是核心要素。新旧学之间的时代更嬗，是在西学强势冲击下发生的历史现象，以至于“效法泰西”逐渐演进为鸦片战争后中学发展的趋向之一。“坚信泰西之优胜，而有模仿之必要……薛福成及郭嵩焘，此种运动之代表人物也。效法泰西，是为第三种趋势。”⑤所以引入西学或援西入中成为康、梁新学建构的重要内容。“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①然而，康、梁不通西文，对于西学的知识极为有限，正如郑振铎所言：“我常常觉得很可怪：中国懂得欧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欧西学说的专门家都不算少，然而除严复、马建忠等寥寥可数的几位之外，其他的人都无声无息过去了，一点也没有什么表现；反是几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专门学问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们，倒有许许多多的成绩，真未免有点太放弃自己的责任了。”正是在“清末民初时代……由于西方文明已系统地、大量地传播到我国，获得广泛的研学探求”②的趋势下，梁启超等新学之士“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此清学分裂之主要原因也”③。康、梁将西学与传统中学中的经学、诸子学因素相整合，重构了适应时代的新学。“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④混合构成。”⑤

康、梁于西学的识见均十分有限，只有援西入中以西为用的手段，断无独悟别会之深功，因而论及新学之本原时，梁启超更多地关注于“今文学”的影响：“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驳疆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道光间，其学浸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曰邵阳魏默深……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响导，必数定庵。”"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学。”即或新学之种种流弊，也是与“今文学”与生俱来，“……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胜，故细行多不检，其恶习影响于新学界者亦有焉”①。

最后，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晚清学术演进的路向“先后衍成三种趋势”(梁启超所述之“乾嘉间朴学之正统派”“经世致用之学”“泰西之学”②),而“三种趋势”虽已孕育着反叛旧学的内在动因，却是由康、梁适势而起完成了“集其大成”的历史任务，从而以新学标领时代。所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中说：

近十年来，我思想界之发达，虽由时势所造成，欧美科学所簸动，然谓南海学说无丝毫之功，虽极恶南海者，犹不能违心而为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③

甲午战争后的康有为因应着鸦片战争之后“清学”的历史走向，决然地“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④

近代新学体现着20世纪中国学术演进的特性。时代的推演使得“中国千百年来依托圣贤而编织的‘意义之网’”到甲午战败后已“千疮百孔”,“已经无法再使中国人继续自我悬挂其中”。因此，从旧学而蜕变出新学以为中国时代之灵魂，乃当务之急。新学的勃然而起，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攻击，固有的价值系统遭到了否定，中国士子开始……日益向新型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转化”。然“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在20世纪里，面对新学及其种种论述话语，一些大师以他们的史学实践为我们做出了如何治学的表率——既不囿于传统，又不惑于新奇，沦入‘入主出奴’之劣性”①。因此，在晚清及近代新学历史上，康、梁不仅顺应着时代发展的趋势，而且也代表着时代的一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