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年间的“新旧之争”,梁启超事后回忆说：“那时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①戊戌时期牵动朝野的“新旧之争”,将康、梁推向了历史冲突的巅峰。这是继洋务时期的“中西之争”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论争的第二波。历史演进或许在表象上常有相似之处，然其内容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比之于中西之争，除了论争主角的不同外，新旧之争的焦点和内容也是完全不同的。②不同的历史阶段自有其不同的历史主调。

此时旧学家们肆意诋毁的新学，也不再是朝野上下已经相对认可了的西学，而是经康、梁融合中西后有所创获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即如旧派士人胡思敬所指陈的“康学”:“梁启超……少从康有为受学……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及应聘入湖南主讲时务学堂，专阐发康门一家之学③,倡议废拜跪，易服色，抑君权，伸民权。湖湘劬学之士，如皮锡瑞、樊锥、戴德诚等，皆为所惑。”④时值新旧更替之际，确若梁启超所述当时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⑤,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⑥因此，构建新学以取代旧学遂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久困于旧学之中的梁启超之所以敬服于康有为者，则在于此。然梁启超认为康有为之“新学”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①。

“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②其实，将新学指认为康、梁“别树一帜”的"康学",尽管其中不无旧学家们的贬斥之恶，然其所述却是一个“客观历史的存在”。所以后世学人也如此体认，如左舜生所言：“自甲午对日战争失败，迄庚子拳变，此六七年间，为中国新旧冲突最激烈之一时期……湖南人之性格，敦厚简朴，新者固能真新，旧者亦能真旧，当时所谓新学如‘康学’者，既风靡于全湘，于是笃旧之士如王益吾(先谦)、叶焕彬(德辉)等，乃起而予以抨击。新者以时务学堂为大本营，以南学会为别动队，以《湘学报《湘报》等为宣传机关，而地方政府复予以相当维护，故其势甚张；顾王、叶等之于旧学，亦造诣甚深，叶尤剽悍，初非梁及韩文举辈所能摇撼，且拥有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学子以为其群众，而社会旧势力复助之张目，因之势亦不弱。……犹可想见当时新旧思想作殊死斗之一斑。”③

《皮锡瑞年谱》也有对当时“新旧之争”的一段回忆：“时湘设时务学堂……复创南学会于长沙，公④被聘为学长，主讲‘学派’一科。开讲之日，官绅士民集者三百余人，公阐明学会宗旨，略谓：学非一端所能尽，亦非一说所能该。先在读书穷理，务其大者远者，将圣贤义蕴，瞭然于心中；古今事变，中外形势，亦须讲明切究，方为有体有用之学。……公讲演共十二次，所言皆贯穿汉宋，融合中西，闻者莫不动容。”⑤“学派有汉学，有宋学。汉学有西汉大义之学，有东汉训诂之学。宋学有程朱之学，有陆王之学。近世又有以专讲中国学者为旧学，兼讲西学者为新学，互相攻驳，势同敌仇，心安得同?”①由此可知，在尖锐对立的新旧论争中，所谓“有体有用”之新学并不专指西学，而实指“兼讲西学”(合中西为一)的康、梁新学派，旧学则指“专讲中学”(汉学、宋学)的旧学派。

在“学术上的新旧之斗”中，旧学家们对于新学的诛伐可谓不遗余力，然旧学家们却并不一味地反对西学，因为不仅得势后的湘绅们特意把“新学书局一律改为西学书局”②,而且他们事实上也相当程度地认可了西学的实用价值。王先谦曾与吴学兢书信中言及，“今日之事亦趋重西学者，势所必至”,“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③即使被人们目为顽绅的叶德辉，也有“学通天人”“学贯中西”之称。④当时徐致靖为湖南学政，力倡新学，“尝取启超所著《轩语》颁示学宫”,叶德辉针锋相对作《暂轩今语评》:“力辟其谬，自云孔子问礼老聃，不传老子之学，虽比拟不伦，而词锋凛凛可畏。曩时王先谦、孔宪教、黄自元诸人，皆称老辈，咸不悦仁铸所为……新学甫萌芽，势尚孤，不获大伸其志。”⑤

戊戌“新旧之争”所争者在“公羊”,而不在“西学”。这也是张之洞的基本态度：“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乱臣贼子之资。”⑥新旧学胜负已十分明朗的情势下，张之洞并不为“西学”所忧，而是深虑“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①。盖因张深知“新旧之争”要害在于中学之内的“公羊”,而并不牵涉西学。在《叶吏部与石醉六书》中，叶德辉也特别提出：

时务学堂梁卓如主讲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三尺童子无不惑之……一人唱百人和，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不可收拾……今之视西学若仇雠者，一孔之儒也……公羊之学以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是更启人悖逆之萌。②

当新旧交哄之际，康、梁与湘绅学派阵营明晰，各有所持，也各有所守。然旧派于西学并非极端排斥，好言西学者所在多有，即使叶、王诸绅也断非能以“恶西学”之名标量其于新学之恨。

以中西之争附会新旧之争，非但抹杀了旧学家之本意，且也未能揭示此段历史之本相，并导辨伪明智之历史于迷津之中。

近代新学语义歧乱，时人所指常有不确和游移之惑，然至少此时已不被认同为西学的同义语，而富有了特具时代性的含义。“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③具有强烈“学派”意识的康、梁，将所授之学的内容与立学体制相结合，构建了相对完整的新学体系：以学堂为体制，以学科为纲要，以新学(合中学西学为一)为内容。从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到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均高扬这一“新学”旗帜以与“时流所推重之旧学”相对垒。但无论“长兴学记”还是“时务学堂”,西学却并不独立于学科的构架之中，而只是作为部分课目内容与中学课目共构为新的学科类型。①在此，西学附着于新学，而不能等同于新学。这一趋向并不因维新的失败而消弭，却以不同的方式和特性融入新学体制的创立之中。

新学最终须落实于学堂的制度层面，从而才能根掘旧学之基——科举八股之制。当跨越了戊戌时期“学术上的新旧之斗”的历史阶段后，

19、20世纪之交的新旧之争进入了学制层面。然而，当年以《劝学篇》“权衡新旧”的张之洞却成为学制更替时期新旧之争的主角。面对旧学势力的抵力相阻，张之洞极力主张以新学堂取代旧学制，会同张百熙、荣庆奏请朝廷当以兴新学为主导，认为新学堂优于科举旧学之处所在多多：其一，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其二，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其三，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因此，新学与旧学相比，则为“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②。所以，虽然后人对张之洞有着“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③的费解之谜，张之洞本人却执着地以“倡新学”为自得，其弥留之际仍谓：“洞近年以来，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倡办颇多，岂不愿中华政治焕然一新，立刻转弱为强，慑服万国?”④因此，尽管梁启超认为戊戌政变时的张之洞曾是“纠率许多”旧学家“和我们争辩”的魁首，但在新学的价值及其作用方面，他们具有更多的共识，其主要之点即在于张之洞也是将西学纳入中学之内，并构成新学堂的学科体系。梁启超也认可张在新学方面的建树：

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故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启超以为所设经学、史学、地学、算学者，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故事务一门为诸学之归宿，不必立专课。①

以兴学堂而立学制，以“合中西”而新学术，是晚清以来新学大张的主流趋向，也是朝野上下相对一致的认识。其间或有因时因势而易变不居，因人因事而各有侧重，却终未能脱其以学堂代科举、合中西为一体的新学发展的历史大势。

戊戌政变宣告了康、梁新学派的失败，然而，“康旋起‘思想界一大飓风’之《新学伪经考》的‘新学’原指东汉新莽之学，但‘易世误读的结果，竟变成了流行于晚清的普泛新学的同义语”。“晚清新学的第一号领袖人物当然非南海先生莫属。”虽然学术根基上康、梁因经学和史学旨趣各异，但“同为新学翘楚”②,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史上新旧更嬗的历史主导。他们所开启的学术路向氤氲成风并玉就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时代：“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③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的学制变革，正是康、梁以新学取代旧学的主旨所在。以学堂为标志的新学从制度上终结了以八股科举为特征的旧学，因此，当梁启超回观戊戌历史时，那段凶险、诡谲的新旧之争的成败得失比之于历史的巨大进步，不过只是“所谓‘新学家’”“表面上”的"失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