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失败的痛楚犹存之际，梁启超于1902年就试图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大势中追索历史成败的深层关联性。晚清“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社会思潮，是在应对西方挑战中不断失败的历史总结中形成的，这使得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更多地痴迷于“新学”救亡的理念。在梁启超一生持续不绝而又复杂多变的追求中，对于新学的探究、创获和深省，始终是其谋求政治革新的“原动力”。梁启超认为“欲谋政治之根本改革，须从国民心理入手，欲改造国民心理，须从社会教育入手，社会教育主要之工具为舆论，舆论之灵魂为思想，故思想乃创造新时代之原动力”①。
自从明末清初中西交通大开之后，中学就无可避免地难逃西学的浸染，尽管其范围有限。至晚清，西学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却如破竹之势，“正是西欧的科学、文艺以排山倒海之势输入中国的时代；一切旧的东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会政治的组织，自圣经旧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渐渐的崩解了，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崭新的外来的东西”②。鸦片战争以降，“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③。
梁启超新思想的发轫和新学的建构均受西学之影响，“先生………于其所创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详，而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会”①。郑振铎谈及梁启超的学术贡献时，特别提及说，第一是鼓吹‘新民’之必要，第二是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学说，第三是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术。②的确，数百年占居主流学术地位的旧学壁垒，正是在西学东渐浪潮中轰然破碎的。“于时欧学正东渐，新书洋装夸瑰玮。闻所未闻见未见，旧学当之辄披靡。”③那么,由此崛起的新学是否就是西学本身，或者“‘新学’基本是‘西学’的同义词，至少是近义词”④?问题恐非如此简单。
至少，“在青年思想上，则促起‘新学’之自觉”的康、梁“新学”,并不等同于西学。⑤当时梁启超“主时务学堂”时，影响青年的所谓“新学”事实上既包括《春秋》改制一类的“中学”,也包括西学。“所讲则《春秋》改制，兼及西学，以新学教育湖南青年，其门生中，驰名于后者，有革命伟人蔡锷及教育总长范濂也。”"其著《饮冰室全集》,言新学者，家有其书。”⑥非仅如此，且在新学的建构上，梁启超并不以西学为重心。因为很早即已输入中国的西学，于中国思想界的作用相当有限，故梁启超针对专以译书为职志的“西学堂”也颇有微词：“目的专在养成通译有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十数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①对于西学与新学的直接影响，梁启超一直持保留态度，多年后仍然认为：“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而士子学于海外者，毋亦太负祖国耶……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②梁启超当时所言新学非指西学，且为避免混淆，遂以“外学”一词以与国学相对，可知当时新学与西学(外学)固然不免相关，却难以相同。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输入的西学未能真正“促起青年之自觉”,才从根本上触动了康、梁构建新学的“自觉”。这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文化演变的一个关节点。
任何一个时代的变革，都是以最直接的历史阶段为起点的。甲午战争后新学的兴起不仅仅是对传统旧学的反叛，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对鸦片战争以来以洋务为目标的单纯“西趋”走向的反省。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事实是一个具有悲剧意义的历史警示，它使30多年来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承负了战败的责任，至少在康、梁眼中是如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③当然，梁启超对洋务运动评述公允与否可不置论，问题的关键在于，康、梁以此作为自己变法和新学建构的历史前提，却包含着对前此洋务“西学”偏向的一种否定。
所以，面对“格致之道中国素所不讲，自洋务兴而西学尚矣”①的现实，梁启超提出一个尖刻的诘问：“问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及其所至之书院，有以历代政术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本朝掌故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天下郡国利病为教者乎，无有也。”“是故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西学不兴，其一二浅末之新法，犹能任洋员以举之，中学不兴，宁能尽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长属，而概用洋员，以承其之乏也?此则可流涕者也。”②
与前此务求“西学”的历史走向已不相同，康、梁在确立新学之基时已有力避单纯“西化”的寓意了。所谓“新武未习，而故迹已沦，我三十年来，学西法之成效，已可睹”③!对于当时兴西学的趋势，梁之所以“此余所以情情而悲也”,原因在于重西文西学而失其所当重，故梁启超针对性地提出“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④。康、梁维新之核心是革中学之旧而为新，并非易中学以为西学，其旨趣意境之侧重显在中学方面。“兴学校，养人才”,被梁启超视为“强中国”的“第一义”,因“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然而在梁启超之倾心于新学创立的时代，洋务类学堂已存立经年了，但梁启超认为这类西式学堂却是“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结果“其上者仅充‘象鞋之事’,余则不过为洋行买办之类耳”⑤。
近代以来，无论新学的建构还是新思想的孕生，都不能脱逃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大势。但是，甲午之后力求从“本原”上变革社会的新学家们，在面对中学与西学汇聚、互渗、蜕变的时代性课题时，梁启超忧虑的恰是：“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①在建构新学的理路上，梁主张“务使中学与西学不分为二，学者可以相兼，而国家随时可收其用”②。这与时人所谓梁“主讲《春秋》改制，兼讲西学”的新学(指合中西为一)趋向是完全一致的。
“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③,这种将新学混同于西学，将中学统视为旧学之说，曾是“广学会”传教士的宗旨，然其时多行西学一词，与此后康、梁所倡行和20世纪之初风行的新学一语，已有隔世之别。梁启超将近代新学在语义和概念上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潮流发展的历史必然。早期所谓新学其实只是附着于西学的概念，是西学、夷学、洋学的同义语，并未形成社会性思潮性内容。它只是中国学术文化中向未出现过的一个外来之物的一种表达。戊戌之际康、梁着力于对旧学的摧毁性破坏并力图重构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学术文化时，才赋予新学以全新的内涵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