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一度成为从风而靡的社会时尚，是在庚子以后，然“新学”风潮之发端却在甲午战争后。时誉称之为“新学旗帜”并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于近代新学风潮的涌动功莫大焉，谢国桢在《梁任公先生遗事》中颇有赞辞：“其迈往之风，有非寻常人所可及者，盖有变风易俗之功，开创文化之力，自清末光绪之季，以迄晚近三四十年，大凡读书之人，无不被其教化，受其影响者，可谓伟已!”②在20世纪之初新旧学时代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当时学子既震于其文，又惊其所学”,适逢“时科举方改试策论时务，故应试者亦多借《新民丛报》为蓝本。其文字之势力，乃遍及于学堂之学生，科场之士子”③。梁所具有的社会影响确实无可比拟：

际此鄙廛恂陋举世昏睡之日，任公独奋然以力学经世为已任。

其涉览之广，衍于新故蜕变之交，殆欲吸收当时之新知识而集于一身，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①

虽然梁启超一直是近代新学之领军人物，“早抛旧业，肆力新知，浸以新学知名于世”,但在甲午之前，“外患未著,新政未萌，犹是科名时代，以梁之才思卓越，而以时代关系，固未能遽超乎举业之范围”②。故而，梁启超本人超越旧学而力谋新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近代新学从旧学蜕演、发端和形成的过程。

从梁氏学术经历的演变来看，其“一生之智力活动，盖可分为四时期”,但根本性转变则是在甲午至戊戌时期的“自其撇弃词章考据，就

学万木草堂”的“第一期”,即张荫麟所述“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③后人所论与梁启超《三十自述》所记完全一致：

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④

此后，梁始则与陈千秋“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①。并在时务学堂“以新学课士，耆老震惊。王先谦以书抵先兄致警告，而不为动”②。从此，梁启超以“春华烂漫”“夺人心魄”之“新学”,开始了终结旧学历史的新时代。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③民族国家危难之际，从学术或学风层面上寻求终极性原因，原本就是清代学术和思想的立足之基，也是脉系相连的经世学思潮一贯关注之所在。因此，在此破立相关的学术潮向转换之际，对于新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与对旧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几乎是难以分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新学就确立于对旧学的否定之中。那么,康、梁等新学之士倾力所摧毁的旧学又何所指?

在后来着眼于学术史清理的研究中，梁启超对清代旧学有一个全面总括，但事实上，康、梁所攻讦的旧学并非清学之全部，如《清代学术概论》所述：“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④

宋学也是新学家们不时抨击的内容，在学术历史流变过程中，尽管汉宋之争间或不绝如缕，却终未曾动摇“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⑤的基本局面。所以，梁启超径直将“汉学”一词替以“清学”。

梁启超与夏曾佑均自诩为新学中人，且梁自称学问受夏之影响颇多。1924年，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对于他们舍旧从新的历史转折有一段生动的追忆，从中可见二人当时所厌恶之“旧学”的基本指向：“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故有夏之虐旧学之诗：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①因此，晚清新学首先是在反叛乾嘉汉学(旧学)的前提下确立其根基的。

旧学之存在和影响固然有其学术上的源流和统绪，但其巨大的社会作用和对人才的制约却主要体现为科举制度。梁启超认为旧学之种种弊害皆以科举八股为渊薮。“盖师以是教，弟子以是习，不知帖括以外尚有所谓‘学’也。”②在梁启超看来，旧学之特征归于无用，然八股科举则更其为甚而归于无学。所以，在“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③的旧学制下，旧学的制度性基础即科举八股。“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④这是康、梁近代新学建构的历史起点。

在新旧之争已然成为历史之后，作为曾经披坚执锐破旧创新的梁启超，有过一番总结性回顾：“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⑤

透过这番慨然兴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新学家们“诋诃旧学”的用力所在。废科举兴学堂与弃旧学创新学，本是同一个历史任务的两个方面。